| 标题 | 广土清风自有源——读广安史志札记 |
| 正文 | 近段时间，抽空翻看了广安的几本老县志，选读了其中部分人物志。读罢之余，掩卷深思，感触良多，信手记下随笔若干。 一 历史上曾有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故事最早出自宋人《<要录>》一书，在这本书的卷155绍兴十六年八月乙巳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八月，乙巳，左朝散郎费枢知归州。枢，广都人，宣和初，徒步入京师，将至长安舍，旅馆主人妇美少新寡，夜就之。枢不可。问知，乃京师贩缯人女。因访其父，俾娶而更嫁之。人称其清。”这段记载若用今天的语言还原，应当是这样的：广安有一叫费枢的人，宋徽宗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因事去京城，在到达京城附近一个叫做燕脂坡的地方，天色已晚，寻客栈歇息。恰逢路边有一店，女店主见到费枢，嫣然含笑，殷勤招呼，安排好费枢歇息。夜半时分，费枢房门响起，开门一看，原是女店主。费枢问：“夜半三更有何事？”女店主说：“我父亲在京城经营丝绸生意。家住某街道。父亲让我嫁给这个旅店老板的儿子为妻。后丈夫亡故，因为贫穷无力归家，又不能忍受寡居之苦，所以今晚甘冒羞耻，欲委身于您。”费枢听后，温和地对女子说：“你的处境，我都明白了，但我不能做非礼之事。这次进京城，我一定去拜访你父亲，让他派人来接你回家，请你不要怨恨我。”一番话语让女店主十分羞愧，低头转身退去。次日一早，费枢进到京城，找到到其父所开丝绸店，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并把其女现在情形详细告知。店主听后大为感动，连连流泪致谢。后把女儿接回家，为之改嫁，让她重新过上平静幸福的生活。费枢也因此被人们称为有德之人。 对于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费枢究竟是否为广安人，我存异议。故事中的广都其实应为今天成都的双流县，但很多人都把他当作了广安。不过在我看来，广安也好，双流也好，费枢是何处人氏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所要告诉我们的道理。作为颇有才气的费枢，在女店主主动投怀送抱之时表现出来的冷静与淡定，这才是应为我们所看重的。在这个费枢身上，我们真正地看到了什么叫做“思无邪”。孔子在《论语》中说，“动之不以礼，未善也。”他在这里强调了人的行为必须符合社会道德规范。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不能符合规范，就不能称之为善。而费枢之所以被人们所记住，所推崇，就在于他守住了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在诱惑面前做到了思无邪，因而成为一位道德模范。其经历到了后来，还被人们加工演绎，成为行善获报的经典故事。 在广安，和费枢类似的历史人物并非少见，今广安区的花桥镇，当年就曾出过一位官员黎錞。黎錞，字希声，宋庆历癸未（1043）中进士，熙宁八年（1075）知眉州（今眉山），是苏轼父亲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的好朋友，黎錞后来官至朝议大夫。《广安州新志》中有这样一段关于黎錞的记载：说他生性质木，行动迟缓，刘贡父戏之为“黎檬子”。黎不知“檬子”系一树名，不以为意。一天，与朋友骑马过集市，遇见一卖檬子树的人，才猛然醒悟，并为自己的“迂”而捧腹大笑，笑得差点从马上跌下来。这事一时被传为趣闻。清《广安州新志?拾遗志》有文记其事。说黎錞年轻时苦读经书，夜阑人静仍吟诵不止，以致如痴如呆。乡人中有多事者欲试其心志。于一夜里邀一女子到黎錞书斋前，娇声滴滴地呼唤其名。埋头于经书中的黎錞任其呼唤依旧手不释卷，目不斜视。据说他还口占一绝云：“十里楼台五里亭，忽闻花里唤黎錞。状元本是天生成，故遣嫦娥报姓名。”见其痴迷如此，好事者真正感受到了黎錞的思无邪以至极端，遂判定其为书痴。只好悻悻然摇头离去。故事颇具幽默感，有无加工润色难以断定，但笔者相信所写事情还是很真。 黎錞之迂，我将其纳入思无邪的范围。正因其“思无邪”，所以他任眉州太守期间，做到了“仁明而不苛秩”，深得民众爱戴，口碑极佳。当其在位三年将满，眉州百姓上书朝廷，苦苦相留，遂继任三年。宋代大词人苏轼在其《远景楼记》中，称赞黎錞 “简而文，刚而仁明，正而不阿，久而民益信之”。又在《寄黎眉州》一诗中，表达自己“且待渊明赋归去，共将诗酒趁流年”的愿望。足见黎錞所享有的声望。 二 《新修武胜县志》中有一《曹鸿儒传》。曹鸿儒，定远古城北关外人，定远即今武胜。此人虽非进士出身，却学识渊博，通经史，精数学，著述颇丰，有《经史》、《算术细草》、《新疆地理志》、《乐耕堂随笔》等流传于世。此人早年曾作陕西安康县令，对百姓谦冲自牧，亲民爱民，平易近人。在去安康上任前，他“先微服往按县境风俗，知差役刁悍。视事初，于大堂悬一钲，民有讼，许鸣钲，即坐堂听。距城十二里有千工堤，百年前以千工筑之，故名。引汉江水可灌万余亩田，淤塞既久。同城兴安府知府童兆蓉，以实授五年，治堤不就。鸿儒至，度高下形势，募绅款建筑。日乘一骡往督工，或躬负畚以身先。众益奋，乡里有事争端，辄就江滨绿树下判决之。期年而堤成，民大悦。颂声腾野。”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曹鸿儒担任县令处理政务秉承了一个公字。也即我们今天所常讲的“公开、公正、公平”。他审理讼案，不徇私舞弊，不受贿枉法，清白为官，清廉临民，因而才颇留佳绩，深得百姓拥戴。读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大家都很熟悉的真静书岩，作为一个武胜人，当年曹鸿儒是否去过那里参观？因为在我看来，他是很能理解“公生明”三字之真谛，且在自己为官期间做到了非常认真的践行。他的这种廉明公正，或许正是受到书岩的教化影响。 写广安官吏，我们不能不提到一位人们都熟知的人物，那就是邓小平的先祖邓时敏。这位乾隆年间的大理寺正卿，人们尊称其为“大廷尉”，也是一位公正的官吏。《广安州新志》这样记载其主持大理寺期间的作为：“时敏温恭恬退，无矜容躁气，遇事凝然，不可干以私。在尉廷最久。每秋谳，苦心平反，有所得必争，争不得必奏，刚果正持，不肯曲为迁就。同列皆畏敬之。尝分校顺天乡试，所拔皆知名士，如袁简斋枚、阿广庭桂，其尤著者。”大理寺正卿，官职不可谓不高，掌生杀大权。然而在位高权重之际能否保证公平持正却是对一个官吏基本素质的考验。邓时敏能“刚果正持，不肯曲为迁就”，即使在今天也是不敢绝对保证能够做到，而邓时敏却做到了，这就是他令人敬佩之处。而邓时敏还是一位孝敬之人，担任大理寺正卿时，他“奏请归养，奉母以寿终”，其德品之高尚可见一斑。或许有人会说，你今天的这个分析是否受当今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威望之影响，其实对此大可不必在意，因为时敏所处时代在先，他的这些作为均可见诸于史书。 《岳池县志》记载过一位叫冯驯的官吏，岳池人冯驯在“(明朝)正德年间中进士，授户部主事。会乾清宫灾，疏弭变七事，言甚恳切。出守兴化（今江苏省），除害民吏役素号‘二虎’、‘三彪’者，政治肃然。民谣云：‘冯太守，来何迟，书吏瘠，百姓肥。’铨部（主管选拔官吏的部门。）考最（政绩考列上等），榜天下第一。官至江西布政使司。”当年他在兴化做太守时，新都状元杨慎还曾为其赠送行诗。 此类官员在广安籍的官员中可谓多也，试再举几例。岳池有一叫何棻的官员。1801年（嘉庆辛酉年）中进士，后担任山西省绛州河津县知县。1809年丁艰，后服阙补高阳县知县。1818年调署盐山县。1819年派永定河，工竣授怀安兼署西宁、宛平等处。“所任地方，剔奸除弊，弭盗安良，士民爱戴，方之召杜。”以召杜之称，谓誉何棻，来源于一个典故，说的是西汉召信臣和东汉杜诗，他们都曾为南阳太守，且皆有善政，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故南阳人为之语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之后便用“召父杜母”来颂扬二人为百姓心中的“父母官”。由此可见何棻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 岳池县的陈金绶，字若印。由行伍出身，荐升提督直隶通省等处地方军务，节制各镇。凡屯军疆场，必身亲戎行，奋勇当先，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深明师克在和之旨，故所部将校皆急公好义，师出必克。兵靖后提督军门，常愧少壮未多读书，因朝夕潜心史鉴，浏览群书，晚年竟成儒将。当夫人早逝时，年甫四十余，誓不再娶，终公之世，未尝近一女色，其介节尤可想见。 明代邻水也曾出过一个叫杨纯的官宦，系“成化壬辰进士，任过监察御史。巡按贵州，断决如流。任满，百姓乞留一年，上许之。民谣云：‘邻水杨，但愿年年巡贵阳，贪污畏法，军民安康。’”后来杨纯升陕西副使。离开之日，民苗遮道，百姓们都自发赶来欢送他，可谓依依不舍。 在广安《黎氏族谱》一书中有这样一个记载：在广安晓钟乡黎家堰，有一位叫黎晏的人，家境贫寒，靠族人和亲友资助而苦读，后得以中进士，并放官河南省西华县为县令。时河南连年大旱，寸草不生，庄稼颗粒无收，饿殍遍野，惨不忍睹。此情此景让身为父母官的黎晏寝食难安，果断作出开仓赈灾决定，以救灾民于水火。数以万计的灾民得救了，黎晏却被人诬告而吞金自杀。西华县百姓因感其活命之恩，用上等绸缎制作了一件长袍，长袍上密密麻麻地签满了西华县百姓的姓名，名“万民衣”，不辞万里之遥，将其遗体送回广安晓钟乡安葬，并立高大石碑以志纪念。为表彰黎晏为国分忧，亲民爱民之善举，朝廷赐令在晓钟乡黎家堰黎氏宗祠大门左侧驿道旁立六方碑一座，凡过往行人“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万民衣”的故事也家喻户晓。此后，黎氏家族的男儿结婚，都要穿 “万民衣”拜堂。 三 廉吏值得钦佩，直吏也应敬仰。在广安籍的官吏中，除了勤政为民的廉洁之吏，还有不少为官清正，耿直不阿，敢忤龙颜的名宦。这其中王德完应为典型。 王德完（1554-1621），字子醇，号希泉，广安县观塘乡人（今属前锋镇）。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6）中进士，后任翰林院庶吉士、兵科给事中等职，其间常上疏奏议谈治国之见。半年上数十疏，均为军国大事，多被采纳。日本侵略朝鲜期间，王德完奏议减免朝鲜贡品，以增强朝鲜抵抗日本的经济能力，被神宗拒绝，未予采纳。不久，德完称病回乡。 万历二十八年（1600），朝廷起用王德完到工科任职，他又上了一道《拯陈国计匮乏疏》，疏中写道：“近岁宁夏用兵费银百八十余万（两），朝鲜之役七百八十余万（两），播州（今贵州遵义）之役二百余万（两），今皇长子及诸王子丹封冠婚至九百三十四万（两），而袍服之费得二百七十余万（两），冗费如此，国何以之？”并提出六条除弊兴国建议。宋神宗亦不纳。其后朝廷内言传神宗疏皇后宠妃子，疏太子亲妃之子，群臣均不敢言。王德完上《恭请笃中宫疏》直请谏，触怒神宗，下诏将其打入死牢。百官仰慕王德完的直贤，急疏论救。神宗才改以廷杖一百，并将其革职还乡。革职还乡后的王德完，以著书为业，并先后在广安、渠县等地办学。 万历四十八年（1620），宋神宗病重，病中的他忽又想起了王德完，感慨其为国忠心，办事刚直，予以再度起用，任命其为太常少卿。宋光宗即位后，又升擢王德完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后又调任户部右侍郎。此刻的宋朝边关屡遭外族侵犯，宫中主战与主和的两派斗争激烈。德完慷慨陈述，谏五件事作为国家大计，立三项政策维护治安，深得大臣尊重。熹宗天启元年（1621），王德完病逝，噩耗传出，群臣百姓莫不为之叹息。王德完一生奏议数十通，内容涉及弹劾权贵、揭露舞弊、加强边关、修建仓储、兴办学校、减少贡品贡金、拯救灾民等等。念他一生勤劳，朝廷赠封其为户部尚书，赐珍贵文饰祭品，赐葬于今华蓥市明月镇石篆山西南。《明史?王德完传》称其“一生清廉，刚正不阿，声震天下”。 王德完的刚直不阿令人佩服，而他所具有的勇气是古今的官吏中都很难见到的。面对皇上，面对强权，敢于犯颜，海瑞是楷模，王德完也算一个。而这个王德完就出在广安，堪称广安人的骄傲。 无独有偶，除王德完之外，在广安还有一位值得一说的直吏，这就是田大益。 田大益，武胜人，字博真，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6年）丙戌科进士。田大益早年在县城（今武胜中心镇）之天印山南的九洞里，与张一鲲、田大年、张登仕等人一起苦读，后多人中进士。他亦授钟祥知县、兵科给事中。为官期间，多书奏折，批评时弊。语言尖锐，堪称直言，此处录几则可见其忧国忧民之心： “陛下受命日久，骄泰乘之，布列豺狼，殄灭善类，民无所措，靡不蓄怨含愤，觊一旦有事。愿陛下惕然警觉，敬天地，严祖宗，毋轻臣工，毋戕民命，毋任阉人，毋纵群小，毋务暴刻，毋甘怠荒，急改败辙，遵治规用，保祖宗无疆之业。” “夫众心不可伤也。今天下上自簪缨，下至耕夫贩妇，茹苦含辛、搤諲侧目、而无所控诉者，盖已久矣。一旦土崩势成，家为仇，人为敌，众心齐倡，而海内因以大溃。此所谓怨极必乱也。” “驱率狼虎，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灾地坼，山崩川竭”，这些语言将神宗皇帝比成一个禽兽大头目，率领一群小禽兽手下到处荼毒百姓，祸害天下。 在田大益的奏章里，最刺激的语言莫过于下面这段话：“陛下专志财利，自私藏外，绝不措意。中外群工，因而泄泄。君臣上下，曾无一念及民。……臣观十余年来，乱政亟行，不可枚举，……陛下中岁以来，所以掩聪明之质，而甘蹈贪愚暴乱之行者，止为家计耳。不知家之盈者国必丧。如夏桀陨于瑶台，商纣焚于宝玉，幽、厉启戎于荣夷，桓、灵绝统于私鬻，德宗召难于琼林，道君兆祸于花石。覆辙相仍，昭然可鉴。陛下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 阅读这些奏章词句，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当年田大益的鲠直不畏。因为他的“性骨鲠，守官无他营”，所以尽管“数进危言，卒获免祸。”而能免祸，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盖时帝倦勤，上章者虽千万言，大率屏置勿阅故也”，想来他比王德完还真幸运多了。而且这位敢于大骂皇帝的田大益，还因做官资历长，论资排辈地升任了太常少卿，最后安然卒于任上。 四 从前述史料所载内容看，在广安籍的官吏中，有不少人是值得我们怀念的，虽然其所处时代于今已有不同，但是传统道德中的清明为官思想与廉洁自律观念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很好地体现，尽管时代久远，但其事迹读后依然令我们肃然起敬。或许有人会说，这些人都是封建时代的官吏，他们所维护的制度是封建制度，不值得今天效法。对此我不敢苟同。我不否认时代局限会给人带来局限，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开明君主、仁人志士对一个国家秩序的维护也是有一定的、甚至是很严格的道德要求的，其标准几乎不会比我们差到哪里，因为这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存亡。《晋书?袁宏传》中有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为下者必以私路期荣；御全者不以信诚率众，执方者必以权谋自显。”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作为身居高位之人如果没有一种大公无私的态度去处理事物，其下属必然就会以权谋私。统御全局的人不是以诚信为人表率，负责某方面的人就必然会通过玩弄权术来达到显露自己的目的。正因如此，古人才有“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之说。所以“政在去私，私不能去，则公道亡。”研究广安本土出生的古代官吏，我们发现他们不仅十分崇尚中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优良道德传统，在文化上也可谓饱学之士，有着丰富的学识。比如前面讲到的曹鸿儒，对自然科学非常了解，十分精通，他后来到新疆任职，还写出了一本关于新疆的地理专著，实在令人钦佩不已。这就如当年李世民所说的：为人大须学问。 又如邓时敏，官居大廷尉，能名垂青史，与其所处环境熏陶密不可分。文字虽长，读之有益。《广安州志》（咸丰版）曾收录有一篇墓志铭，其中就谈及邓时敏所接受的家庭教育情况：“廷尉弟兄六人，尤严读书，外不令与外事，竟日扄（:1扄shǎng2扄 (jiong)释义:1.扄shǎng,门上环钮。2扄 (jiong) 户耳,古同“扃”。）斋（关在书房），头不奉命不敢出动。止必端语，言必谨织，毫之失即加呵责，虽宾朋介侧相劝慰，不少贷。居间常语廷尉等曰：‘余一生苦学修行，清夜自省，颇无咎心处。今仅以明经老命也。我家世传忠孝，积德行仁，曩者祸近海滨，羊舌之宗，几殄也。幸先泽未斩，一线绵延，以有今日。常闻天之报施善人，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孙。汝曹勉之’言毕泪涔涔下。廷尉等谨志之，益刻自淬，尝肄业家。塾公督责备勤，讲贯省察不子夜不休。”正是这种教育为邓时敏的成才和后来清廉从政打下了坚实的根基。邓时敏一生性直憨，不与流俗伍，终日俨然，未尝戏言苟笑。见者咸敬惮之。乡闾亲故有失即面斥之，其人之喜愠不计也。与人交，恭而信，淡而久，苟非其义，一介不取，亦一介不与。平居自叙。”邓时敏曾经说过：“天地之性，人为贵者，以其有此，直气也。易曰敬以直内，孔子曰人之生也直，又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孟子曰浩然之气至大至刚，直养无害。圣贤与直之一字详哉！言之盖人生无此直气，则或阿谀模棱，或机械变诈，在乡为乡愿，在国为奸慝，出处无一而可。余一生无他遇人，所自信者，此耳。故其处世宁方勿圆，多与当事忤而卒。不为所挠，历穷通得失，素位而行，其清操百折不能回也。”由此可见，邓时敏的公正勤廉与他的教育环境生长环境密切相关。 历史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有险滩的曲折艰难，也有一泻千里的酣畅淋漓，既有泛起的沉渣污秽，更有美丽的浪花朵朵，奔腾的河流总是不断在荡涤污秽，自我净化。就这个意义而言，任何社会、时代也有相似之处，都会有相应的规范约束，这是主要的。所以古人在很多问题上的见解并不比我们今人所看问题浅薄，传统道德的精髓依然是教人学善，培养人的高尚道德情操。正因如此，在封建时代也会有很多的清官，就如我们所熟悉。为人所拥护、歌颂的的包拯、海瑞一样。前面所谈到的广安籍官吏也如此。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治理，绝非从今天我们所说的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出现后才开始的，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在这一方面早就有了丰富的实践和理论。这些实践和理论已经成为今天我们能够共享，利用、借鉴的的宝贵精神财富。正因如此，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官吏所处的时代不同就一概拒而不受，那样真可谓荒谬到了极点。恰恰相反，我们应当将这些财富充分地收集起来，加以研究，使之成为我们今天学习借鉴的资料。而不能一味以所谓阶级性、时代性、个人好恶来作出偏颇的褒贬。由此可见，古代有无廉洁官员，这已经是不需要再讨论的问题了。这里不妨再摘一段《广安州新志》的《名宦志》中的记载：“刘自珍，同治九年春任广安（州府），锐意求治，公正廉明，议移文昌宫于学宫后旧地，勤恤民隐，四境称善。未期年，病瘵卒（于任上）。因贫故，家小难归。其时，州人思之，为之置田数处，眷口寓安居城，岁收租税衣食之”。读罢这则故事，心中不禁感慨，作为湖北光化人的刘自珍，可谓真正的两袖清风，为官一任，竟然穷到自己去世后，家人居然无盘缠回到湖北老家，实在令人唏嘘不已。这样的官员还不清廉吗？其实，已经不需要谁来回答这个问题了，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从他去世后广安人对其家眷的帮助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位清官在人们心中的地位，知道了广安百姓对这位为百姓做过好事的父母官是何等重情重义。面对这样的清官廉吏和敬佩清官廉吏的人们，我们只有深深的感动。 五 在广安的史志中，有一重要的摩崖石刻记载，即前面我们所提到的武胜县真静乡书岩村燕子岩西的“真静书岩”。真静书岩又名燕子岩摩崖石刻，此处距武胜县城约20公里，在这处东、西、南三面的悬崖石壁上，分布着长约210余米，高3至6米的大大小小摩崖石刻。镌有唐至清代的篆、隶、楷、行、草书和造像21幅，另有一处洞穴遗址。整个书岩刻有文字600余个，面积约76平方米。书岩内容多为游记、题记和诗作等。真静书岩历时虽千余年，其石刻至今保存仍相对完好，展示了从唐至清代期间我国书法和石刻艺术的水平。众多石刻中有关清廉、为善的内容不少，反映出当年刻石者对修身养德的重视与教化。 在面积6平方米的一号龛内，刻有隶书 “进德、修业、惩忿、窒欲”八个大字，每字径约80厘米，苍劲有力，圆润流畅，十分醒目。这八个字均出自《周易》一书。“进德修业”四字最早见于《周易?乾》：“君子进德修业。”意为“君子应提高道德修养，扩大功业建树 ”，意在勉励人们进步；而 “惩忿窒欲”则出自《周易》的《损》篇：“损，君子以惩忿窒欲。”意即克制愤怒，杜塞情欲。 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们对于忿怒与贪欲似乎习以为常，甚至认为理所当然，如谈及“惩忿窒欲”，多为人所不解。看来刻石者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通过石刻来宣传教化民众，以正世风。 书岩的16号龛，面积2.25平方米的石壁上用隶书刻有宋朝大丞相温国文正公司马光的手迹：“思无邪，公生明”，字径35×50厘米，为李元庚于南宋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所刻。碑文并不陌生。“思无邪”三字语出《论语》第二章《为政》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为：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的精神，可以说是，“所思所想没有邪念”。“公生明”则语出荀子《不苟》篇：“公生明，偏生暗”。意为“公正使你明察，偏私使你愚闇”，曾有人称这六字为“万世之导引”。 这让我想到在《清碑?官箴》中，就有：“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 宋太祖赵匡胤提倡廉洁，曾对五代十国蜀主孟昶的《戒石箴》删繁就简，摘出四句十六字颁行于天下，即“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著名书法家黄庭坚亲书这十六字，勒石成碑，题为《戒石铭》，而这石碑背面就特意刻上了“公生明”三字。以示官吏，要其知晓“公生明，廉生威”乃最基本的为官之道，必须清廉从政，躬身事民。古人将“公生明，思无邪”勒石为碑，其目的就在于教化民众，更是警示官员。 在这片书岩上，还刻有“忠孝慈爱”，“竹鹤”，“福寿康宁”等内容，这些石刻虽然时间有先有后，但是如果仔细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它们都与前面的"进德、修业、惩忿、窒欲"、"思无邪，公生明"等内容有着必然的内在逻辑，实际上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关系。 阳春时节的广安大地，蓝天白云，阳光明媚。极目远望，新绿吐翠，生机蓬勃。眼前的景色让我思考起了一个问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广安这块有着清廉传统的土地上，如何才能将这传统继承下去，十分重要。预防腐败需要广泛地改善土壤条件，历史的经验也是优化这种土壤的重要举措之一，回顾历史，让廉洁成为我们这个社会广泛的价值认同和共同的价值遵循，培育崇廉尚洁、风清气正的氛围，让廉洁渗透到我们社会的每一个细胞，延伸到每一处神经末梢，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成为社会发展的科学理念，意义重大。 “广土筑廉，安辑为民”，这是今天的广安随处可见的一条标语。它让我感到了一种欣慰，有了一种信心。广土清风自有源，拂动心扉万家欢。清廉，是历史赐予广安的一笔宝贵财富，是广安长治久安、和谐幸福的重要条件。珍惜历史馈赠给我们的这笔财富吧，让清风之源永不枯竭，廉洁之情永驻心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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