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殇●以史为镜-优美散文随笔范文赏析-四季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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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殇●以史为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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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人大涉及原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案件回答记者：“改革到了弓箭的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文革的历史悲剧可能还会重演。”

“以史为镜知兴衰”，历史是一面镜子，不想开历史的倒车，而常常不喜欢跟下一代人讲文革的事情，下一代人不大知道文革的前因后果，这也是没有尽到历史的责任，温家宝具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他的前瞻性是从历史责任感联系起来的，而且这种说法非常悲壮。那场文化大革命过去半个多世纪，关于那场十年浩劫，年轻人已经非常遥远和陌生，时常有人问及文化大革命，没有亲身经历那场革命的人，很难以用历史辩证法评说那段历史真相。极“左”和极“右”思潮，都会给中国社会带来灭顶之灾。肯定一切，抑或否定一切，都是极端思潮。

毛泽东鉴于前苏联与中国外交关系破裂以后，针对前苏联共产党干部腐败搞特权，官员腐败变质，改变了共产党人的宗旨和信仰，是修正主义，为了防修反修，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反封建文化开始，在意识形态掀起一场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故称文化大革命。继而又错误估计党内有一条自上而下修正主义路线，从而造成地方政府瘫痪、工厂停产、学校停课。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成为文革的导火索。

文革中心爆发在产业工人集中的上海市，造反派主体是产业工人和大中院校学生。1967年1月5日，张春桥、姚文元从北京到上海伙同王洪文等策划夺权。他们相继夺了《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的权，并策划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建立了由他们控制的“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发表《告上海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权。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给上海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夺权之风从此刮遍全国，更加剧了全国混乱的局面。

“一月风暴”很快波及全国。《我的一张大字报》开始，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从而结束了十年极“左”思潮，史学家称之为十年文化大革命。那是一个单纯理想主义信念狂热时代。

有幸目睹那场混乱的时代，记忆中，父母是很清廉奉公普通干部，从不以权谋私，母亲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在担任中心镇镇长时得罪了不少人，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很快被当做资产阶级当权派楸出来。有一次，母亲被造反派戴高帽游行批斗，酷暑高温季节跪在广场水泥地上突然昏死过去，从此落下病根，后来又送到农村改造，因为母亲身体不好，还陪过母亲到农村去挖水库，栖身在老乡家，在灶中用大瓷缸蒸饭吃，那艰苦生活至今记忆犹新。文化大革命后，母亲经常莫名其妙发脾气，以后就以养病为由很少上班，没有到年龄就提前病退，在幼小心灵烙下深深伤痕。

建国初期党员干部绝大数是清廉奉公，我看过父亲笔记本扉页写到：狠斗私字一闪念。贪污腐化只是极少数干部。记得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项主要的运动，就是发动群众写大字报检举贪污腐败，当时北京最有名西单民主墙，每天大字报铺天盖地。在那个时代，当干部最多就是开后门买些稀有食品，过时过节收点礼品，用权力解决子女亲友工作，鲜有干部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以及权权交易，当时干部主要来源大中专毕业生和军队转业干部，很多农村出生子女能到行政事业单位工作，就是因为社会政策相对比较公平透明，而这批干部现在大多数身居要职，也是当今腐败高发人群。

读书时候经常跟县委年轻干部在一起打蓝球，有一位县委常委也喜欢打蓝球，县委干部背地里叫他“汤司令。”隐喻是开后门的“司令。”他分管工业和商业的常委，在商品贫乏年代，是个肥缺，可以买到紧俏商品，不少干部群众写大字报，后来被免职了。汤司令免职后也经常打篮球，有一次打蓝球闲聊时，他语出惊人：“群众举报开后门搞特权，等他们当了权，他们同样也会搞特权。”

文革结束后，这位“汤司令”官复原职到提拨到市里高就。少年时代懵懂理解这些话的意思，读书累积丰富历史知识后，才弄懂这些话真正的含义，那就是失去监督的权力，就会产生腐败。法制和民主不健全，腐败就很难根除。时至今日，回顾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动乱，也是老百姓痛恨官僚主义情绪大爆发，表现出单纯理想主义渲染，几乎所有省市县党政一把手遭到冲击，还有文化教育领域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文化大革命恣意扩大了打击面，形成林彪和江青四人帮极“左”路线两大政治集团，晚年的毛泽东也意识到自己错误，却已经很难控制“左”的思潮泛滥，国民经济萧条，毛泽东开始重用邓小平等老干部，致力恢复经济生产，补救极“左”思潮给国民经济带来危害。

有一位教过我现代文学安文江老师，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曾经担任上海大学生组织红造司总司令（红卫兵造反简称），他和当时工人造反队总司令王洪文平起平座。安老师上课时候经常讲起上海文革造反轶事。安老师调到广东佛山大学后，陆续写了一些文革小说和报道文学发表在报刊，我也都找来拜读。他曾经讲叙学生造反队与工人造反队为了争权火并，当时上海市委书记张春桥支持了王洪文，所以他就倒霉，张春娇要是支持了他，王洪文位置就是他的。

安文江老师没有取代王洪文，因祸得福，人生有失就有得，潜心做学问，倒成就为一名学者。安老师也为自己苦难遭遇愤愤不平，大学毕业后发配到山西煤矿挖煤，十年文革结束后又遭到清算，发配到江西萍乡煤矿，后来凭着才华当一名大学教授，远离政治斗争中心。安老师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当初那些话一直记忆犹新深深嵌在脑海里。

“文革是单纯理想主义者信念，作为一名大学生有什么错，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仿佛一天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结果被政治斗争所利用，同样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人生有比高官厚禄更重要的财富，那就是精神财富，不管人生大起大落，人总要为这个社会创造一笔精神财富。安老师做到了，这种精神一直勉励我，不管人生遭遇多少坎坷艰难，追求美好人生信念不能丢失。写这篇文章到百度查找安文江老师照片，意外得知老师已经仙逝，心中好一阵伤感。有些人经常照面，心仿佛隔山隔水；有些人虽然失联，心心相通，永远珍惜在记忆深处，那是一种人格的魅力。

毛泽东在“文革”中曾说过，他一生主要做了二件事：一件事是进行了国内革命战争，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另一件事就是“搞文化大革命”。这后一件事要比前一件事更为重要。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历经磨难、出生入死。然而，他却把文化大革命当作要比这样一场“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的伟大的“中国革命”。作为一个以共产主义理想为目标革命家，把“搞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摆到了至高的地位，不能不让人深思。

中国历来的古训“创业难，守业更难。”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主要危险和现实危机。苏联解体，世界共产主义发源地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苏联共产党失去执政党地位。中国共产党同样具有忧患意识，腐败不根除，就有可能亡党亡国，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毛泽东当初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初衷和动机是美好的，只是历史局限性，没有建立在法制与民主框架之中，最终导致失控。

评价那场文化大革命功过是非，必须跳出个人在“文革”中所受各种遭遇的“圈子”，不能从个人恩怨的角度出发来评价“文革”。必须有一个共产党人的立场，全面地、历史地、辩证地认真研究、分析产生“文革”的国际政治背景和国内深刻原因，公正地、客观地、理性地、实事求是的对“文革”进行评价。只有在这样“共识”的基础上，才能排除干扰，拨开迷雾，还“文革”一个客观的历史真面目。

文化大革命以及发生在89春夏之交极“右”的“政治风波”学潮，掀起一场反腐风暴。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历史教训，振聋发聩，当全盘否定文革“左”倾思潮之时，也要防止改革开放后“右”倾思潮泛滥，让腐败之风泛滥成灾，封建官本位特权思想肆虐横行，文化大革命悲剧就有可能重演。极“左”或者极“右”意识形态，都会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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