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天堂里的至亲，你们和好了吗？ |
| 正文 | 对于大姐，我的印象并不深。只能从零星的记忆中搜索到父亲经常从集镇上给我带回好吃的东西时，大姐却只能偷偷地躲在一边露出羡慕的眼神。到八岁那年，我才从爷爷、奶奶的口中得知，大姐生于1968年，在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叫小东。 1974年，大姐因为照看三岁的二哥没有留神，导致二哥落入大队的粪坑里溺死。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作为家里独生儿子的父亲自然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了大姐身上。二哥的离去使得大姐在一夜之间似乎成了这个家里多余的人，不论大姐做什么事，不论大姐做得对与错，换来的都是父亲的冷眼，有时甚至是重重的巴掌。 记得有一次，父亲和母亲在地里干活儿，直到傍晚，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这时，大姐已经为父母端上了晚饭。可父亲刚夹起一口菜后，就冲大姐发起脾气来：“菜咋炒这么咸？你说你能干个啥？”说着，父亲把筷子啪地往桌子上一放，开始数落起大姐来。大姐像做错事的孩子，呆呆地站在桌旁，一个劲儿地掉泪。其实，像这样挨骂受训的日子，大姐早已学会了逆来顺受。此时，她除了流泪，还能怎样呢？那天晚上，大姐没有吃饭，枕头湿了一半。 后来，又有了二姐。直到1978年，我的出世才让这个家多了一些欢笑。然而，大姐的命运却没有因为我的到来得到一丝改变。父母从来不让大姐接近我，至于享受和我在这个家庭里同样的优待，那就更不用说了。即使这样，大姐仍苦苦支撑着，努力救赎着自己当年所犯下的过错。 在大姐十六岁那年，初中毕业的她本来可以就读市里在当时算来比较好的护士学校，可当奶奶好不容易说服父亲时，倔强的大姐却流着泪水撕毁了手中那张完全可以改变她一生命运的录取通知书。 在家里帮父母做了两年农活后，大姐突然不辞而别。 父亲在大姐离家出走后的第一年，仿佛一下子就苍老了十岁。大姐走后的日子里，我曾无数次看见父亲偷偷地拿着大姐儿时的照片，呆呆地看着，看着……其间，爷爷、奶奶也曾多次劝说让父亲想办法把大姐找回来，可固执的父亲却好像始终没有任何行动，与以往不同的是父亲每年都会出去“看病”，而且一去就是一两个月。 短短的几年里，父亲为“治病”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其实，我心里明白，儿女都是父母心头肉，父亲虽然表面不在乎大姐离家出走，可事实上父亲的内心却无时无刻不在为自己当初的鲁莽而自责内疚，父亲“治病”也只不过是要面子的他偷偷找大姐的一个幌子而已。 1988年春末的一天，我正在教室里上课。大姐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那一刻，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大姐还是记忆中的样子，只不过时年已经20岁的她脸上全然找不到一丝朝气，反而多了一些那个年龄不应有的沧桑，多了一丝不安和忐忑。 我知道，大姐是想家了，想爸爸，想妈妈了。我紧紧地拉着大姐的衣角，像攥住一只小燕子，我怕大姐再次从我身边溜走。可那时的我毕竟年纪还太小，根本不懂如何去安慰大姐，只是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姐，咱们回家吧！姐，咱们回家吧！”可大姐却摸了摸我的头，只是默默地流泪，始终不肯跟我回家。 当我和大姐说着话刚走到学校门口时，正好遇到了从大队卫生室打完针顺路来捎我回家的父亲。两个人没有久别重逢的喜悦，没有只言片语。父亲冷冷地望了大姐一眼，一把将我抱上自行车扭头而去，身后传来了大姐低声的抽泣。而父亲沟壑纵横的脸上也挂满了泪水。 几天后，村里一位和大姐同岁的女孩儿抱着孩子回娘家。父亲紧跟在她后面走了很远很远。我心里清楚，如果大姐没有离家出走的话，父亲也该抱上外孙了，而外孙应该也有这么大了！ 1994年，我考上了本地的一所师范学校。正当父亲为我几千元的学费焦头烂额时，一张来自深圳的汇款单如雪中送炭般飞到了我家。落款竟然是大姐的名字。 父亲得知是大姐寄来的钱后，默默地叹了口气。第二天，便让二姐把钱取出来又汇给了大姐。 随着开学日期的临近，父亲更加忙碌了。今天帮东家盖房子，明天帮西家打玉米地，为我积攒着学费。开学的前一天，父亲屋里的灯一夜未灭，迷迷糊糊的我只听到父亲一声接一声的叹息。 第二天，当父亲领着我来到学校，把一沓零零整整的钱交到收费处，嗫嚅着正要对收费人员求情看能不能缓些补齐我的学费时，收费人员看到我的名字后却先开口了：“学费他姐姐已经从深圳汇来交上了！” 父亲听到这话，先是愣怔了一下，继而低下了头。回到家，父亲闷闷地喝着酒。那天，从来不沾酒的父亲喝醉了，而且醉得一塌糊涂。 两年后的一天，父亲忽然从屋里柜子的底层拿出了一捆东西，是用报纸包的钱。父亲叫过我，说：“这是6000元钱，你给她寄去吧！”听着父亲的话，我的心猛地一颤：给她寄去？父亲竟然连大姐的名字都不愿意提及了，这在我看来，该是一种怎样的绝情呀！可我也知道，那笔大姐寄来的钱一直压得父亲出不过气来。而今，他终于了却了一桩心事。 我给大姐打了电话，并把钱寄了过去。大姐没说什么，只是在电话里不停哭泣。而电话这头的我，却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来安慰她。 我知道，父亲和大姐之间的情感纠葛或许用一生的时间都无法化解。 2000年底，我要结婚了。我打电话问大姐，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婚礼吗？电话那头出现了短暂的沉默，过了一会儿，大姐说，还是算了吧！祝福你，弟弟！ 几天后，我接到了大姐从深圳寄来的2000元贺礼。 随着父亲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常年疾病缠身，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有时人也变得糊涂起来。特别是从去年开始，父亲每次吃饭总要让母亲多摆上一副碗筷，而且有时家里人都坐齐了，他还是不吃饭，嘴里不停地呢喃着，再等等，再等等…… 犹豫再三，我拨通了大姐的电话。当我把父亲病危的消息告诉大姐时，大姐哽咽得不能言语。第二天，大姐便急匆匆地踏上了归家的汽车。然而，谁也料不到的是，在回来的途中，大姐乘坐的大巴意外地出了车祸，大姐不幸遇难。 整理大姐的遗物时，我无意中发现了几本厚厚的日记本和一张大姐与我的合影。翻开日记本，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父亲、对家人的无限思念。抚摸着这张照片，泪眼蒙眬中，我仿佛又看见了大姐。 如今，大姐和父亲已相继离我而去。我常常在想，不知道远在天堂里的大姐和父亲是否早已消除隔膜，和好如初了？我还常常想，人间的恩恩怨怨，为何就不能早早化解？尤其是血浓于水的亲情，为何要留下那么多的遗憾？ 作者：吴强 来源：齐鲁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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