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有感于巴金的“说真话”》 |
正文 | 在巴金的《说真话》这本著作中,有五篇说真话的文章。他说:“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的活下去。”他这几篇文章是在1980年后写的。我认为他这话恰好是假话,为什么呢?他能活到那个时候,至少在之前不是讲了真话,要吗他说了些假话,要吗他保持了沉默(我没有查他1980年前20几年的文章)。 1957年巴金说真话了吗?“大跃进”巴金说真话了吗?农民在集体生产的那么多年里都吃不饱,他说真话了吗?他在“文革”中进了两年“五七干校”,肯定不敢说真话。我们虽然不能求全责备已作古的人,但以他的知名度,在人民最困难的时期该不该出来为人民(特别是最底层的农民)说真话?下面选几段1957年右派讲的话(源于网络): 钱伟长:“党内党外有鸿沟。” 林希翎:“根本问题在于改造不合理的制度。三害的根源,在于上层建筑(指政治制度)在某些地方和公有制根本不相容,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和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如庞大的官僚机构等。据说镇反时南京一夜逮捕了两千人,第二天社会紧张。肃反扩大了,杀了七十七万人。我们要求政府实行人道。” 叶笃义:“党委退出学校。国家机关有了党派组织,多了一层身份就多了一层关系,也就多了一层产生矛盾的机会。我主张在学校,机关和企业中,不宜强调党派关系,不宜强调发挥包括中共在内的党派组织作用。” 罗隆基语录:“要说政治,我的座右铭是:只问行政,不管主义。有了好的行政,无论在哪重政体下,人民总可以得到幸福,反之,如果没有很好的行政,无论在何种政体下,人民都会遭殃。” 我不评判这些话的对错,但这些人是说了自己的内心话,是讲的真话。站在自己一个人的立场讲的真话不一定是对的,但是听得见真话的社会才是好社会。 现在就比“文革”时期好多了,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如果我们的高层次人物、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能够时时讲真话,我们的社会一定会健康发展。 2017年3月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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