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学术与争鸣——父母官引出的思考两篇 |
| 正文 | 学术与争鸣——父母官引出的思考两篇 新版《辞海》为何剔除了“父母官”词条 劳燕 “父母”和“官”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合二为一，称“父母官”，成了专有名词，有非常深远的历史渊薮，广泛的社会影响。 老的《辞海》及新版《辞源》，都有“父母官”的辞条。《辞海》说：“旧时称州县官为父母。”并引宋王禹偁诗：“西垣久望神仙侣，北部休夸父母官。”及王渔洋《池北偶谈》：“今乡官称州县官曰父母，沿明代之旧称也。” 新版《辞源》说：“旧时对州县地方官的称呼，多指县令。”引宋王禹偁《赠浚仪朱学士》诗：“西垣久望神仙侣，北部休誇父母官。”证之，又引《水浒传》第十四回：“本待便解去縣裏見官，一者忒早些，二者也要教保正知道，恐日後父母官問時，保正也好答應。”佐证。其实，辞海与辞源的解释并不完全，没有明确指出“父母官”究竟始于何时，盛于何时，大抵的历史演变。而引证也有孤寡欠足之嫌，比如，宋王禹偁又有《谪居感事》诗：“萬家呼父母，百里撫惸嫠。”其诗后有自注：“民间呼令为父母官。”这个“自注”就比《辞源》直接引证“父母官”三个字更明白，是将地方官比作父母官的最早出处。 明李贽《豫约·感慨平生》：“棄官回家，即屬本府本縣公祖、父母管矣。”《儒林外史》第三回：“衆人各各歡喜，一齊回到汶上縣，拜縣父母、學師。”清王士禛《池北偶谈·谈异七·曾祖父母》：“今鄉官，稱州縣官曰父母，撫按司道府曰公祖，沿明世之舊也。”老舍《神拳》第三幕：“待会儿知县要是来了，给他个面子！无论怎么说，他总是父母官！”亦省作“父母。”显然，所引这些解释大同小异，但仍没有明确指出“父母官”究竟始于何时，盛于何时。 《礼记大学》：“《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孟子梁惠王上》：“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之父母也？”在这些先秦文献中，“父母”是指百姓的统治者——国君。 汉代曾出现了两个有非常政绩的地方官：西汉的召信臣、东汉的杜诗。《后汉书》载：杜诗为南阳太守，深受百姓爱戴，百姓将之与前代的召信臣相比，于是就有了“前有召父，后有杜母”之说，这时“父母”一词已经有了地方官的含义。 《汉书循史传》载：西汉元帝时，南阳郡太守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寿春人。“其治视民如子”，劝民农桑，去末归本，为政勤勉有计谋，“好为民兴利”，尽力使百姓富起来。他亲自指导农耕，常出入于田间，住宿在民家，很少有安闲的时候。“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吏民亲爱信臣”，尊他为“召父”。唐河县城南现存“召父渠”遗址。《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召父渠在唐河县南七十里的湖阳镇，为汉南阳太守召信臣所开。据《汉书》记载，西汉元帝时，召信臣任南阳太守期间，关心百姓疾苦，兴修水利，筑坝开渠，灌溉良田，使郡内“水丰地沃”。他还禁止婚丧大办，严惩贪官，于是政治清平，百姓官吏无不敬爱，尊称他为“召父”。荏苒百年，至东汉武帝刘秀建武七年（公元31年），南阳郡百姓又幸运得遇新任太守杜诗。《后汉书·杜诗传》载，南阳郡太守杜诗，字君公，少有才能，担任郡功曹时，善用计谋，严惩不法，减徭轻赋，兴修水利，疏浚旧渠并发明“水排”，爱民如子，事事替百姓作主，由是全郡百姓家家粮丰衣足。百姓将他与以前的召信臣相比，说“前有召父，后有杜母”。自此“父母官”这一尊称便广传后世。“父母官”一词即源于此。 “父母官”是父母一词被政治化后的一种涵义，如何解颐释通它呢？ 对这个不大不小的问题，明清两朝的学者们早就注意到了。 顾炎武说：“父母二字乃高年之称。”并举汉文帝曾问臣下“父知之乎”、“父老何自为郎”为例证（《日知录》卷二十四）。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是“父母官”是父母一词被政治化后的涵义，顾炎武没有说明白。而且顾炎武的考证将“父母官”之说定在宋代，一是没有涉及先秦，二是没有考证到汉代。以后辞海虽未接触到这个源起问题，但引宋代后的文史、明代的文史中言及“父母官”，说明其考证没有超越顾炎武，基本是应和顾说，而且将此词起源定在明代。辞源按理应当把这个词的来源交代清楚，但可能不能确定此词确切的起源，所以大体也应和了顾说，但辞源比辞海多引了一个“父母官”词条的证据，就是提到了水浒话本，众所周知，水浒话本最早出于宋代，这就是间接在说“父母官”源起宋代。本文的考证是指出：一，父母官一词起源于汉代（召父杜母）；二是先秦是称君王为“父母”不是称作“父母官”。 明天顺年间，张志淳指出：“《书》曰‘元后作民父母’，《诗》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则父母二字，皆人君之称也，”可见，先秦时代只有君主才被老百姓称为父母。 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建立、发展，以天子自居、雄踞九五的皇帝，对臣民仅仅称其为父母，显然觉得不够意思，因为这不过才比臣民高一辈，于是从秦汉后，“万岁”、“万岁爷”逐步成了皇帝的代名词。万岁爷把先秦以来戴在头上的“父母”冠扔了，自然会有人捡起来，戴到自己头上去。 清乾隆年间，考据学家钱大昕也关注起这个问题来了，他写了一则读史札记，干脆题目就起《父母官》。他从分析王禹偁的诗入手，得出结论：“父母官之称，宋初已有之矣。”（《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 称官为“父母官”，风行天下，是明中叶以后的事。据杨穆《西墅杂记》：宣德时，慈溪县令对百姓说：“汝不闻谚云：‘灭门刺史、破家县令’乎？”“一父老对曰：某等只闻得‘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县令闻之默然。”于此不难看出，这里官们与父母已经画上等号。而张志淳《南园文录》卷五的记载，更是一清二楚：“今天下士夫皆称本府州县官为父母大人，称者以是外得忠厚之名，内取身家之利，见称者以是外托尊崇之名，内获结托之利，放交相尚而不可解矣。”“父母二字……今通以加之府州县官，甚至邻州县封府，又甚至主簿典史，又甚至称府官为祖父母，称布政司为曾祖父母。” 明朝，皇帝朱元璋被人们高呼万岁、万万岁，“顶冠碗大之疤”的马皇后被称为“娘娘”，太监被尊为公公、老公公，大太监魏忠贤被尊称“九千岁”，不久又加九百岁，称“九千九百岁”。“父母官”们连升三级，官们不仅被称父母，还随着权势升格为祖父母、曾祖父母。 明朝中叶、特别是明末，胥吏把持政务，贪赃枉法，流毒天下，顾炎武曾痛斥明朝的数十万胥吏“皆虎狼也”。明朝的“主簿典史”即胥吏，这些虎狼也被称为“父母官”，也成了百姓的“父母”。实在是史无前例，无耻、可恶。 封建社会，父母是子女的主宰，父母又疼爱自己的子女，所以父母官就兼具了领导与爱护的两种特点，一个好的地方官应该像爱护子女一样爱护百姓，这就是“爱民如子”，当百姓的权利受到伤害时，官员理应加以维护，这就是“为民做主”。因此所谓的“父母官”其实是百姓的一种赞誉。同时这样的父母官通常都是一些比较基层的官员，主要是州、县等地方长官，因为他们直接与地方百姓接触，同时又拥有生杀予夺的决定权。 在汉语中，“父母官”还有一种用法，就是指家乡的地方官。古人为官先是通过孝廉贤良方正等名目的举荐，后来主要通过科举考试，一旦成为朝廷的命官，出于避嫌，常常要离开家乡，异地为官。而那些朝中的大官，极少祖籍就在京城，大多数人父母都在地方，所以这些人对那些家乡的官也称之为“父母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家乡父母官”。当然，这样的父母官也是地方官员，但范围稍大，不仅限于地方行政首长。 “父母官”的两种含义其适用的对象虽然接近——都是地方官，但用法却是有讲究的。前者是百姓对长官的称谓，是对长官的一种敬畏和赞誉，而后者其实是朝中高官对比自己地位低得多的地方官的一种尊称，也是一种自谦的表示，说家乡的小官为父母官一来显示自己没有架子，尊重对方，二来县官不如现管，也是希望对方对自己的父母有所照应。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官民是始终对立的。真正爱百姓，在当官期间，没做过一件对不起百姓的事的，能有几个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民谚，就是历史的印证。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是官本位社会。县官，便是一县百姓的“父母”，如果是府尊，便是一府百姓的“老父台”。刚刚金榜提名的少年才俊，二十郎当，嘴上没毛，一旦红袍加身，官印在手，便是威风凛凛的“大老爷”了。就是爷爷辈的平头百姓见了他，也得磕头跪拜，连他的名字也叫不得。如不慎叫了，便是“犯讳”，轻则受罚，重的还会引来杀身之祸。隔着这样一道千丈鸿沟，老百姓就这样生活在封建官僚统治之下。 钱大昕说：“虽然天下无不爱子之父母，而却有不爱百姓之官，甚至假其势，以恣其残暴，苟有人心者，能无顾名而惭且悔乎！”此乃的论。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以后，公民与政府、老百姓与各级领导的关系，成了主人和公仆的关系，成了衣食父母和儿子的关系。可是这种关系，其实仍然是“三千年一贯”颠倒着的。谁颠倒了这种关系呢？连当年新中国的领袖就自己写过让人民高呼他万岁的口号。可见封建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的根深蒂固、顽劣、可怕！ 中国的公民仍习惯把政府领导称为“父母官”，领导干部有时也习惯接受这种称呼，甚至自称，顺耳顺口顺心。他们仍然兴冲冲心安理得欣欣然当起了老百姓的父母官、祖宗。 “父母官”，不是当官的把老百姓当作父母，而是把自己当作了老百姓的父母，这就颠倒了国家政府领导与公民的关系，有着浓厚的封建色彩。“父母官”是“人民公仆”的对立面，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两种社会、时代，怎么可以“传统承袭”呢。 “父母官”实质就是封建特权加草民意识形成的政治怪胎。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阐明了这种关系。 有一篇小说，题目就是《父母官》，不用看这小说内容，作者至少对这个“词儿”腐败腐烂的封建意识形态、政治特权的本质没有弄清，否则不会用这三个最腐败的字为自己原创盖棺。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明显封建宗法、官本位制下的政治化“词儿”，不但老百姓用，共产党的大官小官也用，觉得说父母官是说清官，总要比那些腐败贪官更合情些。这就说明，封建意识形态的顽固性和国人对民俗传统文化中这类封建糟粕还不易甄别。邓小平曾说过：一个是“左”的东西，一个是封建主义的东西，非常顽固，可怕。即便认识到这个政治化“词儿”的封建性，人们还是不舍得扔，习惯了照用不误。这是值得深思的。 也许有人认识到这个词的复杂难缠，新版《辞海》经过慎重考虑，把这个“词儿”删了。 劳燕2010年9月12日 （作者系文新报业撰稿人，评论员。本文根据2010。10。新民晚报，有删节） “父母官”与“学术大众化” 周育明 《报刊文摘》去年12月22日摘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新版辞海剔除“父母官”》，另一篇是《培养民众独立思考能力》。 劳燕先生对于父母官的解释比较全面，即一是为民做主、爱民如子，一是京官对父母所在家乡地方官员的称呼。但读下来仍觉意有未尽。百姓称地方官为“父母官”还包含着一种期待，即希望他们像父母一样对待自己的子民。这种意识是中国特色封建主义时代的产物。在家族主义时代，孝是最高伦理规范。步入仕途，即需移孝作忠。本地百姓将本官称为“父母官”，是将家族父子关系比附于官民关系，既符合专制时代的等级的制度，又是对官民关系的一种道德约束。《辞海》为什么删去“父母官”这一词条，我们猜不透原因。但现在“父母官”自称或被称依然盛行，至少说明我们的官员和民众在观念上还没有完全走出专制时代，其中折射的是严肃的社会现实。 《培养民众独立思考能力》是俞吾金教授就“学术如何大众化”问题发表的一个意见。他认为，重要的是塑造民众辨别是非、鉴别各种思潮、把握客观价值关系的能力。把民众个个弄成学问家，自然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学术大众化”只是一个美丽的画饼，在现实中推行，必然是一种特定政治观念主宰民众的意识。“左”派从来就不允许民众行使自我鉴别、分辨的能力，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清除“精神污染”之类的小运动还起过一些波澜。大众哲学、一分为二到老三篇、一句顶一万句，都是给民立极，树立一个是非标尺，用以辨别鉴定。这种大众化我们已经领教过了。赋予民众以无所不能的能力，固然会得到阵阵喝彩，但这只是学问家的哗众取宠，民众不必太理会。老百姓可以有学术兴趣和爱好，但是，绝大多数人要忙于生计，不可能为一个学术问题花上几个月、几年时间苦思冥想，弄清楚康德脑子里究竟盘算些什么东西，也不需要搞清楚贝克莱“我思故我在”的奥义。大思想家们提出的思想、主义，有些博士生、硕士生走进去走不出来，这也很正常，让平头百姓都走进去，走不出来的恐怕更多。走进马克思的，走出来多少？走进康德、走进尼采而走不出来，有什么可大惊小怪？即使坐在书斋里的学问家，所谓“走出来”，大多也不过马克思加康德、尼采等等而已。大众依靠辨别是非的能力在于他们的常识。中国的民众不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除非你通过各种方式扭曲民众的常识。把学术能力与独立思考能力混为一谈，这本身就没有什么学术含金量。 就前面的“父母官”称呼而言，就是一个常识，当官的就应该像父母一样对待子民，虽然不合时宜，我们可以举证说明（这是学术），但老百姓认准这个理，当官的如果照此做了，也能凑合一个“和谐社会”。如果让老百姓都按照我们的制度规定来做当官的“主”，与你较民主的真，当官的首先不干。在一大堆互相矛盾纠葛的常识面前，民众的取向十分清楚，就是趋利避害。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南京的糊涂法官判了一个扶起跌倒老人的乐心人赔偿巨额医药费，他的理由是这位乐心人不能举证是老人自己跌倒，结果，全国人民看到有人跌倒都不愿去扶了。前两个月，有一位老人跌倒，因为没人扶而死亡了。这不是中国人没有起码的道德常识，而是被我们的法官扭曲了。人们的居屋是不能随便侵犯的，这也是常识，现在地方政府一纸公文，房产商就可以把推土机推到你的家门口。任你有多少“独力思考能力”，也没有把推土机推回去的能力。 假定民众的独立思考能力需要培养，实际上是以中国民众缺乏独力思考能力为前提的。这种前提的本身，就是对现代民主观念的最大背叛。对于这样荒诞的命题，《解放日报》刊登，《报刊文摘》摘编，可见宣传部门的重视，请问这里有多少“独立思考能力”？“文革”期间，我们知道有一个流行的口号，叫做“思想一律，舆论一律”，就是要取消民众的独立思考。在现在的命题下，看起来好像是允许民众独立思考，实际上否定了民众具有独力思考问题的能力，从学术角度看，藐视民众能力比那个时代走得还更远，这岂不可怕？但愿这只是俞吾金教授个人的“学术观点”。 “父母官”本义是为民做主，爱民如子，老百姓也只是要求地方官照顾人民的利益和生计，并不要求他控制他们的思想。但父母对子女有教养之责，移至专制时代的官员，“父母官”除养民之外，还负有教责，即进行思想控制。清政府覆灭前，在政治最大进步止于预备立宪，之所以“预备”，就是因为“国民程度未及”。这个“国民程度未及”就包含了中国民众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命题。结果，清王朝被“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国民给推翻了。到今天，我们还不得不为之庆祝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如果我们今天还在重复清王朝当年的老调，我们学术界的思维不是太低能了吗？民众和官员走不出“父母官”观念，已经是我们时代的悲剧，学术界还有人想当老百姓的“父母官”，许诺教给老百姓独立思考能力，这不是更大的悲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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