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原创】散文灰色濡染 |
| 正文 | ▲ 散文 灰色濡染 双峰/游延年 这个叫做“雪峰集团”的国有大型水泥企业，经过市场经济海啸之后，留下一片萧条景象，渐渐地消逝在人们的视线里。但是，我依然是那样地怀想它，因为它曾经开垦过我的人生荒地；我依然是那样地痴恋它，因为它曾经珍藏着我的青春日记。 ▲ 前方是迷雾，走不走只有自己最清楚。多少的辛酸苦楚，我不敢轻易表露。仅有的期限与时间我换做赌注，不要等到时光落幕。——银葬·《逆流曲》 1978年的冬天比以往要冷得早一些，11月份就迎来了雪花，这在江南小城是极少见到的。 我的心境，犹如这季节一般，热血被冰封得几乎凝结。又如迷失在深渊里，越往前走越是寒气逼人，以至于时不时地打着冷颤。 三年前的春天，一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一朵大红花，一套欢送锣鼓，把我们这些高中毕业生的心点燃得火热火热的。可是一到广阔天地里，青葱的光影就渐渐地失去了“大有作为”的色泽。剩下的，只有那苦涩涩的红薯白酒一杯一杯地倒进腹内，麻醉着本来已经麻木了的灵魂和躯体。 高考落榜以后，我的情绪愈加低迷。满腔的懊恼，就像茶壶里的饺子，有嘴倒不出。每当夜深人静，我常常把自己笼罩在漆黑里，对着孤寞的空间愤愤地骂道：“他妈的，全是骗子！”但是，我又不知道这到底是在骂谁？ 我甚至有些后悔，没有答应老支书“入党”和“保送上工农兵大学”的条件，娶他大我三岁的女儿为妻。可是，当时却是那样地大义凛然：“决不拿人格来做交易！”如今想来，人格只不过是一张面具而已。说穿了，其实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延年，该起床啦，要上课了呢！”是代课老师曾艺华的声音，柔柔地，像甘露在滋润着焦灼的心田。“昨晚叫你别喝这么多，就是不听。抢了你的杯子，反而用酒瓶喝！唉......” 人在逆流之中，只想捞一根救命稻草，明明知道它系不起自己的沉浮，但求生的本能又不得不做出无奈的选择。 “我想去参军！”我对艺华说。 “你......行吗？”她惊诧地看着我。 我知道他说的是我弱小的身体，还有超过了两个月的规定年龄。“你爸不是区里的武装部长吗？” “爸爸说，这次招的兵都是要上战场的啊。”她看到我心意已决的目光，又说：“那我去给你想想办法吧。” 我去过她家一次，却是郁闷而归。她爸爸是副科级干部，在当时可算得上一个不大不小的政府官员了。我家是普通的工人阶级，爸爸虽然是木工厂的厂长，但只是一家集体企业，员工还不足100人。言谈举止之间，我看到了她爸“门不当户不对”的眼神。受到藐视的自尊心逼迫着我发誓，再也不迈进她家的门坎儿。“你啊，就像街道上的青石板，又沉又硬。”艺华嗔怨着，但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来填表吧。哦，你还要写一份《入伍申请书》呢。”艺华领来了《入伍志愿书》和《入伍登记表》。“年龄就写《上山下乡光荣证》里那个错的，小了半岁就符合政策啦。填好表后，你直接去找民兵营何营长签字盖章就是。” 可是，我还是没有去成，因为她爸知道我的真实年龄。艺华为这事和她爸吵了一架，甚至连代课教师也不干了，她说她无法面对我。 一个月之后，妈妈冒着寒冷在区委书记的办公室门口守了三天，终于争取到了一个招工指标。她红肿得像包子似的手里拿着《招工登记表》，对我说：“崽啊，尽管这是一个飞尘满天的厂子，但妈妈确实只有这份能耐了。”我的眼泪，唰地流了出来。是在感谢母亲，还是在泪别过去？！ 雪花依然在飘着，但是我的心里已经暖和了很多很多。 ▲ 同样的一瓶饮料，便利店里2块钱，五星饭店60块。很多时候，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所在的位置。找对了自己的位置，你就能把自己的价值实现出来，放错了位置，你只能被埋没掉。——于丹·《人生感悟》 古城新化西北方向20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延绵起伏的石山，因为形同脱缰疾驰的骏马，所以当地人叫它“天马山”。清代翰林伍毓崧曾赋诗描述着家乡的这座山：“天马岂从西驻南，因何终日系江潭。霜蹄应得腾空去，逐电追风播美谈。” 然而，天马横空了上千年，这里仍然是一片荒凉的脊梁。真正让美谈变成现实的，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国家在天马山下建起了湖南省的第二大水泥厂。 我来到工厂的时候，眼球瞬间惊赏得犹如两个大句号。厂区方圆有3公里，全部用水泥围墙圈了起来，俨像一个灰色的“方城”。高耸于空中的烟窗仿佛巨大的油画笔，柔和地调配着灰白的色彩，然后轻轻地喷洒在建筑物和植物之上，使它们增添了厚实而更有了立体感。 生活区在城外，新工连宿舍刚刚建好，墙壁上还有着湿湿的感觉。报到的地方，聚集着100多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他们说话南腔北调，看来是从全国各地招来的，但是本省的占了一半以上。 我粗粗地扫视了一下人群，其中有五六人似曾相识，应该是和我一个县城的。最熟识的只有刘锡文了，我们是孩提时代的邻居伙伴。他爸爸是皮鞋厂的厂长，我喊“刘伯伯”。后来，他家搬到皮鞋厂去了。 我分配在制成车间的喂料机岗位，刘锡文去了包装车间当插包工。他告诉我，我们的岗位是厂里最差的，有关系的都比我们要分得好一些。我已经很满足了，因为在这里我确实没有一个熟人。 师傅叫罗浦生，是从农村当兵退伍后分到厂里的，只读了小学三年的书。我拿着笔记本向他请教时，他笑了：“这不是读书，是操作。”然后，用手点着仪表上的指针说：“这个针只能在这里上下摆动一格，磨出来的水泥才会合格。” “为什么呢？”我问。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师傅是这么教我的。” “要是仪表坏了怎么办？” “立即报告班长，要车间派人来修。” “我们为什么不修？” “哪来这么多的为什么，我只知道分工不同，按要求喂好料子就是我们的本职工作。” 他又把我带到外面的三个喂料机旁，分别指着转盘上的料子教导着：“灰色坨坨是熟料，沙子一样的是矿渣，白色块块是石膏。”喂料机的调节器，是方向盘似的转轮，往左边转，挡板靠近机壁，料子就下得少，往右边转，下料就多。 我认真地听着，并把这些记在了本子上。再要继续听时，他却说：“完了。” “就这些？”我不敢相信这就是我的工作。 “是啊。别看这么简单，但责任心十分重大！尤其有两点，你必须记住：一是如果指针摇摆超出范围造成产品不合格的话，就会扣全班人的工资和奖金；二是如果厂领导或者车间领导巡查你不在岗的话，就要扣你的奖金。” 我“扑哧”地笑出了声来，但看到师傅严肃的表情，我又不好意思太放肆。 半个月后，我跑到车间要求换工种，理由是这工作我已经学会了。“你说什么？简直是胡闹！”胡主任诧异地看着我，但见我天真的样子不像是胡闹，又说：“工种是相对稳定的，有的人在一个岗位干到退休呢。想换就换，那不乱了套啦！” “啊？”我不解地看着主任，但没有找到我想要的答案。 值班室像樊笼一样，每天束缚着我在几平米的空间，重复着单调而又无聊的劳动。耐不住寂寞的我，于是迷上了读书和创作来消磨着时光。 生产副厂长姓戚，是一位50开外的北方人。虽然长得肥头圆肚，但最关心一线工人。他每天有一个习惯，夜班的时候总要到每个岗位转一转才能安心睡觉。若是发现有人打瞌睡，他要不捏捏鼻子，要不弹弹耳朵，弄醒当班人后不愠不恼地说：“夜班是很辛苦，但多走动走动就不困啦。”工友们很喜欢他，喊他作“戚老爷”，他笑眯眯地答应着：“呵呵，这称呼好，亲切着呢！” 一天晚上，他巡岗时看到我在看书，便要过去翻了翻：“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是一本好书哦。小伙子不错，既上了班，又学到了文化，这个办法值得在夜班推广。”自此之后，岗位上增设了《阅读栏》，里面放着一些《建材》、《水泥》之类的杂志和几种级别的报纸。 厂里的高音喇叭里，播出了我采写的新闻稿件。胡主任开始对我刮目相看，并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表扬着说：“你小子还是一个人才哦！以后不光只写你们班组，还要多写写我们的工段和车间。对了，车间里的黑板报就交给你去办，我也给你发稿费。” 黑板报在厂部办公大楼的前面，宣传科是第一块，接着是矿山、原料、烧成、制成、包装五大生产车间和汽车队的。每月出一期，月月都要评比，奖金分别为一等奖1元、二等奖8角、三等奖5角。我得一等奖最多，连宣传科的戴科长都知道了我的名字。 戴科长真正看上我的，还是在《喜庆建国30周年——全厂职工美术、书法、文学创作大奖赛》中。三个一等奖，都被我一个人夺得。领了15元的奖金，我和刘锡文饱餐了一顿，喝的是茅台。我的记忆里，那时候的茅台酒只要12元钱一瓶。 春节之后，我被借调到宣传科当起了宣传干事。尽管是以工代干，但听着昔时的工友们叫着“游干部”，我的心里就甜滋滋的。 ▲ 任随你，远看近看，前看后看，紧看慢看，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横看竖看，便是好耍又新鲜。脑壳一转，面孔说变就变；眼睛一眨，不过瞬息之间。——阎肃·《变脸》 “同志们，我们现在开宣传工作例会。”戴科长是转业干部，在部队时就是副团级。40多岁的他，说话办事依然保持着军人的作风。每周星期一上班后，都会一本正经地开着只有四个人的会议。 咪了几口刚刚泡好的热茶，他点评着工作：“老肖，你是老宣传了，这么大的省属企业近一个月都没在省电台播发一篇新闻，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到位呢。” 点燃了一根香烟，他指了指我：“小游，我们广播站的新闻稿件还少了一点，新闻是跑出来的，多下车间去转转，企业台就要突出企业的特色咯。” 烟雾在头上弥漫着，他清了清嗓子：“小陈，你虽然要奶小孩，但每天清早六点半必须准时开机播音，上个星期你有一次就迟到了五分钟哦。” 会后，肖副科长爱自言自语地发着牢骚：“只会‘呢’、‘咯’、‘哦’地做报告，你写过一篇报道吗？我还比你大几岁呢，也好意思来批评我。” 这位以前子弟学校的中学语文老师，调到宣传科七年多了，可是当副科长还不到一年，他总结自己是“老师本色不改，心里有话就说”。所以，前几任科长都不喜欢他，甚至还给他封了一个“肖唠叨”的雅号。 我听了他的故事，淡淡地笑一笑，觉得这个有点迂腐的小老头既可爱又可怜。当然，也知道他的牢骚并不是针对着戴科长。因为如果没有戴科长推荐的话，只怕他还是一个“老字号”的宣传干事。 他还常常提醒我：“你现在还是临时户口，一定要夹着尾巴做人，埋着头儿做事哦。”有时又神秘兮兮地补上一句：“这大楼里内奸多着呢！” 我会意地点头感谢，明白他是出自于内心的关怀。因为在这大楼里，稍不经意的一句话，就会很快地传到领导的耳朵里。尤其是事关切身利益的时候，你只要看一看领导是微笑还是严肃，答案全都写在了他的脸上。 厂团委书记换届那一年，科班出身的小杨跃跃欲试。大学同学小张成为他竞选的核心智囊，授计他约车间的几个团委书记吃饭并拜托投票。谁知在选举的前一天，他被组织部门和纪委部门的联合调查组找去谈话，不仅被确认为不正当竞选，而且还落了一个“留党察看”的处分。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铸成铁证的告密人，竟然就是他的那位同窗高参。 几年后，我在省城一学府读委培生时，遇上已任报社记者的小杨。他邀我小酌了几杯，对这件事还是耿耿于怀：“人啊，真的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为了要当团委副书记，却踩着我的肩膀往上爬。你想得到吗？还是上下铺的同学呢，简直就是一个政治流氓！” 我听着，无语。我在深思，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有很多的人许多的事真的是防不胜防。此时此刻，我想起了唐代曹松《己亥岁》中“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诗句，心里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 ▲ 人生在世，每时每刻都不离开与人打交道，待人处世与每个人的关系，犹如鱼得水一样，须臾不可分离。然而，世事如井水，如何探得其中深浅，最终达到如鱼得水的境地，却需要下一番功夫。——李宗吾·《厚黑学》 读完大学回到厂里以后，我也卷进了政治漩涡之中，并且是那样地突然甚至是那样地身不由己。 这时，国家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初始期。新上任的厂长是一个湖北大汉，看上去应该超过了一米八。稀疏的头发，被油撸成几绺青丝顺溜地粘在秃脑上；杏红的鼻头，像一颗玛瑙装饰小品精巧地镶在脸颊中；笔挺的西服，却总是裹不住地球仪似的肚腹而垂帘成了两条大弧线。人们背地里叫他“三圆老板”，细细品味起来确实是一个十分形象的。 我拿着《工作派遣单》来到保卫科，谢科长正要签“同意接收”。电话响起，他接过一听，笔停在了空中。“厂办罗秘书要你马上赶到老板那里。” 和老板面对面还是第一次，我不知所措地站在了宽而大的老板桌旁边。“三圆老板”穿着灰色的西装，我猜想这应该是他多年来形成的喜好，既彰显出曾经飘洋过海接触过外国文化的风度，又体现了长期工作在水泥建材行业每天都能看到的颜色。 “呵呵，小伙子文质彬彬的，不错。你是学法律的？” “嗯，是厂里送去委培的。” “好，好，学法律的就好。” “？”我一头雾水。 “没事了，你走吧。”他拨起桌上的电话号码，然后对着话筒说：“小罗，你去请彭书记来我办公室。” 第二天，我接到了《人事任命书》，内容是：“为适应新形势下经营战略发展的需要，加强法律事务和经济合同的管理，经厂党委研究决定，设立厂法律顾问室，与厂长办公室合署办公。兹任命游延年同志为厂长法律顾问、厂法律顾问室主任、厂长办公室副主任，副科级。” 罗秘书告诉我，企业法律顾问是上面要求必须配备的。彭书记看了红头文件后批示：此职非常重要，建议在本单位选拔，一是可以节省这笔聘金，二是可以随时处理法律事务。 人的运气来了，不知道哪块云会下雨呢！这句话是谁说的不记得了，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就成了那块下雨的云。 当然，是云儿就有飘忽不定的时候。这次升迁，让我尝到了左右不是人的滋味。主意是书记提的，老板就以为我是书记的密探；人员是老板定的，书记则以为我是老板的心腹。他们的秘书们都话里有话地旁敲侧击，我只能支支吾吾地“哼哈”着，因为我也不知道“我究竟是谁的人”。降落伞挂在树杈上的跳伞人，上不能上，下不能下，正是我此情此景的亲身感受。 有人曾经问我，什么是人生？我说，人生是一本耐人寻味的书籍，每个人都在围绕着书中“关于我”的试题，无时不刻地思索着演算着求证着...... 然而说心里话，直至今天我依然也没有想出答案。 朋友，你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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