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百色才子梁宗岱 |
| 正文 | 说起百色解放街，百色人大家都了解；说起百色大码头，百色人也都了解；说起百色大码头附近的太和化工社，就没有多少人清楚了。再谈到当年在这个弹丸之地中开张的梁全泰当铺，就更没有多少人明白了。那么，在梁全泰当铺，在梁全泰家里诞生的当年可以说是中国大名鼎鼎的百色才子梁宗岱，到底有多少百色人了解呢？ 一片赤心两地家书 翻看有关梁宗岱的书籍，大多数都说梁宗岱祖籍广东新会，既然祖籍广东新会，那么他自然就是广东人了。没有人去考究他的现籍，也很少谈及他的出生地在哪里？笔者经过调查了解，认为梁宗岱祖籍广东新会是准确的，没有疑问。但是，梁宗岱的现籍也就是他当年的家，他的出生地就在百色城现在的解放街，他的父亲就是梁全泰，梁全泰当铺就是他一家人多年经营的店铺。依靠这个店铺的收入，梁宗岱1917年考入广州培正中学，1923年又被保送入岭南大学文科，依靠梁全泰这个店铺的收入，1924年他才能踏上向往已久的法兰西土地去留学，因而结识了法国象征派诗歌大师保尔·瓦雷里，回国后即任北京大学法文系教授，时年方28岁。那是1931年9·18事变把他给招回来的，从此跻身于中国著名教授、学者行列。纵观梁宗岱的个人经历，他自己有近30年时间都在广西百色度过，这就说明他对百色是有感情的，百色有他的亲人有他的家，百色无疑是他的故乡。准确说来，梁宗岱无疑是正统的百色人。 在这澄碧河与福禄河环抱的洗涤衣服的地方，诞生了一个著名的教授，他的学术、他的奋斗目标就象这滔滔向前的右江水，奔流不息的江水代表了他一股炽热的愿望。而他的为人却是那么的朴素、那么的自然，春去夏来，人们常见梁先生身穿短袖开领汗衫、短裤衩，赤脚着凉鞋，雄纠纠地走进课堂，讲授他的法国文学。也见他不时出现在男女学生们组织的诗歌朗诵会上，听着女学生高唱他的译诗：“要摘最红最红的玫瑰……”其中之兴致勃勃，绝不让青年人。调皮的学生看他那股劲儿，戏称之曰“性细胞”，显然是源于弗洛依德的“里比多”，代表一种力量的说法。归真反璞，质朴自然，表现了梁宗岱个人的生活态度。到了晚年，秋末初冬的广州，已微露一丝凉意，他却仍然光膀子，短裤衩，手拿大葵扇，和来客谈古论今。北大温源宁教授说梁先生行路像车一般飞跑。有一次学校开会，会议前他临时到几十里外的村子去了。大家以为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赶上开会。结果他不但在会前按时赶到，还背回村民卖给他的一头奶羊，他的迅速和臂力立刻成了奇谈。 这需要一股充满激情、热爱生活的拼搏作风。因此他强调诗人的现实使命：“我以为中国今日的诗人，如要有重大的贡献，一方面要注重艺术底修养，一方面还要热热烈烈地生活，到民间去，到自然去，到爱人底怀里去，到你自己底灵魂里去，或者，如果你自己觉得有三头六臂，七手八脚，那么，就一齐去，随你底便！总要热热烈烈地活着。”体现了他对生活、对创作的一片赤心，而别人又是怎样评价他的呢？ “万一有人长期埋头于硬性的研究科目之中，忘了活着是什么滋味，他应该看看宗岱，便可有所领会。万一有人因为某种原因灰心失望，他应该看看宗岱那双眼中的火焰和宗岱那湿润的双唇的热情颤动，来唤醒他对‘五感’世界应有的兴趣；因为我整个一辈子也没见过宗岱那样的人，那么朝气蓬蓬，生气勃勃，对这个色、声、香、味、触的荣华世界那么充满了激情。”这是北京大学温源宁教授对梁先生的生活评价。 十六岁诗人二十八岁教授 梁宗岱小时候不仅顽皮好斗，且才思敏捷、聪明异常。6岁进百色厅立小学（即现百色市八一希望小学）读书。由于自幼读诗习文，他文思畅通，作文常给别人带来意外震撼和惊喜。一次，老师给他一篇作文打了125分。有同学不服：“100分已最高，为什么给梁宗岱125分？”老师说：“这篇作文，连我都写不出来，125分算高吗？”后来他父亲看见这孩子有志气有奔头，1917年秋就把他送到条件更好的学校――广州培正中学去读书。这时期的梁宗岱先后在广州《越华报》、《群报》等报刊上陆续发表诗作。1921年冬，他便被茅盾和郑振铎特邀参加全国“文学研究会”，随着诗作接踵问世，各界赞誉亦随之而来，年仅16岁的宗岱就被誉为“南国诗人”。广州各报馆的记者闻讯纷至沓来。有一次，一位记者来访，梁宗岱出门迎接，问记者找谁，记者见他小小个子，便信口答道：“找你父亲梁宗岱”。他懵了半天，接着才慢条斯理地说：“我父亲不是梁宗岱，我才是梁宗岱！”令那位记者惊诧不已。1924年秋天，已在国内文坛显露才华的青年诗人梁宗岱，听从老师的一席话“……真正有志于文学，就应该去欧洲文化中心——法国”的建议，在岭南大学读了一年之后，为追逐更高的人生与艺术境界，梁宗岱从香港乘船往欧洲，先后就学于瑞士日内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海德堡大学等多所著名学府。年青的梁宗岱以他聪慧的才智和不懈的努力，如饥似渴地大口吞噬着异域各方面的精神食粮。除去早已熟悉的英语外，他又学习了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等，并能够用它们来自由地表达思想。在那里，西方大诗人、学者、文学大师保尔·瓦雷里对他的精神、学识产生了深刻、长久的影响。梁宗岱向这位大师倾述了自己的困惑和疑虑，保尔·瓦雷里告诉他，求学要务求实学，看重博采；吸取西方文化，要从其精义入手，而不是也不必为虚名去钻某一门学科的牛角尖。这些深刻的见解给了梁宗岱许多启迪。于是，梁宗岱决定放弃攻取学位，潜心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著名学府听课，广泛吸取文化营养，在认真阅读的同时进行翻译和写作。梁宗岱将自己用法文或英文写的诗歌向一些著名杂志投寄。不久，著名的《欧罗巴》、《欧洲诗论》等杂志刊登了他的诗。除去自己写诗之外，梁宗岱还将自己喜爱的中国古代诗人的优秀之作译成法文或英文，献给热爱诗歌的法国人民。如中国大诗人陶渊明的诗和散文，译完之后，他将这些诗文寄给名师罗曼·罗兰。罗曼·罗兰阅读后立即给梁宗岱回信，对他寄来的作品表示极大的赞赏，并希望这些诗文交《欧罗巴》杂志发表。保尔·瓦雷里读到这批译作，也十分喜爱。他劝梁宗岱将这些诗印成单行本，并且答应为该诗选作序。虽然当时梁宗岱才二十三四岁，保尔·瓦雷里已五十多岁，欣赏与崇敬，使得双方成了忘年之交。在欧洲留学的后几年，梁宗岱以一个孜孜不倦的异国求知者，常常追随在瓦雷里左右，“瞻其风采，聆其清音。”瓦雷里常常向梁宗岱叙述自己少年时的文艺活动，或带着深情颤诵韩波、马拉美等大诗人的作品，甚至欣然告诉梁宗岱自己的诗作构想以及创作体会，并且蔼然鼓励梁宗岱在法国文坛上继续努力。这一切，使得梁宗岱对艺术前途增加了无穷的勇气和力量。1931年9月18日，这一天是我们中华民族不可忘怀的日子，也是全国上下抗战爆发的日子。作为一个民族精英的留学赤子，梁宗岱抛下学业，抛弃爱情，义无反顾地回国了。回到祖国后，他马上就任北京大学法文系教授，当时年方28岁！ 六个名校教授五个称呼绰号 梁宗岱先生是我国一位深受东西方文化浸润、陶冶的诗人、学者、教授、翻译家。由于诸多主客观原因，四十年学者、教授，他先后担任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广州外国语学院等著名大学任系主任、教授，可谓桃李满天下，躬耕到白发了。进入北京大学任教以后，一场婚姻悲剧却像冰雹一样向他袭来：中学还未毕业，祖母在家乡为他聘下了何姓女子、并将他骗回乡强迫草草成婚。婚后他一直抵制洞房，拒绝同居，誓死不承认这段婚事。梁宗岱情急之中想出了“善后措施”。他与何氏口头商定：解除二人婚姻，由他出资送何氏赴广州读护士学校，学成以后各人婚嫁自由，以为从此相安无事。何氏读完护校，已嫁人生了4个小孩。没想到10年以后，梁宗岱回国任教，何氏却打起敲诈的坏主意，到北京大学找到梁宗岱要求恢复“夫妻”关系。此事闹上法庭。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却亲上法庭为何氏作辩护，指责宗岱“不法弃妻”。一时间，此案轰动北京市，法官判梁宗岱败诉。宗岱不服，后经朋友斡旋答应赔偿。宗岱电求父亲从百色给何氏寄上2000银元，才办理了离婚手续。这一宗颇为“有趣”的离婚案件成为当时北京报纸争相报道的焦点。 由于这场婚姻悲剧，给了梁宗岱不小的打击，也由于这场婚姻悲剧，让他与胡适院长产生了隔阂，他辞去了北大教授的职务，同时也辞去了在清华大学兼任教授一职，1934年9月他转入天津南开大学，担任英文教授；这段时间是他与沉樱婚姻家庭最美满的日子，他的两个女孩思薇、思清就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1941年，他又转入上海复旦大学，担任外文系主任兼教授。不久，父亲在百色病故，他赶回老家奔丧，从此隐居百色，直到1956年9月再次踏上教坛，又进入广东中山大学任法语教授，1970年9月又并入广州外国语学院，四十年星转斗移，终于广州外国语学院永远地固定下来了。 而他的五个称呼绰号又是怎么来的呢？ 先说“翻天郎”绰号。学龄前的宗岱顽皮好斗，与人从不服输，故而有“翻天郎”的美称。他每次跟别人的孩子打架，总是得便宜占上风。所以，街坊邻里看见宗岱从远处奔跑而来，大人们就急忙地把自已的孩子喊进屋里，并吓唬说：“梁全泰的孙子来了，别乱跑！”这时的小宗岱浑身是劲，脑袋机灵，神气十足。有时还对那些躲在大人背后的小朋友吆喝：“梁全泰的太公来了，谁敢出来比试比试？”但这不意味着宗岱恃强凌弱、以大欺小，他只是喜欢打抱不平，看不惯那种欺软怕硬的拙劣行径而已。 再说“南国诗人”之美誉。少年时期的梁宗岱先后在广州《越华报》、《群报》等报刊上陆续发表诗作。随着诗作接踵问世，各界赞誉亦随之而来，他因此被茅盾和郑振铎特邀参加全国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年仅16岁的宗岱就被誉为“南国诗人”。 “著名诗歌翻译家”的名号戴在他头上，相信谁也不会感到意外。直到今天，人们走进各地书店，都还能看到他的诗文译本，如“梁宗岱著译精华”包括《梁宗岱选集》、《诗与真》、《诗与真续编》、《一切的峰顶》、《蒙田试笔》、《罗丹论》共6本，而他译的著作最得原作之韵味。对于梁宗岱的译文，瓦雷里先生这样评价：“正因为他是中国人，梁君必然地比一个欧洲人，一个法国人，甚至比一个法国的文学士更善于推测、摘发，企图去袭取和变为己有这些优美的方法，这些宝贵的滥用：把粗劣的文字化为美妙的演习的材料，而从中提取那太纯洁太悦人的物品，把一个字做成一块难得的宝石；把一句诗做成一个确定的结构，它的固有的完美包含着一个不朽的愉乐的永久事件。” 还有“著名学者”。梁宗岱的一生，是学习的一生，辩论的一生，是不断考究的一生。巴金先生那篇名为《繁星》的散文，记述了他和梁宗岱先生的交往。那时，梁先生也在日本横滨，他们一起从木下走到了逗子车站，在满天繁星之下，在宽阔安静的马路上，梁先生一路上起劲地谈贝多芬，谈尼采，谈悲剧与音乐，谈梦与醉。巴金先生写道：“我和他在许多观点上都站在反对的地位，见面时也常常抬杠。但是我们依旧是朋友，遇在一起时依旧要谈话。”在梁宗岱留法期间，中国的文人、艺术家，如刘海粟、朱光潜、傅雷、刘抗、陈人浩、张弦等先后踏足巴黎。他们在学习之余，有时会聚一起议论文学艺术，叙谈友情。梁宗岱虽不是画家，但对油画却颇有见地，常去美术馆参观画展，或去刘海粟住处欣赏油画。刘海粟有次作《玫瑰村》一画。完稿之后一直挂在墙上，自己颇为欣赏。恰巧傅雷和梁宗岱两人来访看画。傅雷说：“很好！在色块的处理上，构图上都接受了塞尚的影响。”梁宗岱说：“这画是海粟自己的东西，与塞尚无关，你看走了眼！”傅雷耿直，认定的事就坚持到底，而梁宗岱也不肯随声附和，谁也不服谁，越争越激烈，眼看要动手。旅馆老板不懂华语，不知道争吵的原因，慌忙打电话请来警察局长。警察局长赶到，一听经过，大笑而去。两位老友也都相视而笑。 难怪诗人杨建民称争辩是梁宗岱的“生活方式”。而北大教授温源宁写的《不算知己》中，则留有梁宗岱与人争辩时的生动描述：“宗岱喜好辩论。对于他，辩论简直是练武术，手、腿、头、眼、身一起参加。若一面走路一面辩论，他这种姿势尤为显著：跟上他的脚步，和跟上他的谈话速度一样不容易，辩论得越激烈，他走得越快。他尖声喊叫，他打手势，他踢腿。若在室内，也完全照样。辩论的题目呢，恐怕最难对付的就是朗弗罗和丁尼孙这两位诗人的功过如何。要是不跟宗岱谈，你就再也猜不着一个话题的爆炸性有多大。因此，跟他谈话，能叫你真正精疲力尽。说是谈话，时间长了就不是谈话了，总是打一场架才算完。” 罗念生先生也有文章回忆道：“1935年我和宗岱在北京第二次见面，两人曾就新诗的节奏问题进行过一场辩论，因各不相让竟打了起来，他把我按在地上，我又翻过身来压倒他，终使他动弹不得。”而梁宗岱任教于复旦大学时的一位学生，在回忆文章中也记录了他与一位中文系老教授为一个学术问题争论直至交手的场面：“两人从休息室一直打到院子当间，终于一齐滚进了一个水塘；两人水淋淋爬了起来，彼此相觑一下，又一齐放声大笑……这两位师长放浪形骸的潇洒风度，令一些讶然旁观的学生永远忘不了。” 由“著名学者”转向“制药者”。 梁宗岱教授是一位旷世奇人，天真，热情，刚烈，坚忍。他不但精于写作、翻译与讲课，更酷爱音乐、养花、冷水浴、登山、饮酒，尤喜像李时珍那样到野外采药，并能辨识出中草药不同的特点和药性。他熟悉多种野果和树木，曾说：“要是落到鲁滨逊的境地，我也能活下来成为鲁滨逊的。”正如他难以忍耐“从一而终”的婚姻一样，具有“浮士德性格”的梁本来就不会以一生而殉一业。梁家有制药施医的传统，百色老家又盛产药草。在百色乡居的日子里，梁宗岱翻山越岭采集原料，不计报酬地治病救人，对“活神农”的生涯甚感惬意。其时青霉素和磺胺剂刚刚问世，梁立意要发明出能与它们比美的中药。这似乎是个玩笑：除了因家庭影响而从小就有的兴趣外，他有什么条件和根据发明新药？但梁宗岱就是聪明，几年后真的配制了两种疗效颇大的中成药“草精油”和“绿素町”，1950年还创办“太和化工社”批量生产。 直到1956年到中山大学任教后，除了一些翻译，教授座上的梁宗岱竟没有一本论著问世，倒是地下室的炼药炉一直火焰熊熊。这是没有报酬的苦差使，配齐药方要跑好几个药店，炉边九个日夜的煎熬也很难耐，最忙时一个月要制三次。即使在他生命的晚年，环境已给他承诺了再振雄风的条件，他确也曾用两个月的时间重译了被毁的《浮士德》上卷，并计划重译蒙田、撰写自传，但用补发的工资建起来的药炉始终熊熊不熄。 四个妻子爱人三个离散子女 除了前面说到的何氏也算是梁宗岱的妻子外，在法国，他更是倾心爱恋着一位姑娘安娜，并给她起了一个中国姑娘的名字——白薇。9·18事变后，“祖国高于一切”这一观念深深扎根于他的脑海，因此，梁宗岱决心忍痛和安娜分手。宗岱回国前夕，安娜和她母亲正在西班牙游览。他饱含着难舍难分的心情写信给安娜，将自己的决定告诉她，并以此向她们母女告别。安娜接信后，十分惊讶、着急，立即回了一份电报，说她马上返回巴黎，要他千万等她回来再起程。可是，梁宗岱怕再见安娜，担心被安娜的音容笑貌、举止言谈深深吸引着无法脱身，便便毅然起程回国了。安娜赶到巴黎时，已是人去楼空。她独自伫立窗前，望着塞纳河的滔滔流水失声哭泣，追思着梁宗岱的身影，怨恨梁宗岱太无情无义了。但她哪里知道梁宗岱内心深处的痛苦。他久久割不断心头的那一缕情丝，安娜的形象常常浮现在他的脑海。后来，他和沉樱女士结婚，生的第一个女儿，就取名为“思薇”，可见他对那位法国“白薇”姑娘的一往情深。时隔7年，又是这位已经名声远播的教授掀起了一阵不小的“同居风波”。他在广西百色处理家务期间偶然看了一出粤剧，并对饰演女主角的花旦甘少苏一见倾心，遂不顾社会舆论压力，与名正言顺的妻子、女作家沉樱分手，跟甘少苏结合在一起。沉樱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成长起来的中国新文学早期的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她本名陈樱，笔名沉樱。他们俩人的结合应当说是相互爱慕对方才华的结果。这时节，他们已经养育了两个女儿。在名义上，沉樱仍是梁夫人，但甘少苏却是其事实上的妻子。沉樱从此自己承担了养育三个子女的重任，1976年，宗岱的大女儿思薇偕丈夫齐锡生教授一度从美国回来探望父亲。当年离开大陆时，女儿思清八岁，思薇已十二岁。那时思薇已经是很懂事的孩子了。她还记得当时父亲很喜欢她，很疼她，她对父亲是有感情的。她只是看不惯父亲那种“爱吹牛”的性格。此次见面，父女俩没有单独详谈的机会，因为甘少苏始终在场。 宗岱晚年有机会重见两个女儿，其内心的快慰是可想而知的，平时极少谈家事的宗岱，此时主动向同事提及自己的女儿，有时还向他人出示见面时合照的照片。但宗岱也有遗憾：没能再见自己的儿子思明。父子最后分别时，思明还很小，对父亲不可能有很深的印象。宗岱曾经向思薇透露，很想出去见见她弟弟。思薇回答，要看看弟弟愿意不愿意。后来思薇征求弟弟的意见，得到的答复是：他那样对待母亲，我不想见他。 宗岱另一个遗憾，恐怕就是无缘再见为他生下二女一男的沉樱了。其实，他们本来是可以有机会见面的。1982年4月间，沉樱只身从纽约飞中国，先到上海，再到山东，复至北京，重会阔别三十多年的亲友。在上海，受到巴金、赵清阁等作家友人的热情款待。到济南，见到她的表弟，作协山东分会副主席田仲济。在北京，会见中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还见了朱光潜、卞之林、罗念生等老朋友。当然，她也见了她与第一个丈夫所生的女儿马伦。然而，她这次归程，却没有广州这一站。那里的宗岱等候着她；而她本人也早有意和宗岱一见。然而，沉樱最后归来终于没有再见宗岱，不是因为沉樱心中对宗岱犹存怨恨，而是甘少苏尚在宗岱身旁之故。 三次“死亡”之邀六次升迁之机 从自由思想到科学精神、从内在修养到身体锻炼，梁宗岱是现代中国少有的企求全面发展的人。文友们传诵他行走如飞、臂力过人的故事，学生们则把他当体育老师。“人生岂局促？与子且浩歌。浩然一曲冲破，地网与天罗。＂这是他前半生的春风得意之作。 然而，“地网天罗”就是专为任性率真的人而设的。解放初期，已是百色富商的梁宗岱却未意识到“资产阶级”是要被消灭的对象，仍然口无遮拦，多嘴多舌地向地方主要领导提意见，直到这位领导向他要药治疗“风流病”时，梁才明白过来：“这是阎王票！”1951年9月，那位领导以“通匪济匪”等一大堆罪名将梁送进大狱。诗人李又然在京闻讯后反映给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胡发电要求把梁送中央处理，当地却置之不理，进而准备对梁进行“公审”判决。只是因为其他领导的反对，梁才保住了性命。1953年5月，梁在狱中又写信给毛泽东，一个月后才重见天日。而港澳及海外这时曾一度盛传他已屈死狱中，“生前”好友甚至为他举行了悼念活动。这是他第一次“死”的经历；第二次“死”，是在“文革”初期；1966年，粱宗岱被揪斗、挨打，文稿、相册、书信、名人字画被毁被烧，于是香港第二次风传梁宗岱不在人世。梁是“名人”，但从未把“大人物”放在心上。四十年代拒绝过蒋介石的四次招揽，许诺给以“立法委员”、中将军衔、月薪500元大洋的诱惑，前后三次召见都被他婉言拒绝了，第四次即1944年的秋天，梁宗岱刚刚完成培训班一个学期授课任务后，正赶上蒋介石物色“智囊团”人选，他看中了在知识界有影响的粱宗岱，就派人持他的亲笔信来召见梁宗岱。由徐道麟坐蒋介石的轿车来到重庆北碚，要亲自接他去见蒋介石。徐是梁宗岱留欧时的同学，又是蒋介石的亲信。他来之前先打电话通知复旦大学校长章益，梁宗岱知道这一次走脱不了，只得出面周旋。他见到徐道麟后便说：“老同学，我刚下课，肚子饿得直叫，我们先上馆子吃一顿再说。”于是他拉上章益校长一同去饭馆。在餐桌上，梁宗岱不断劝酒痛饮，最后装出一副醉态，摇摇晃晃地对徐道麟说：“今天不能去拜见蒋总裁了，改天再去吧。在北碚兜兜风，就送我们回学校好不好？”就这样，终于巧妙地躲过了这一次“召见”。跟着避回百色隐居下来。在百色又坚拒了广西军阀黄旭初的高官委任，甘愿与教育家雷沛鸿联手在百色合办西江学院，以收容广西因战乱失学的青年学生。再后来，广西省主席张云逸也邀请他到南宁工作，这都被他婉言拒绝了。 八十年拼搏智斗一声天鹅绝响 从1903年7月14日诞辰到1983年11月6日辞世八十年人生当中，梁宗岱有6年多时间在中学、大学读书，有7年左右时间在欧洲留学；有近40年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广州外国语学院等著名大学任系主任、教授，有27年时间在广西百色度过，他接触、结交了中国乃至世界的著名诗人、学者，他培养出来的学生可谓成千上万，可他又是那么的谦虚，那么的大方，他是那么的自信，又是那么的执著。他的个人成就之一《宗岱的世界》丛书共六卷本，分为“诗文”、“译诗”、“译文”、“生平”和“评说”，其中“生平”一卷向世人介绍了这位文人才子多姿多彩又多灾多难的一生，书中他与夫人、才女沉樱的恩怨离合让人感慨唏嘘。 据同事戴镏龄说，梁先生在弥留之际，“不作呻吟，而是发出雷鸣般的巨吼，震动整座楼房。这位才人临死依然变成豪迈粗犷异常。他不怕死，但在死前竟留下一堆未完成的工作，他不得不用连续的巨吼代替天鹅绝命的长鸣，以发泄他的无限悲愤”。梁宗岱逝世后，巴金先生很快由上海送去花圈吊唁，其中一幅挽联：“毕生至亲，既丧逝者行自念；好诗良药，长留德泽在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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