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农村八年 |
| 正文 | 我是文化大革命那年、只有八个月大的时候去的湖南农村，目的：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外公家，在湖南省新邵县洪溪乡明星大队，但至今，还没出现过一个县、市级以上的明星。大队不大，有百十号人口，房屋全部依山建筑，高低不同，但错落有致，风景也算不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山上有的是杉树和毛竹；而山下是一条石头子铺成的简易公路，并排能过两辆解放牌大卡车；山当间，有一条铁路，是为了给山里边驻扎部队运输物资的专用线路，平时很少有火车经过，山上还有一座铁路桥，三十多米长，桥的不远处，有一个山洞，洞有六、七十米远，洞的那边是一所中学，叫坪上中学。 我外公姓刘，村子里便都跟着姓，几十年来，没有外来人口。因为那桥、因为那山，更因为大队里的人家都姓刘，人们都管那地方叫“峡山桥刘家”。至于明星大队的称呼，是官名，是大号，很少有人去叫，只是在平时写信留地址才用得上。 外公的房子，盖在土坡偏上一点的地方，土坡下，是一眼渔塘，渔塘的四周住着我大外婆一大家子人，算上四外公、五外公、六外公应该有三十多口。外公的房子大大小小有十多间，中间照例是堂屋，堂屋里常年供着祖宗牌位，逢年过节的时候必须跪拜；左首边住着的是三舅，他家有两个男孩，两个女孩；右首边住着我大舅一家五口；右边靠里的三间屋，一直由外公、外婆住，后来小舅结婚时，便把靠外边的两间分给了他，外公在最里面，一间不到十平方的小屋，三间房是直通的，出入比较方便。刚开始的时候小舅家，生了一个姑娘，一家三口，不觉得怎么挤，过了二年，又添了位丫头，就有点伸不开手脚了，但在农村，历来认为男孩子才是主要劳动生产力，没过一年，又生了一胎，谢天谢地，这回赶上小子，计划生育的事才算告一段落；住家的右侧，还盖有牲口住的地方和四间毛房。 外公的房子是二层结构，楼上一般储藏粮食和杂物，有时也用来安排客人住宿，堂屋的楼板上，始终存放着两口棺材，据说那是外公外婆准备防老用的，棺材漆成黑色，别说晚上看着害怕，就是大白天，也令人毛骨悚然；二舅家盖在左上角的地方，跟三外公、满外公（最小的）住在一起，也有二楼，因为没有吓唬人的东西，爸妈每次过年回来，我们一般都愿意住到二舅家的阁楼上去。 之所以愿意选择二舅家的阁楼，还有深层次的原因。 农村过年，家家户户置办了许多的年货，光猪下水就得多预备几付，专门用来招待远方回来的稀客，我爸妈因为每年才回来一次，也就成了佳宾，不仅白天好吃好喝，而且晚上还能有夜宵特殊招待，他们吃夜宵的时间，一般都是下半夜，孩子们因为疯玩了一天，哪能熬过大人，只能早早上床睡觉；但没有不透风的墙，时间长了，我哥俩摸索出规律，便在阁楼上硬等，楼下米酒的香味窜上楼时，我哥俩才蹑手蹑脚下去，杀他们一个回马枪。于是，二舅妈乐嘿嘿地去碗柜里拿来两双筷子，两只饭碗，倒上酒，我哥俩吃的跟外公比，不会少只有多。 过年的时候，小孩子直接参与最多的，还是做糍粑，糍粑的制法是：先得把上等的糯米反复淘洗干净，放在清水里浸泡数小时后，捞起晾干，再将它放在木制的饭甑里用猛火蒸熟透，跟平时的糯米饭差不多，把蒸熟的糯米饭倒进石臼里，男人用木杵反复舂捣使之成羹状，女人则守在石臼旁边，沾些清水，负责把糯米团及时翻动， 打糍粑这道工序，一般由壮汉来完成。三个男人，每人手里拿一根碗口粗的木棒，围着石臼轮开了舂捣，纯粹的力气活，偷不得一点懒，必须乘热，有时间限制，糯米凉了的话，会生硬，这就要求壮汉中间不能歇气，哼哟、嗨哟，哼哟、嗨哟，有节奏地喊着口号，围绕着石臼，边走边捣，直至糯米打成糕状，不沾手，才算完成第一道工序。舂捣的时候，必须一气呵成，三个男人当中有累了的，自然有打替班的，小孩子是不能在跟前碍手碍脚。 接下来，便是把糕状的糯米团揪下来成一小块，沾点糯米粉，把它摁进圆形的木制模板中，压平了，因为模板刻了各种花纹，这样压出来的糍粑，倒过来后，图案并不相同，有的时候，压之前，外婆还要特意放上一小条棕树枝，有什么意义不是太清楚。而有的，外婆却要在中间点上一个小红点，这个我明白，应该代表喜庆。 糍粑，是当时小孩子最钟情的东西之一，有点类似于朝鲜族的年糕，不过吃法却相差许多。糍粑可以放煤炉子上烤，两面不停地翻动，成焦黄，这时候，你会发现糍粑的肚子会迅速膨胀起来，拿下来，在糍粑的上方，用筷子挖个大口子，放进去些白糖，再把开着的口子，捏好后，放在火炉上再烤一会，让白糖在里面完全溶化，乘热时，尽管有些烫，你也会爱不释手。吃这种糍粑，大人有点担心的是小孩子不注意，会烫坏了后背；糍粑还可以用油煎着吃，出锅时，洒点白糖，味道也不错；还有的人家是把糍粑掰开了，煮着吃，一定要记得放糯米酒，这样煮出来的糍粑还有股米酒的芳香。 农村的糍粑，自家吃的并不多，主要是用来送人。我爸妈每次回乡下，总是要背回来三、四百块圆圆的糍粑，这些糍粑都是村子里的人送来的，一家不用多，十块、二十块的；还有腊肉、腊鱼、腊鸡、腊肠子，另外还有几十斤自家做的绿豆粉条。 过完年了，天气转睛，农民闲不住，清理牛栏、猪圈，栽红薯就成了首要任务。 村子里的牛棚，是几家合盖的。一栋牛棚，一般存放六、七头水牛，牛草则是单独存放在自家仓房，牛草大多就是干稻草，扛上两捆，只够一头牛一顿吃的。牛吃草时，草把要事先扯散了，牛会伸出舌头将草一把、一把地先捲了进去，再细嚼慢咽。牛吃饱后，还会哞哞地要水喝，牛喝水的架势，有些吓人，一木盆水二分钟内就能彻底喝完，你能真正见证到：什么才叫牛饮；猪圈一般就在自家住宅附近。清理牛栏、猪圈的时候，你必须用带齿的筢子，才能把湿漉漉的稻草扒出来，那是沤好了的农家肥料，热气中有一股刺鼻的味儿，还好，不是特别难闻；再跳进地窖里，将头年的红薯找出来，要挑已经发芽，个头大，没有烂心子的那种，连同肥料一起担进山里，挖好坑，把红薯埋进去，松松周边的土层，再敷盖上沤好了的稻草，如果勤快的话，还可以去自家的粪缸里舀些粪便，泼上些尿，那是最好不过了的。施肥也有严格的时间规定，必须赶早，不能太阳正午时浇，要不然，会把作物活活烧死。 一切布置妥当，等过了几个月，你就能去地里挖红薯吃，挖红薯时，只要不连红薯秧藤一起挖，是不会有人生气骂娘的，红薯熟吃时，要挑那种红皮、黄瓤的，埋到火炉灰里焙，用不上半小时，就可以开吃，黄瓤的红薯比那种白瓤的要面、要甜；而生吃时，则要选白瓤的，白瓤的比黄瓤的要来得脆，去水边将上面的泥巴洗干净，用自己的大板牙将红薯皮，一圈圈地咬掉，那时候的小孩子在一起，不用水果刀削皮，更没有城里人讲究，“不干不净，吃了才没病。” 湖南农村，三、四月间，莺飞草长，油菜花开，无论田头田尾，无论房前房后，坡上坡下，首先映入你眼帘的一定是黄澄澄的，好一大片，油菜花到处盛开着，即便是走在田埂，你也会不经意间发现十棵、八棵。江南多春雨，和风细雨中，近看那雨丝，是打着斜的，而远处的雨儿却似冒着轻烟，稍稍透着一点凉意；天气好的时节，花团锦簇中不时有嗡嗡鸣叫的小蜜蜂和翩翩起舞的花蝴蝶，在开心地玩耍；间或，还会在不远处，钻出一、二只田鼠，警觉地嚼食着油菜籽之类的东西。 那时候，农村砌房屋用的砖，大多数是在田里取些黄土，用固定的模具压制而成，可能不经过砖窑烧，不同于实心的红砖，比红砖大四倍左右，个头跟现在的空心砖差不多，只不过也是实心的。每块砖上，往往夹带着不少稻草，有许多窟窿眼，砖与砖之间残留一些缝隙。我二舅、三舅家朝阳的土墙上，总会有三三两两的蜜蜂去那些个洞洞里歇脚，这正是我们捉蜜蜂的好时候。 捉蜜蜂，肯定是一项益智游戏。找一个小药瓶，把里面不多的药倒出来（药粒用纸包好，交给大人，不至于挨骂），瓶子洗干净，控干水，将瓶口冲着墙上小洞，选择洞口很关键，洞口不能太大，瓶口稍微打斜，伸进去一根稻草杆，轻轻地往里面塞，三捅、二捅，蜜蜂禁不住撩，便会慢慢的往洞口处面爬，注意了，加十倍的小心，你就会收获一只屁股肥肥的蜜蜂，运气好的话，一下午，这样丰乳肥臀的小家伙，你会抓上十二、三只。 捉蜜蜂，不是来养，而是拿来吸蜜糖汁的，掐去头部，从它硕大无比的尾部能挤出些糖水来，猛吸一口，你能甜到骨子里，一般来说，一只蜂屁股顶多吸三次，吸多了，捞不出太多的“油水”。好在，你手里还有十来只哩。 我二舅年轻时，在地质大队工作，是一名资深电工，他家有一个由二十四节干电池串起来的电池盒，每到夏天，他便会带着我去溪流里捕鱼。捕鱼的工具，是他自己琢磨做的：用一只大一点尼龙网兜子，在上面开口处穿上根粗铁丝，再把它绑缚到一根二、三米长的竹竿上，用一根电源线将铁丝圈与电池盒相连，在右手够到着的地方装上一只开关，通电自如。别小看这么一个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玩意，却是一个捕鱼的好帮手。 早上六、七点钟出发，二舅指挥我背着鱼篓，一起沿着溪流，往上游走二十多里路，才挽起裤腿，下到溪流中，往回走，向往已久的捕鱼生活就这样真正的开始了。山中溪流不是很急，清澈见底，鹅卵石还有各种瓦砾并不扎脚，但十分滑溜，不小心，很容易摔倒，没等抓鱼，就溅一身水。一、二寸长的小鱼、小虾米在鹅卵石和水草间藏猫猫；还有螃蟹在逆水中总是急急忙忙地赶路，走道也没正形，横竖不分；最多见的还是泥鳅，精怪得很，不等你靠近，便早已逃之夭夭，钻到石缝里，你得试着将石头轻轻搬掉，才有可能找到几尾，可不等石头完全翻过来，石头表面上原来所附带的一层泥沙就会散落下来，原本清水，瞬间被搅浑，泥鳅借着机会也就跑得无影无踪。 溪流两岸的草坡上，还会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花，黄黄的，白白的，却只有瓶盖那么大。这些花花草草，男孩子是不会去理会的，抓鱼才是要紧。 二舅慢条斯理，将长竹竿伸进水中，左探探，右探探，被电击了的小鱼、小虾、小泥鳅还有不可一世的小螃蟹，全部翻上了白眼，再用网兜顺手一焯，就大功告成。我性子急，一看到翻白的鱼儿就不顾三七二十一，冲上去，完全忘了那网兜上带电这码事。一天下来，六、七个小时，鱼篓里差不多能装满，但被电击也实在不少，总是不长记性，好在那电只有三十六伏，没有生命危险。二舅的捕鱼工具并不是万能的，如果水深一点，碰上大一号的鲷子鱼、黄鳝也无可奈何。 生活在农村，放牛、割猪草是家长便饭。我虽然是从城市里来的，没人给我布置任务，下指标。我因为还没有到上学的年纪，去不了学堂，小朋友又一个个出去干农活，我一个人在家没意思，便吵嚷着，也要跟小伙伴们去放牛，主要是投好玩，捎带割点猪草回来，外婆在我出门前总是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别跑丢了。放牛的地点，一般都选择在对面山坡和小溪流附近，从来不走远，外婆在堂屋外面能够随时望见，中午吃饭的时候，外婆在堂屋门口，冲着对面，大声喊我的乳名，我跑跑颠颠就能回来，每次回来，顺道去那口井台边把手上的泥巴搓干净。 井水清凉，能喝，从不生病；井底下，隐隐约约还能看到一分、二分的钢崩；井台边，总是有一帮堂客（其实，都沾点亲，带点故，只是亲戚、旧戚太多，介绍完了，我也记不住）在洗衣服、洗菜，洗衣服时，用一根木槌，梆梆地槌个不停，有说有笑，不耽误干活；洗的菜，一般都是胡萝卜叶、大白菜；偶尔男人给自家的水缸担水，也去井边，说闲话的少。 我扯回来的猪草，不是太多，为了充数，有时候，干脆把田里的小麦也捎带些。洗猪草，是不能直接扔进井里面的，一般都是大人先帮我从井里打一桶水上来，倒在一个专用石槽里，让我自己在石槽里胡乱搅和，石槽的另一端有一布塞，洗完了，把布塞拔出来，将水放掉，再堵上，喊年轻的堂客帮忙再打桶水，直到疯够了，才回家。当然，身上的草籽，我自己都能简单地拍打干净，但有些带刺的苍耳子，沾到衣服的皱褶里，只好麻烦外婆和舅妈了。 井台边，是全村发布重要新闻的聚散之地，谁家来客人了，谁家小媳妇怀孕了，大事小情都是从这里“广播”出去的。 七月份，是农村最热的时候，知了，在一种叫苦揦子的树上，“知了、知了”地叫个不停，越是中午午休的时候，它越是叫得欢实。七月也是一年里最忙碌的日子，赶上“双抢”。所谓“双抢”就是要在立秋之前完成抢收早稻、抢插晚稻的所有农活，前后只有十天左右。赤脚踩在滚烫的泥水田里，一边挥舞着镰刀，将成熟的早稻，在齐根处割断，一边还要防止水蛭爬上脚脖子，水蛭俗名蚂蟥，嗜吸人畜血液，它的蝮部有吸盘，吸附力特强。用手怎么拽是拽不下来的，只有用手照它的身子猛拍，水蛭才会缩紧身子，团成一团，滚到一边，在看它所吸处，肯定留下一个小红点，讨厌的玩意儿不知什么时候，不请自来；大人们手捧着稻把，脚踩着笨重的打稻机，将稻草上的谷粒全部打到打稻机里；散放的稻草还得有人一梱梱用稻草捆起来，码好垛；零散的稻穗在田间地头，到处都是，捡稻穗自然成了我们小孩子的活；稻谷收割完毕，就得马上用大田犁耙把地平整好，接下来就开始插晚稻秧，其中最好玩的莫过于抛秧苗，抛秧苗完全是一项技术活，不仅要抛得准，插秧的人够得着，还要使抛出去的秧苗正立在水田里，根须冲下，要不影响秧苗的存活，甚至直接影响到产量。这种技术活是不可能交给我们小孩子来完成的；外婆在家烧水、做饭，喂鸡、喂猪，水烧开后，晾凉，一般由我给大人们送到田头；最辛苦的属舅妈，她们还要在每天忙完后，把大人、小孩的衣服拿去井台边洗。整个村子里，没有一个闲人。 每到双抢的季节，学校会放几天假，学生不能光读圣贤书，适当的劳动也要参加。 最闲暇的应该算外公，他没有地种，一生最大爱好就是钓鱼。外公曾告诉我钓鱼分时候，水清则无鱼，最好的季节是九月份，小溪流涨水的时候，山上的泥沙下来，往日清澈的溪流不见了，代替的是湍急的河流，特别下雨天，鱼儿最好上钩。每次钓鱼前，外公都公让我表哥们去挖蚯蚓，他自己准备好窝子，他常说：好窝钓好鱼。外公的钓鱼杆也是各式各样，所有的屋檐下，成梱的钓鱼杆，一打一打的，有长的、短的，有带转盘的，有不带转盘的，有钓鲫鱼的，也有钓鲤鱼的，反正是应有尽有，鱼钩分很多种，我记不住，也就懒得去管他，高兴的时候，戴上斗笠，披上蓑衣，扛根短一点的钓鱼杆，拎着装蚯蚓的盒子，挎上小马扎，屁颠屁颠地跟他去，到了下风处，有模有样地穿上蚯蚓，将线甩出去。但钓鱼是个苦差事，耐着性子，半天钓不上两条，不让人走动，还不能大声说话，说是怕惊跑了水底的鱼儿；两只眼睛也不能乱转，必须盯紧了鱼漂，有时鱼漂动了两下，满以为是鱼咬食上钩，提起鱼杆，却不曾看见鱼的身影；更可气的是，鱼食不知道什么时候让鱼偷吃没了，外公说那肯定是鲷子鱼，一点点将鱼食蚕食；只好把鱼杆收回来，重新装上蚯蚓，再钓。好不容易等到鱼儿上钩了，急急忙忙往回拽，却眼睁睁地看见鱼儿在空中划了一条美妙的弧线，脱钩而去，闹个白忙。 钓鱼，不好玩，我就去抓螃蟹。抓螃蟹，我在行，用一根小棍，上岸边找螃蟹居住的洞口，螃蟹的洞口，一般来说成扁平状，圆口的绝对不是，掌握了这一条，你就可以用棍子往下深挖，大约十公分处，你便可以发现一只螃蟹，正惊慌失措地往洞口里撤退，小心地把他抓出来，就地找一些叉树枝，用茅草引燃，烧螃蟹吃，也算是慰劳自己。 三舅家有一台老式的压面机，三舅常年领着两个表弟做手工面条，具体做面条的程序有哪些，我不是太清楚，我只记得他们家楼上楼下，满院子晒的全是面条，面条长长的，只需要晒两个太阳就好了。每批新面条下来，三舅总是要煮上一大锅，让坡上坡下的乡里乡亲，都来尝尝。特别是快过年的时候，放点新熬制的猪油或者加些老汤，条件好一点的人家，还可以放些黄花菜，那面条的味道老好了。三舅家的面条销路也好，十里八村的人比较认，面筋斗，斤两又够，三表弟有一股子蛮力，二百斤的担子，放在他肩上，跟挑棉花似的。他人又老实，从不跟大姑娘、小媳妇拌嘴，时间长了，走的村子也就多，媒婆子找上门来，牵线搭桥，弟媳妇也就顺理成章，在三表弟不到二十岁那年过了门。2008年，三表弟家的老大初中毕业，没能够子承父业，改行在武汉学厨师。 73年，妈妈因为胆囊炎，在岳阳做第二次大手术，我没能回城里读书，只能继续留在农村，读一年级，学堂离外公家没多远，是一栋木板楼，二层，下课的时候，二楼的学生下来，会把楼板踩得噔噔响。学校附近有一眼鱼塘，水不深，泥滩里有许多打碎了瓦片、碗底，成形的碗底，扣过来，在水塘边盛进去水，用来做砚台，磨墨，是最好不过的，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老师没有教过我们写铅笔，更没有见过钢笔，一上来便教我们用毛笔写小楷，写家庭作业时，也是用毛笔。每天放学，外婆都要把我一双小手，打上肥皂，好好洗洗，要不没法上桌吃饭。语文老师姓钟，教生字时，不用拼音，直接告诉我们念诵，咿咿呀呀上了一年，我便回了岳阳。 二十年后，我生活在东北，一个说普通话的地方，对拼音的要求极其严格，可惜，小时候基础没打好，到现在有好多字还是说不太准确，“牛”和“刘”，“拿”和“娜”，“湖南”与“呼兰”的语音、语调更是整不太明白，一口普通话，字正腔圆，自认为蛮好，哪怕掺带些东北地道的方言，在东北人耳朵里，还是能听出差别来。 农村八年，给我童年生活带来了欢乐，在那里，我没有上过幼儿园，没有去过学前班，但我学会了很多在城里学不到的东西，特别是那，浓郁的乡情，一直感动着我。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让我牵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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