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我为啥要写《乡党》（2） |
| 正文 | 我在农村长到二十岁出来当兵，我们那个村子比较大，有八个生产小队，三千多口人。我坐在电脑桌前写博客的时候，这些人纷纷拥挤到我的眼前，争先恐后向我诉说。惶恐之中我说：“你们这些人乱乱哄哄，总得有个秩序吧？总得分个轻重缓急吧？谁经历的事情最奇特、最有趣、最有代表性，我就先写谁。” 到现在我都不认为当时那一种状况是幻觉，也算不上超自然现象。因为自从我对这些人说完这番话后，眼前那一伙乡亲，自动在我面前排队，老人优先，女人优先，逝者优先。 排在最前面的，是一个面容姣好的年轻女人，她说她排在最前面的理由，刚生下来没有奶吃，她妈妈吃了猫肉煮苜蓿汤才下了奶。她结婚的时候老公穷得叮当响，摆不起酒席，把她用自行车驮着漫无目的地跑，跑到天黑也没地方去，就在一块苜蓿地里度过了新婚之夜。这个女人不停地诉说，我的手指在键盘上不停地敲打，短篇小说《苜蓿花》就是这样写成的。 隔三见五、接二连三,眼前这些人物挨个向我叙述。眼前这个高个子女人拖着一头浓密的秀发，脸蛋是黄的，眼圈是红的，嘴唇却是紫色的。她得了白血病，瞒着老公和娃娃，漫山遍野挖一种叫做“打碗花”的植物给自己治病，同时没完没了给老公和娃娃做鞋子，鞋底子上都绣着红红的打碗花。她就是坐在一堆新鞋子中间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这个女人是我们村子唯一一个戴过手铐的农妇。为了彩礼，她父亲把她男人逼得当了盗窃犯，她通过踢咬公安人员的方法实现了和老公“一同坐监牢”的誓言。她平时说话细声慢语，嗓音婉转。在囚车上，她唱歌一般的声音安慰老公说：“咱俩都是头一回上县城，你绑绳子，我戴铐子，谁也不欠谁的了。” 这个中年男人是个丹青高手，“文革”期间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在白灰墙上画彩色领袖画像。由于大队干部命令他“不许让画像褪色，否则以反革命论处。”他本身就有严重的肺结核病，无钱医治，就这样硬拖着。当所谓“不脱色”的领袖画像终于完成了的时候，他却在领袖画像前走完了自己光彩而又悲惨的人生道路。 这对夫妇都是裁缝，以做寿衣见长。“破四旧”破到了他们家。夫妇俩穷其所有，穷尽技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为自己做成了寿衣。他们穿戴整齐，相拥服毒自尽。他们把秘不传人的手艺带到了另一个世界，也把愤怒和抗争带到了无边的黑暗之中。 这是一个“站起来没有半人高”的重度残疾人，生前受尽人们的讥讽嘲笑。为了实现“躺着和人一般长的”的愿望，他自己安排七八个后生，死后生拉硬扯也要“平躺着”。结果，骨头茬子刺穿了他的胸骨，血水湿透了他的寿衣，他却“一脸幸福”地走向他的天国。 这个人其实并不傻，只是因为长相奇丑而被人们当做“瓜瓜”。他有名有姓，只不过从来都没有人叫过他的名号。他隆冬夜里的给别人家挑水摔了一跤，又没人发现，就这样连人带水冻成了冰坨子。他临死之前，拼着最后的力气在大地上完成了自己的“杰作”—磨破手指头书写的自己的名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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