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鸡舌与马牌 |
| 正文 | 作为权力的衍生物，官员腐败由来已久，历朝历代，屡惩不止，即便是到了今天，反腐倡廉的形势仍不容乐观。2011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就曾指出：“当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此言可谓一针见血，振聋发聩。那么，腐败的根源究竟在哪里？还是先从下面的两个事例说起吧。 一个是李绅的“鸡舌”。说起中唐诗人李绅，很多人可能不太熟悉。但他的两首《悯农》诗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一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其二云：“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其同情农民疾苦、揭露社会不公的人文主义精神跃然纸上，历来广受称道。李绅写这两首诗的时候，还是初入仕途，可叹的是，后来竟“渐次豪奢”。一餐的耗费多达几百贯，甚至上千贯，并且极爱吃鸡舌，每餐一盘，要耗费活鸡三百多只，院后宰杀的鸡更是堆积如山。与他同一时代的韩愈、贾岛、刘禹锡、李贺等人，无不对其嗤之以鼻。 无独有偶，明末大旅行家徐霞客的“马牌”也很值得一提。我们知道，当时的朝廷本就缺乏科学考察意识，而且困于两线作战，加之徐霞客非官非吏，又无贵族身份，是不可能获得政府资助的。所以徐霞客前期的旅费还是要自己买单的，但当他从地方官员手中弄到“马牌”后，立刻就有了无偿索取招待、役使沿途村民的特权。从他在《徐霞客游记·粤西游日记三》中的实话实说来看，他出行动辄要用八人、十人大轿抬。有时轿夫不够，竟然抓来妇女、儿童、老人甚至残疾人充用。以至于沿途有些村民一见到徐霞客就赶紧逃走。有次徐霞客抓住了一个年长的逃跑者，把他捆绑起来，被绑者的老伴哀求说，她会去催请轿夫，只请把他老伴放了。但此时徐霞客发现他带着的两只鸡不见了，就是不放人。后来两位村民给了他两只鸡，他才肯放人。陆其国先生于2007年8月6日在《解放日报》发表的《徐霞客的“污点”》一文，可为佐证。试想，徐霞客先生还哪里有什么大家风范，简直是流氓习气、恶霸作风。 从李绅和徐霞客前后的巨大反差来看，人性的确是极叵测的东西，似乎很多人的骨子里都潜藏着腐恶意识、特权因子，一旦尝到权力的甜头，受到特权的诱惑，往往会把持不住，而权力监督体制的缺失，显然起到了关键的纵容、助推作用。史书上说得很明白，李绅的腐败有个过程，叫做“渐次豪奢”。既然没人监督或者监督形同虚设，于是便越来越胆大，以至于连原本一心搞科学考察的徐霞客，也在权力与人性的碰撞中留下了斑斑劣迹。 这两则事例告诉我们，权力一旦失去监督，天使也会变成魔鬼。权力监督体制的不健全或者形同虚设，是腐败最重要的根源。因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官员们要坚守清廉，只能依靠个人品质。而我们根本无法保证所有官员都是心系苍生、高风亮节的君子。只有君子才不搞腐败，正是体制的悲哀。而且官场各种利益链条错综交织，即便目前是君子，谁又敢保证将来不会变节腐败？ 一句话，缺乏有效监督体制的权力，根本无法确保在阳光下运行。更严重的是，这大大降低了腐败的代价，反过来又默认、纵容了腐败。前些年每每见惩处贪官，往往是对其个人品质、道德操守大加批判，极少有人剖析在客观上纵容其腐败的体制。从李绅的“渐次豪奢”来看，我相信每个官员的腐败都有一个过程，如果他（她）迈出第一步时，我们的体制即给其重重一棒，后果还会如此严重么？ 古人云：“治乱世用重典”，治腐败难道不需用重典么？近些年，当问题官员就地免职、异地升迁的丑剧一次次考验公众的智商时，当群众到地方党政部门办正常手续都需要请客送礼托关系时，当贪污受贿、公款吃喝、任人唯亲、效能低下成为官场顽疾时，当某些权力监督者也攫取灰色利益时，当情同鱼水的干群关系最终演变成势同水火的官民矛盾时，其危害重于“鸡舌”、“马牌”又何止千万倍！官员们还能只抱怨群众易怒而不从自身找问题么？甚至某些官员道德优越感十足地批判当今社会风气败坏时，是否想过当前的官风如何呢？有人说：“群众易怒出自对官员腐败的痛恶，社会风气败坏始自官场风气败坏！”这话未免失之尖刻、偏颇，但仔细想来，似乎又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记得二十年前，国务院前副总理耿彪曾掷地有声地问某地官员：“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犯了事，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某些“公仆”们仔细想想，不觉得有愧么？不应有所警悟么？ 温家宝总理说：“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国之命在民心，建立健全一套完整、广泛、严厉、有效的权力监督体制，的确已到了刻不容缓之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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