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凄美的理想之花------试论沈从文小说理想世界的构建和破灭 |
| 正文 | 凄美的理想之花 ------试论沈从文小说理想世界的构建和破灭 于青 古老的湘西，神秘又美丽。悠悠的边城，和着芳香的泥土味，草木味，今夜又悄然而至。 现代作家沈从文是一个热爱生命和珍惜生命的人。他在小说中通过一个个跃动的不死的精灵，表达着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理想寄托，寄托着理想与热情，寄托着作者想要达到至善至美，至纯至真的新的乌托邦的梦想。他想要让世界知道，即使在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时代，即使是人们认为人性的最美好特质日趋泯灭的时代，依然有一个人间的“世外桃源”，依然有一个理想的人间天堂，那就是美丽如画的湘西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那么的美好，生活在这里的人有人性最美的一面，这里没有城市的繁华和喧嚣，没有战争和灾难，有的只是富有诗意的风景与生活。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在有意的构建这样一个理想世界，而这个世界的构建借助了以下几个因素： 一，作品中塑造了一些性格鲜活，形象突出，富有人性美的人物。 （一）、沈从文笔下的女孩形象可以说大多是理想化的，无论是自小生长在溪边单纯而又任性的三三，还是单纯自然浑然不觉的小童养媳萧萧，或者是温顺乖巧，多情执著的边城翠翠，或者是谨慎心细，热烈大胆的像姐姐一样的阿黑，亦或是美丽大方骄傲善良的夭夭。这些形象如山涧的溪流，任情而动，她们天真无邪与纯朴善良的性格是那样的相似，她们那份对爱的执著无不体现出一种温柔如水的美。尤其是翠翠，在边城充满生命活力和和谐宁静的世界里，这个洋溢着生命的热情，自然而庄严的少女，集中了湘西自然民族人情中最为优美的成分，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情中的人生形式，那种纯朴动人的人性美，在她身上得到了最为完美地体现。后来，翠翠“一天比一天大了，无意中提到什么时，会脸红了”，“有时仿佛孤独了一点，爱坐在岩石上去，向天空一片云一颗星凝眸”（《边城》），再后来，翠翠恋爱了，爱得如何决绝，如此痴迷、如此深入，俨然“希腊小庙”里供奉的爱神。沈从文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种庙供奉的是 ‘人性’。”（《习作选集代序》），显然这时的人物已经成了作者心目中的神，是理想的化身，是永远美丽的神圣的精灵。 （二）、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有着悲惨命运的女性形象，作者同样从人性的视角去关注她们，审视她们，对她们也进行了肯定，表现了她们身上闪光的美丽，可以看出在这一塑造过程中，作者也将她们看成是理想化的人物，并非简单的一刀切，将其划分到阴暗和丑陋的行列中。 这些有着悲惨命运的女性形象，她们是寡妇，是妓女。在这两者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湘西生命中令人触目惊心的一面，同时也看到了作者对生命回顾和理解的过程。尤其是沈从文笔下的妓女。她们往往“穿了假洋绸的衣服，印花布的裤子，把眉毛扯成一条细线，大大的发髻上敷了香味极浓的油类。白日里无事，就坐在门口做鞋子，在鞋尖上用红绿丝线挑绣双凤，或靠在临河窗口看水手起货，听水手爬桅子唱歌。到了晚间，则轮流接待商人和水手。”（《湘西<白河流域几个码头>》）她们从事着最卑下的职业，以卖笑来维持最起码的生活，但就是这些出卖肉体的人却永远那么浑厚、纯朴、依旧多情、重义、轻利，有着自己内心的爱。《柏子》里的妓女就是这么一个典型形象。她虽然生活在屈辱中，但她的生命非但没有暗淡枯干，还自有一腔由“性爱”而引出来的衷情。她把情感紧紧系在这山水力量代表的水手柏子[1]身上，显示出生命纯洁之美。她多情、重义、轻利，充满了人间的真情，人性中很美好的东西在她身上并未泯灭而是在生活中表现的更加突出。这些都应归功于作家的创作情感和美好的理想寄托，他所表现的不是社会和人性中黑暗丑陋的一面，而是能够烘托出人性闪光的理想的一面，从这一层面上讲，沈从文可谓是一位大家，是现代文学史上描写人性美到极至的少数作家之一，他对现代文学史的发展和内涵的延伸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与《柏子》相对照的是《丈夫》。《丈夫》叙述了一个乡下男子到河船上去探望被送出“做生意”的妻子一日夜的遭遇。在这河船上，寻欢取乐的兵士，自称妇人干爹的水保，仗势欺人的巡官，都可以当着丈夫的面，公然声明对妇人的占有。在这里，人已经成为金钱的奴隶，人的两性关系成了纯然的商品买卖关系，人的性行为不再是人的行为，而成为金钱的等价物。但即使是这样的小说，作者在处理和塑造人物形象时，也作了体现理想化倾向的加工，小说中的“妓女”最后和丈夫一起回到了乡下，从此洗心革面，成为一个“从良”的新女性形象。从《柏子》到《丈夫》，沈从文的内在精神是二而一的，是一脉相传的，它们共同指向了美好的人性和提升的理想。 （三），沈从文作品中的一些配角形象上，也能折射出理想化的性格特征。我们很熟悉的小说《边城》中的船总顺顺便是鲜明的一个。他大方洒脱，喜欢结交朋友，对比自己贫苦的人又慷慨解囊，在他身上已经完全没有了作为船总的冷酷、无情、阴险、狡诈的一面，少了商人聚敛钱财的贪婪与世故，也少了奸佞小人的卑鄙无耻；多了一些宽阔豪爽的胸怀，多了一份对他人的关爱之心，也多了一种乡民的光明磊落和正道直行的高贵品德。正是这种理想化的表现，使作者笔下的湘西世界里生活的人们有了一层人性的光环，才让现代社会中的我们在审视和体验时，多了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多了一种情感上的感动，也多了一种心灵深处的超脱！ 二，作家试图以道家思想来完成对理想世界的构建，他的诸多湘西题材的作品在风格上充分体现了这一主张。 沈从文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这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来，张兆和也有言为证。其中庄子对他的影响不可低估，他喜爱庄子，羡慕他的“落后”，也曾以庄子自诩。庄子旷达的人生观使他淡泊名利，超尘绝俗；庄子对恬淡和虚静的推崇更是影响到他文章的风格。另外，从气质上讲，沈从文是典型的文人气质，感情柔和，“听到箫声，无事也要下泪，远处小羊固执而柔和的叫，也使他感到忧郁。”[2]再从创作心质上看，沈从文的心态是外倾的。“他不是将认识、道理、伦理观念粘附于作品外部，他不是预先带什么主题。他总是将道理和情感倾向隐蔽在现象描绘中，让意象展示生活的全部丰富性，复杂性和微妙性。”[3]沈从文的想象没有封闭于“自心”，而是与心外的参照系联系，反映了道家“定乎内外之心”的思维方式。 （一）、作家想用“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来描绘理想世界，达到他创作小说理想化的境界。 所谓“天人合一”即是自然与人的契合。童年是人与自然的契合点，童心是人类灵魂自然化的产物。老子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4]又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5]这些话都强调了纯粹自然为道德和审美的极致。沈从文主张童心的纯真，在《青色魔》一文中，他高度地评价过人类的“童心”：“所有故事都从同一土壤中培养成长，这土壤别名‘童心’。一个民族缺少童心时，既无宗教信仰，无文学艺术，科学思想，又无燃烧情感证真理的勇气和诚心。童心在人类生命中消失时，一切意义即全部失去其意义，历史文化即转入停顿，死灭。回复中古时代的黑暗和愚蠢，进而形成一个较长时期的蒙昧和残暴，使人类倒退回复吃人肉的状态中去。”[6]作家如此强调“童心”的重要，显然是想用“童心”把人们引向充满爱心，超越了功利得失和贫富等级的理想社会中，要有意地表现一种理想境界，然后将人类的美好一面反映出来，让世人都能弃恶从善，从邪恶丑陋中摆脱人性的缺陷，共同提升人类的精神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是一位伟大而贡献突出的“人类道德导师”！ 沈从文的作品大多是以大量篇幅写童年和童心，通过童年生活表现人的生命同自然的和谐一体，用童心映照出在自然的陶冶下生命情感的纯朴和天真无邪。《边城》《往事》《夜渔》《猎野猪的故事》《三三》《我的小学教育》《福生》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这些作品构筑了一个自然与人事组成的童年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利用摄取的或役使的利害矛盾的关系，而是爱慕，和谐或依存的无利害冲突的关系。在儿童的眼里，无论是“猎野猪”还是上“夜渔”，其目的都非获取猎物，而不过是一种纯粹没有利害打算的游戏，吸引他们的是自然与人事的新奇，推动他们的是那一颗充满幻想与创造的心灵。因此，他们把会咬人的小野猪看作“可爱”“善良”的“小天使”，将江溪中的渔火视为美丽动人的天幕上的星星。作者认为在儿童身上的这种超越人事利害的纯真的童心，正是人的自然的本性，也是人同自然的契合点，即自然化的集中体现。这样的童心，不仅存在于儿童的心中，也保存在成人的心中，表现在他们的行为举止上，从而形成了他们淳朴美好的性格特征，而作者也有意地把这种性格作为理想化的性格加以热情讴歌，可以说这也正是作者所着重表现和追求的。如《夜渔》中的王叙，《往事》中的老船夫等，均是一些天真富有童心的人。作者以无限怀念与钦佩的心情，在回忆逝去的童年的同时也回忆起这些与童年心灵相通的人们，认为在都市文明普及的时代只有从他们身上才可以清晰地看到大自然对于心灵的陶冶和同化，看到自然的本性，看到人与自然的高度契合，即“天人合一”的最高精神境界。 （二）、“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家思想在沈从文的作品中体现得也很鲜明，它在构建理想世界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自然境界是道家信奉的最高境界，而要达到自然之境就必须做到“无为”。老子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7]这句话说明用“无为”的态度对待一切，时时顺应自然，不勉强用人为的力量去干扰它，不背离自然规律追求个人的目的，这样反而容易实现自己的目标，使自己的愿望得以实现。沈从文湘西题材作品的特点是取材于生活，形式朴素。以小说中的人物为例，凡是能够体现作家理想的生命形态，如翠翠、三三、夭夭、老船夫、傩送等人，都具有人间超俗性。尤其是那些性情上的天真纯粹处，他并不忽略女性所特有的美。这表明，作者创作时更多地顾及到了心外生活的样式，他力求把印象中的生命安排到一个美的形式中去，而事实上又并没有因此妨碍他在故事中展现他所神往而现实中往往其实并不存在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8] 沈从文把对现实的不满寄托在“自然”的爱恋中，从而将自己人格理想和他对待人生的态度展示在那些皈依自然的作品，比如《边城》中对自然风物的描写则体现了他的自然观，即“自然化的人格”“诗性人格”主体意识要与自然融为一体。如他笔下的自然：“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常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屋……”。[9]读起来，有一种世外桃源的幻觉，同时也会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和宁静感到无比的渴望与羡慕。小说《萧萧》中人性的至善至美，也是对自然人性的无限向往和喜爱。这就说明作者一直在努力寻找着一种精神的依托，一种能够真正意义上支撑起他文学作品艺术内涵的力量。与此同时，我们不难看出沈从文也试图用一种道家式的理想重铸民族的德性，就像他自己说：“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这点情绪使我来写作，不断的写作，没有厌倦，只因为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于这个道德的努力。”[10]这一切都说明，沈从文小说的理想世界的构建是建立在他对民族的深厚感情上的，他要通过这些小说表明写作的努力方向和崇高目标------为民族铸就一座永久的丰碑，上面刻着民族的精神，有着我们民族最丰富的文化内涵。 （三）、借助对美丽湘西世界的描绘来完成对理想世界的构筑。 在作家的很多作品中，我们都能够强烈地感受都他所有意描绘的神奇而美丽的湘西世界，在这一世界的表现里，可以发现他使用了这样的手法：清新的文笔，悠然的语态，透明的境地，形象的语言，去刻意描绘这样一个理想的王国，这个王国蕴涵了永恒的意象和美好的追忆。在沈从文的作品里，营造的那种自然与人性，风情与风俗完美结合的意境，宛如一颗晶莹剔透的珠宝，充满了令人陶醉的诗意，带给我们恒定而久远的感动。他使我们相信了纯粹的力量，一种超然物外的纯情的美和清洁的魂，这个世界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理想主义的魅力，感受到了沈从文小说的伟大和精妙绝伦。 通过上述内容的分析与探究，我们可以看出沈从文一直努力在其小说中构建一个与世俗社会完全不同的世界，在这个乌托邦式的社会里寄托了作家太多的希望和梦想，表达着作家很深的话语，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再完美的理想终究还是理想，最终还是要破灭的。它只能成为作家也好，读者也好潜意识里追求的梦想，在现实生活中根本就无法存在，而且他小说中本身蕴涵着的某些东西也预示着这种理想世界的最终灭亡，下面就小说中预示理想世界破灭的两种因素进行简单地说明： 一、小说中潜在的宿命意识，预示了沈从文小说里的理想世界的破灭是一种必然（一）、从某种意义上讲，宿命是一种“必然”，它具有内在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外在的形势使然。 环境孕育了一代代人特定的思想和行为，从而产生了一套固定的生存准则和模式，每一个个体都在这种公认的准则与模式中生活和死亡，想打破或者超越它是徒劳和不幸的。《边城》中的翠翠就生活在湘西淳厚民风所营造的“善”的乐土上，这种集体供奉的“善”却以牺牲个体为代价。翠翠的母亲与屯防军人相恋却不适合于当地风俗习惯，最终以死亡代替爱情；同是湘西自然造化的翠翠也重复着母亲的不幸命运。在她与大老二老的感情纠葛中，爱情已经失去了它高贵的独立性，成为兄弟二人互相表达亲情的牺牲品；爷爷正是由于“善”，更增添了翠翠爱情道路的曲折。总之，特定的风俗人情和人文环境给翠翠的命运蒙上了悲剧意味。 沈从文小说中有几篇是根据佛经故事改编而来的，自然佛教有对人生转世轮 回的感悟，有对迫于现实苦难个体生命的劝戒。《月下小景》便展示了这种人生的无奈：族人的习气是女子只能同第一个男子恋爱而不能与之结婚，第一个男子只能得到她的贞洁而不能拥有爱情。爱情中的“性”与“爱”被无情地割裂开来，夫妻二人生活在固定的契约而非真正的爱情中。卜伽丘在《十日谈》中谈到人的情欲，说它是人的本性所在，特别肯定男女追求是人性的自然发展，爱情是来自人的天性的自然感情。沈从文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有这种“天性的自然感情”，他们在一起歌唱并向往永久地结合，而现实又逼迫他们就此分离，他们没有去处爱情就只能走向死亡。 海涅在分析《罗密欧与朱丽叶》时说：“这出戏的主人公并不是提到名字的那对情人，而是爱情本身。我们在这里看到爱情年轻气盛地出现了，抗拒着一切敌对关系，战胜着一切……因为好不害怕在伟大的斗争中求助于最可怖，但也最可靠的同盟者，死亡。”[11]《月下小景》与 《罗密欧与朱丽叶》有许多相似之处，男女主人公的爱情都受到习俗势力的压制，在这种特定的外在束缚下，任何个体的任何形式的反抗或突破都只能注入宿命的滚滚波涛中，一去不复返！ （二）、宿命的意识也隐藏在一个个“偶然”之中，它同样在预示着沈从文小说的理想走向破灭。 “我们生活中到处是偶然，生命中还有比理性更具势力的‘情感’，一个人的一生可说即由偶然和情感乘除而来。你虽不迷信命运，新的偶然和情感，可将形成你明天的命运，决定他后天的命运。”[12]他在晚年对自己的人生也曾经这样感叹：“浮沉半世纪，生存亦偶然。”[13]他的一生就是一个以其执著的个性在世事沧桑变幻中进行无悔体验的过程。沈从文对“偶然”因素的重视，说明他对生命有真切感悟和理解。他的小说中，这种因“偶然”而导致的悲剧时时都可以看到，也正是因为这种“偶然”因素的宿命意识才使他的理想最后化为泡影。 沈从文小说中出现的许多农村青年女子，正是凭借对她们偶然境遇的把握，展现了她们不同的命运色彩。《萧萧》中的萧萧，是一个童养媳，她的经历看似偶然，实则与其身份命运息息相关。她既为人妻，就应该安守妇人的本分，与花狗恋爱并怀孕这为规矩和当地世俗所不容，改嫁便是必然中的事。萧萧最后被留下来是因为她生了一个儿子，她发挥了一个女人应有的作用，也不过是尽了一个童养媳应尽的义务。其结尾的一笔，更增加了一种莫名的宿命色彩。柔石《为奴隶的母亲》中那个母亲被其丈夫“典”到秀才家做生孩子的工具，两次别离自己的亲生骨肉，与萧萧的命运十分相似。在这里，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她们精神麻木与不觉醒，而应看到她们就生活在一个把女人当作工具的世俗环境中，这是悲剧所在，而那些偶然事件只不过是早已注定的生命中无价值的点缀罢了。 哲学家狄尔泰指出：“命运造成了生活世界的不可把握性，偶然性，但人又本能地具有追求定性的意愿；自然的力量带来把一切有的存在化为虚无的威胁，但人又内在地具有意志的独立性；死亡规定了时空中一切生命的有限性这一最终本质，而人又有超越有限的深导欲求。”[14]沈从文在其作品中表现了一种具有宿命色彩的生活形式，向人们说明并昭示了种种人生的无奈，但这并不是说他就是悲观主义者。正是通过对宿命的表现，他让我们理解了生命的真正意义，用生命意识的觉醒来超越充满宿命的生活。虽然，他在小说中一贯主张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为世人建造一座理想的精神殿堂，让人们感受到世俗社会以外的另一种美，也想通过意识的觉醒来抵抗宿命，超越生活本身的意义，达到理想的境界。如《丈夫》中那个丈夫失去探望上船当妓女的妻子，他耳闻目睹自己的妻子为了几个钱任人蹂躏，忍无可忍之下带妻子回乡了；《柏子》中水手柏子在与妓女短暂的欢聚中产生了爱，精神得到寄托。显然，这爱已经超过了嫖客与娼妓的简单交易，这种爱已经包含了作者的某种期望；《边城》含蓄的结尾也暗示了一种生命转机的希望：翠翠接过爷爷的长篙正是要把他人和自己都引渡到幸福的彼岸等等，却不能从根本上避免一种理想的永远存在，所以他在小说中建造的理想的天堂终究会随着这种宿命规律性的存在而不复存在。 三、 流动的悲剧意识也是沈从文小说理想世界灭亡的又一因素，而这种悲剧意识以以下两种形式表现出来。 （一）、个体生命与群体社会构成的冲突。 沈从文湘西小说的悲剧冲突打破了一般意义上的悲剧冲突的局限性。在他的笔下，悲剧的独特性成为一道令人为之动情的风景线。我们知道，越是出色的作家，他的艺术世界就越是独特。沈从文小说中这样的世界都是按照自己与众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而作为他的小说的悲剧冲突实际上是个体生命与群体社会构成的矛盾冲突。他笔下的悲剧不是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悲剧，他笔下的人物不是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这种悲剧也不是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他笔下的人物也不是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他笔下悲剧的形成也不是以丑对美或以恶对善的暂时压制为标志，而是同一层面上美与美的不协调，善与善的不吻合，误解和误会的无法消除造成的。从本质上看，这种悲剧的形成在于个体生命与群体社会的冲突，个人在这种悲剧中实际是被异化了的，而造成这种异化的就是社会历史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旧习俗，旧观念对个体生命的束缚和摧残，如童养媳制度，沉潭的风俗等等。在《月下小景》里，天造地设的一对男女主人公从春天爱到秋天，最后在忘我的行为中，失去了一切节制约束行为的能力，各自在新的形势下，最终得到了对方的力量，得到了对方的爱，也得到了把另一个灵魂互相交换到自己心中最深的满足，但醒来后却必须去面对女子与第一个男子恋爱却一定要与第二个男子结婚的魔鬼习俗，双双吞下同命药共赴黄泉。这些正常个体生命的追求却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压力因此而构成了悲剧，但在作家冷静的叙述过程中，目光似乎放得更长远了，在不经意的描述中去挖掘历史根源，而不是仅仅局限在对眼前出现的事件的血泪控诉之中。沈从文的这种悲剧作品，不会让人感到恐惧，也不会让读者彻底陷入作家铺设的惨痛情节中不能自拔，但可以发人深思，启迪智慧。他在构成其悲剧的许多作品中，使用大量的笔墨，集中地描绘了美与美的冲突。无论是个体生命内部还是个体生命之间美的相互碰撞和纠缠直至毁灭，都体现了美的情愫，美的意蕴和美的追求，并在美的悲剧中张扬健康、自然、优美的人情人性，谱写出一曲曲美的挽歌。在《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男主人公豹子陷入了守信与守时的两难境地。到了约会时间还没找到答应要送给爱人的礼物，不带礼物去约会是失信，找到礼物去赴会则是失时，最后为了守信而失时，酿成了爱情悲剧。在个体生命内部所追求的两种美的悲剧冲突里，作家热情颂扬了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坚贞和纯洁的信仰。 （二）、淡化情感和哀而不伤的悲剧氛围。 沈从文生活的那个时代，苗族人对现代意义上的政权，乃至由此产生的整个政治活动，都抱有一种固执的不信任情绪；他们虽是世居楚地，身体中奔涌着幻想的血液，但因为见多了流血的场面，也就不免会被逼出一种麻木和淡漠，仿佛已经不习惯于狂悲大痛，他们避居在穷山僻壤之间，依托大自然的保护，就在沉浸于物我交融的恍惚状态的同时，那种理智的分析能力难免就显得薄弱多了；那渗透到他几乎全部创作的对于都市文明的反感情绪，那总是将沉痛隐蔽起来，而以平静的语气表述出来的态度，那烘托诗意的神来之笔和冗长乏味的分析文字之间触目惊心的不协调，还有那经常会表露出来的不被人理解的孤独和傲气：仅仅从这些现象背后我们是不是就已经看带苗族文化心理的各种牵制呢？而沈从文作品中淡化情感，哀而不伤的悲剧氛围的创设，理想世界的破灭，不也是和他的这种人生经历息息相关吗？ 梦是沈从文常用来悲剧情感的一种手法。三翠“睡倒了，就做梦，梦到溪里捉鱼，到山上拾菌子，到田里捡禾线，到菜园里放风筝。那全是不时做女儿时的事的重现。日里她快乐，在梦中她也是快乐的，在梦中，她把推磨的事忘掉了，把其余许多在诶里做来觉得很费神的事也忘掉了（《一个女人》）。”萧萧做梦则梦到女学生，梦到自己与她们并排走路，梦见汽车像仓库一样（《萧萧》）。翠翠在梦中也被优美的歌声浮了起来，到对面的高崖上采了一大把虎耳草（《边城》），这些形形色色的梦，增添了乡下女孩子生活中的色彩，在单调而繁琐的日常生活里，给了她们一些快乐，一些朦胧的向往和憧憬。因为有了梦，现实生活的苦难显得微不足道了，却在悲苦的生存状态里注入了活力和希望。可梦毕竟是虚幻的，它虽然能给人们带来暂时的快乐和安慰，却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就像天空中美丽的彩虹一样，不管它是多么的美丽和令人向往，它的消失和灭亡是注定的，没有人能够改变这一切。 沈从文的小说也是一样，他给了我们每一个读者一个永远的理想，一个美丽的梦想，一个让我们都为之感叹的世界，可其小说中的悲剧意识就在作家创作时已经预示了这一切的发生，预示了这个理想世界的最终命运，也预示了这将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永远让人们感动的话题！ 结语：“这种（桃源的）世界虽消失了，自然还能存在我那故事中，这种世界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百于故事的真实。这作品以一般读者的印象上找答案。我知道没有人把它看成载道作品，也没有人觉得还是民族文学，也没有人认为是农民文学，我本来只求效果。不问名义；效果得到，我的故事就完了。”[15]以理想世界的创建为起点却回归到理想的破灭上面，这并非沈从文小说的失败，也不是其小说的全部。它意义的重心在于试图超越理想世界破灭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独特的文化价值与审美意义，所以沈从文在其小说中构建的理想是破灭了，可他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永远存在！ |
| 随便看 |
|
四季谷提供散文、诗歌、杂文、随笔、日记、小小说等优秀文学作品，并提供汉语、英语等词典在线查询，是专业的文学及文字学习免费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