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我的台湾行有点“八卦” |
正文 | 我第一次去台湾,那是在二〇〇五年的初冬时节。 那年,市贸促会的一个好友詹先生通知我,市里准备组织一个投资洽谈代表团去台湾,该团组成人员名单里有我。我很是惊诧,怎么把我列进去了?詹先生告诉我说,市里领导知道我在宝岛有些关系,去了会会友,联系一下,不是能多交际一些新朋友吗?能为市里招商引资出点力吗?听了此话,我一下子明白了领导们的用意。 是啊,前不久台湾来了一批客人,市里领导热情接待他们。客人们提出要见见我。我急忙赶到南湖宾馆水上厅,安排宴会的秘书阴差阳错,认为我只是个“小人物”,把我安排在偏坐的一个席上。我很是不满,觉得这样安排,我倒是无所谓,可怠慢了台湾的客人,是人家提出要见我的呀!不尊重我就是不尊重他们!难道这位秘书连这一点常识都不懂吗?怪不得我的朋友们事后私下婉转地和我说,大陆的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现在少了一点点。 好在市政府马秘书长知道这件事后,立即调整我去了正席,和客人们在一个桌上了。这些客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见到我,立即围坐在我的身边,敬酒,叙旧,好不热闹。市里领导们这才知道了我的“分量”,所以现在才有了让我去台湾的安排。 那时去台湾不容易。可不像现在参加旅游团也行,个人自由游也行,只要你有钱就行。那时首先得过政审关。我说的是台湾方面把关很严,那是陈水扁当政时期。我当时是区里的政协委员,得以用这个头衔通过政审。可市人大的胡副主任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被卡了下来。据说就是因为他是人大的官员。我们走时,他感到很沮丧。 第二道关卡就是不能直接搭机去台湾,须经过第三国过境才行。这也是捏着鼻子哄眼睛的事情,估计就是陈水扁挡不住两岸民众强烈要求交流的浪潮,是大势所趋。他只能想出一些所谓的符合法治的招数来应对,要知道,他可是律师出身,知道很多下三赖的办法的。我们只好到香港,先去一趟菲律宾,再回到香港,转机去台北。 临行前,又传来了不好的消息。我的一个台湾朋友姓梁,字柏熏,是台湾某大公司董事长。由于他长得比较胖,俗称“梁胖子”。他来襄阳考察过几次,都是我去陪同。他对我直言不讳地说,他是国民党员,我说我是共产党员,他诙谐地说,“我们俩现在是在搞‘国共合作’”。我回答,“总有一天要把你们统一过来的。”他开怀大笑,“我是希望有这么一天的啊!”我们是真心实意、无话不谈的朋友。 台湾当局一直在通缉他。因为他牵扯到一个案子,他一直在躲避这件事。可前不久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主动回去投案了,我很是担心。可他托朋友传话给我,他是根据国民党组织上的指示回去的,让我不要担心。组织上要求他回去作证,证明陈水扁有贪腐行为。他是负有政治使命回去的。听朋友说,他临走时是很镇定的,冷静的,大有一副临危不惧、去慷慨就义的样子。 现在去台湾是不能见到他了,他已经被关押在监狱里。 一 十一月十九日下午一点,我们一行数人从襄阳出发,坐火车前往广州。第二天上午抵广州,即转乘至深圳特快。下午二时通过罗湖口岸抵达香港,入住丽豪酒店。 在香港逗留一天后,晚上我们乘机前往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大约一个多小时,就到达马尼拉市。入住科南波利派酒店。 马尼拉市是个海滨城市,为菲律宾最大的经济、文化、交通中心。马尼拉之名源于一种生长着白艳花朵的湿地树。马尼拉是一个传统与现代集合的都会,是亚洲最欧化的城市,是亚洲最大的繁华城市之一,被称之为“亚洲的纽约”。 我们来到位于马尼拉市中心的黎刹尔公园,它原名鲁纳达公园,后来为纪念菲律宾的民族英雄黎刹尔博士而改名为黎刹尔公园。黎刹尔博士是个教育家,同时也是文学家和艺术家。他早年学医,后从事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领导人民完成了以1862年卡比特运动为开端的独立运动,1896年12月30日被西班牙殖民统治者杀害,年仅35岁。为了纪念他的丰功伟绩,公园里铸有他的铜像,每天有两名警卫守护。 我们决定去马尼拉远郊的一座山上游玩。然后从山顶开车到山谷的湖边城市特里赛。再在特里赛 坐船到对岸的小岛上去看菲律宾的一个活火山口。那里离马尼拉市大约有130公里的路程。 到了山下的城市特里赛的时候,已经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美丽湖泊展现在眼前。阳光灿烂,花木茂盛,餐厅浪漫,心情自然快乐。我们在小亭子里一边等待午饭,一边靠着栏杆眺望对岸的火山口小岛。 饭后,我们乘船抵达对岸小岛,再骑马到山顶去看那个火山口。这是一座活火山,最近的时间是在1965年的时候喷射过一次,我看到湖底的边缘上冒着许多气泡,当地人告诉我湖中的水是滚烫的,因为这座火山还在“运动”着。 由于时间问题,而且我们主要的目的地是台湾。所以我们在菲律宾简单地逗留后,就登机转回香港,再换机飞往台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当晚十一时,我们到达台北桃园机场。 二 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一下飞机,麻烦就接踵而来。 首先是没有人来接机,我们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詹先生急忙掏出手机来联系。过了一会儿,一个导游模样的人满头大汗地赶来。他称与机场的人员联系“通关”问题耽搁了时间,连声说“对不起”。然后边说边引导我们去走一个偏门,说是正常过关是不行的,得找关系“走后门”出去。我突然感觉到我们像是在做贼似的。这就是台湾的民主给我的第一个深刻的印象。 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紧张地拖着行李,像贼似的跟着他,七拐八拐,大约过了一刻钟的时间,我们终于走出了机场,大家的心才放了下来,当晚入住假日酒店。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去参观慈湖。慈湖蒋陵是蒋介石在1975年去世后,没有下葬,其灵柩暂厝在中国台湾省桃园县大溪镇的慈湖陵寝,以待时机,归葬故乡。 到蒋陵,须通过一片洼地。在这片两面是山林的洼地里,横七竖八地放着蒋介石身前的各种各样的铜制雕像,任凭风吹雨淋,岁月腐蚀。这些都是陈水扁要求从全台湾运来的,他不允许搞什么个人崇拜,更不允许这个已经逝去的政治人物再发挥什么作用。 来到陵寝,大门前有一条狭长的道路,路的中央摆放着蒋介石的坐像。正厅里,墙上是蒋的遗像,壁炉上供着鲜花与烛台,两旁是国民党旗和中华民国国旗,前面是放置在黑色花岗岩上的铜棺,上面覆有青天白日旗。棺前是一个由黄色雏菊扎成的十字架,标明了蒋的基督徒身份。 在正厅东侧,是蒋介石生前住过的卧室,一切布置保持原状。书房的墙上挂着宋美龄的画,书桌上放着一张便条,上面有蒋介石用红铅笔写的4个字:“能屈能伸”。在正厅西侧有一个房间,专门陈列蒋介石获得的各种勋章、奖章。 我站在铜棺前,心里回忆和搜索者这个大人物的历史故事。我犹豫不决,该不该行个礼或者什么的,最后我想,他在抗日战争中还是有贡献的,他还是希望和维护中华民族统一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他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有巨大影响和占有一定历史地位的人物,想到此,我遂向他鞠了一躬! 日月潭,是我神往已久的地方!当我们离开蒋陵,来到此地时,已是中午时分了。 日月潭由玉山和阿里山的断裂盆地积水而成。环潭周长35公里,平均水深30米,水域面积达900多公顷,比杭州西湖还大三分之一左右。日月潭是台湾著名的风景区,是台湾八景中的绝胜,也是台湾岛上唯一的天然湖泊,潭中有一小岛名珠仔屿,亦名珠仔山,海拔745米。以此岛为界,北半湖形状如圆日,南半湖形状如一弯新月,日月潭因此而得名。 我们坐船在湖里穿梭游玩,远处山上出现一座庙宇,导游说那就是文武庙。文武庙建立于1932年,位于日月潭北面山腰上,主祀关帝,另供奉孔子、岳飞而得名。 回到旅馆,我们在一起兴奋地谈起一天来的经历和感慨。好心的导游进来告诉我们,要小声点。他暗示每个房间里可能装有窃听器,他那么神秘地动作,让我们的心情突然紧张起来,我们不敢再高声说话,更不敢谈论眼下政事。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三 第二天,我们出发去阿里山。 阿里山位于嘉义市东方72公里处,昔为台湾重要林场,如今则是驰名中外的森林游乐区。此地地势高亢,空气清爽宜人,夏季气温较平地低,故素以避暑胜地闻名。 阿里山共由十八座高山组成,属于玉山山脉的支脉,隔陈有兰溪与玉山主峰相望,总面积为1,400公顷。群峰环绕、山峦叠翠、巨木参天,非常雄伟壮观。相传以前,有一位邹族酋长阿巴里曾只身来此打猎,满载而归后常带族人来此,为感念他便以其名为此地命名。 世界称奇的阿里山森林铁道,全长71.4公里,原是日据时代,日人觊觎阿里山丰富的森林资源而兴建,铁道大都穿山越岭、沿着山壁或架空而筑,自海拔30公尺上升到2216公尺,回旋于独立山间,为世界现今硕果仅存的三大高山铁道之一。 导游说,日本人曾在这里大肆砍伐树木,运到日本,致使阿里山的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这些年来,经过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才使自然环境有了较大的恢复,成为丰富的观光资源。 想到此,一首《踏沙行》词在我心里油然而生: 烟树参差, 斜阳远雾, 阿里山风光如旧。 林中小池天地映, 千年古杉乱云渡。 惊慕铁路, 小鬼子修, 多少资源被掠走! 幸喜今日蓝天亮, 兄弟相逢定神州。 当时,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率团来大陆进行破冰之旅,马英九即将就位新的主席,国民党是要统一的,所以我才有了“兄弟相逢定神州”之说,是希冀于国民党能够重新上台执政,中国的统一才有希望,民进党是搞台独的,和他们是坐不到一个板凳上的。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除了进行必要的和台商的洽谈会以外,我们还去了高雄、台东、花莲等地,顺便游览了北回归线纪念碑,太鲁阁,九曲洞等。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那天下午准备到台中市去住宿,由于路途顺利,5点钟就到了市区,可大巴车就在市区内转悠,不到酒店去。刚开始,我们都没有注意,任凭车子在市区穿行。我突然发现,车子是在转圈子,就马上警觉起来,急忙问导游。导游支支吾吾,不好回答。我们急了,他才说道:“上面规定你们7点钟到酒店,我们今天早到了,只好在市区里转悠。”我再问为什么,他也说不知道。我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有关部门是在监视我们,我们去早了,他们的人员还没有来得及到位呢。 四 终于来到台北市了,《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我们是恰如其时。行程安排得很紧凑,一天内要参观故宫博物馆、士林官邸、总统府、国民党总部等,完全是跑马观花式的安排。 坐在大巴上,我接到了老朋友李先生的电话。他就在台北市居住,他非常欢迎我们的到来,准备晚上请我们吃一次饭。在这与大陆隔绝几十年的地方,有人请我们吃饭,大家高兴的跳了起来。 这个李先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原先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官,军衔是少将。在台湾,我有好几个像他这样的朋友。他的老家祖籍是东北人,国民党军队溃逃到台湾,他就随父亲到了台湾。后来长大了就一直在军队服役直至退休。有一年,他到了襄阳,也正值冬天,襄阳下起了鹅毛大雪,他像小孩子似的跳了起来,因为他从小到大还从来没有见到过雪。他见我拿出了照相机,连忙让我给他拍照,而且要求我一定多给他拍几张,他拿回去后和家人一起分享。特别是给他年迈的父母亲看看。我知道,这是他浓浓的思乡之情哟! 李先生约我们晚上在临海的一个餐厅吃饭。那是台北有名的地方。我知道他是想好好地尽一下地主之谊。我告诉导游,晚上能不能在那个地方停留?导游说要请示上面,过了一会儿,导游说不行,上面不让我们几个在行程以外的地方停留。我说你们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导游说我做不了主呀,我说你再请示,你们到大陆去是这样的待遇吗?导游再三请示,回答就是不行。而且说你要请客的话,就在酒店里请好了,我当时听了很气愤,问那叫请客吗? 我只好告诉李先生这个信息,他沉思了一会儿,就说那你们就在规定的酒店下车,我在那里等你们。 到了酒店,李先生果然已经等候在那里。他亲自和导游交涉,和导游的上面交涉,上面终于答应我们可以去外面吃饭,但有个前提条件,就是导游几个人须一直跟着才行。意思很明白,我们几个从大陆来的人是不能脱离台湾人的视线。“好吧。”李先生愤愤然地答应了。 我们几个坐上李先生派来的车,导游的大巴车就跟在后面。车队在台北市区中心行进,一会儿就来到了一个大楼的门口停下了,下车一看,门口还有好几名哨兵。抬头看见一个门匾,上书“中华民国空军总司令部”。导游几个看后傻眼了:怎么来到了这个地方?哨兵很有礼貌地放我们几个进去,而把导游几个拦住了。 进去后,就坐上电梯,来到五楼。一下电梯,进入了一个很大的餐厅,餐厅装修精美,富丽堂皇。有不少的人正在那里等候着我们。他们热情地迎了上来,欢迎我们。我眼前一亮:这不是黄先生吗?这不是老李先生吗?……这几个人都是我认识的朋友呀!他们中间有的人还去过大陆,我也接待过。这次能在台北重逢,真是我没有想到的呀!而且他们都是台湾的将官,其中两个中将,三个少将。随行的胡行长拽了拽我的衣角,小声说道:“真是没有想到呀,你在台湾还有这么多高贵的朋友!” 台湾的宴会有点特别,就是客人和主人是分开坐的。一边是主人,一边是客人。我开玩笑道:“我们现在泾渭分明,一边是共产党,一边是国民党!”话音刚落,就引起了一阵爽朗的笑声。 主人们招待我们的是台湾有名的酒——金门高粱酒。在这样的场合,这样的气氛,大家都是开怀畅饮。不一会儿,四瓶酒就喝光了。李先生说道:“没有想到,大家的酒量是这么的大!”他转过身去,把我送给他的两瓶茅台拿了过来,说道:“我们今天来个一醉方休!”,很快,茅台酒也快喝光了,大家才摇摇晃晃地准备起身告别。 来到电梯口,正在等待,只见一群人簇拥着一个领导走过来,李先生立即向他行军礼:“报告总司令,我今天在接待大陆来的朋友!”并把我介绍给他。那人还了军礼,伸手过来和我握手。口里一直说道:“欢迎,欢迎啊!”并嘱咐李先生好好招待。 回酒店的路上,导游的口气大不一样了,对我们产生了敬畏之情。他们几个的车没有能进去,只好在附近的小饭馆里随便吃了点。导游悄悄地问我,“你是怎么认识他们的?”我不置可否。 在宴会进行时,梁胖子打来电话,说他已经出狱了。现在彰化,那是他的老家。他也要请我吃饭。我说时间来不及了,明天我们就要返回香港了,下次吧。他说知道我的消息晚了,现在也赶不过来。“后会有期!”我在电话里说道。 十一月二十九日,我们一行离开台北,乘机回到香港。旋而从罗湖口岸通关,再到深圳宝安机场,乘坐晚上10:25的飞机回武汉,家里已经派车在武汉天河机场等候着我们。深夜3时许安全抵凡。 每每拿起在台湾那晚和朋友们在一起的那张合影照片,我的心里就会感慨万千:大江东去,淘尽无数英雄人物。时代变迁,分合总成定数。谁逆历史潮流,必将被潮流吞没。我相信,下一次去台湾,必将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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