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懵懂年华 |
正文 | 懵懂年华 文/刘明文 我的初中、高中都是在馆陶一中度过的,回忆起来,有些迷茫,似乎也有些奇趣。 一、文革前的一小段美好回忆 我于1965年9月考入馆陶一中(初中十五级一班),班主任是孙永申老师,任课教师:语文,孙永申,数学是周长智;英语是霍树岭;政治是王振夏;植物是戴庆生。这些老师的教学水平都是很高的。对我们非常关心,照顾的无微不至。啥时候回想起来,总有一中暖暖的感觉。尤其是孙永申老师,他的文言文棒极了,在上课之外,也喜欢和同学们聊天。其中有两首诗(权且叫诗吧)。一首是:终日奔忙只为饥,一朝得食便思衣。值得绫罗身上穿,抬头却嫌房屋低。盖起高楼与大厦,房中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出入无轿少马奇。骡马成群田万顷,有财无势怕受欺。六品七品嫌官小,四品五品还嫌低。当朝一品为宰相,朝思暮想要登基......这首诗的题目已记不清了,好像是叫什么《人心无尽》。另一首好像是说一个墓地,长了一棵向北弯的松树:塚茔一棵松,与众性不同。树皆朝阳长,它却向北生。当时,令我们这些懵懂少年对孙老师的文学功底佩服得五体投地。 二、轰轰烈烈的初中阶段 好景不长,正常的初中学习生活不足一年,1966年6月麦假开学(当时学校放农忙假),文化课就停止了。 1、“大轰大嗡”。开学以后,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若干文件《十六条》,及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等,自此,轰轰烈烈的运动开始了。 首先是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有揭发老师的、同事的,甚至有同学之间互相揭发、互相谩骂的。而更多的是揭发批判学校领导的。绝大多数是无中生有,生编烂造。前面所说的两首诗,成了孙永申老师的罪状。那《人心没尽》是对贫下中农的污蔑。那《塚茔一棵松》,更是对毛主席的公开背叛。 有一个老师叫李伯刚,不知怎么回事儿,红卫兵硬说他是李鸿章的多少代孙,是什么“美国洋奴”。李老师否认此事,红卫兵:“不承认,就让群众说话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于是用硬纸板做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美国洋奴——李伯刚”。让李老师脖子上挂了这张牌子,逐个教室去问。每到一个教室,李老师就举起牌子问:“我是美国洋奴吗?”;“是”同学们异口同声。就这样,美国洋奴的牌子就戴上了。 如此的民主,岂不是啼笑皆非。事实上,李老师并没有给我们上过课,我们对他并不熟悉,甚至是不认识,何以知之他是“美国洋奴?”试问,在当时的情况下,又有谁敢说不是呢? 我们十五级一班东临十四级二班,西面是十五级二班,这三个教室是一排。教室前面十几米远是一个大坑,有两米深,无水。有一天在四级二班开批斗会,批判张孝贤老师,张老师是高中部的物理老师。无论是教学水平、为人处世,都令人十分佩服。堪称一中的物理权威。也不愧为人师表的楷模。在教室前面的坑里,燃着一堆柴火,烤着一根指头粗细的铁棍。只听四级二班教室里人声鼎沸:“说不说,不说揍他”。也不知让张老师说什么?还有一些稚气的声音说:“烙他——烙他。”这时候我才知道,那烧红的铁棍,是给张老师准备的。顿时,脊背上直冒凉气。吓得躲了起来。后来听说,还真的烙了。 文革后,有人跟张老师说:“一定要查出这个人来,并对他进行处理。”张老师说:“嗨!算了吧,孩子终究是孩子,年龄小,不懂事儿。再说了,只要在这里上学,就算是我的学生,做老师的哪能跟学生计较呢?”对于张老师的人品,对于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胸怀,由此可见一斑。肚子里能撑船的,并非只有宰相。 2、破四旧 在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就习惯”运动中,一些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亲眼所见,印象最深的是扒王七(王占元)的坟墓一事。王七的坟墓大概是在今超远小区内,当时是拖拉机站,拖拉机站工人自然是文化革命的积极分子——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嘛。记得王七墓地立有好几块碑,却只有一座坟墓。扒坟的第一步是拉碑,每座石碑大约有三四米高。用钢丝绳拴住石碑,东方红拖拉机一拉,轰然倒塌了,大地为之颤动,尘土四处飞扬,颇为壮观。然后是扒坟。许多人大声提醒:“小心一点,说不定有什么机关、暗器、尸毒”。结果,扒开后,并没有什么机关、暗器。也没有什么毒。其中有好几个墓室。奇怪的是只有中间那个墓室有尸体,那就是王占元,其余的都是空的。不知王七的夫人们哪里去了,奇哉怪也? 王占元是民国前的大军阀,死于1934年,尸体埋了三十余年,却并未腐烂,扒出来后,仍在拖拉机站西南的砖窑坑里,引来众多人们围观,时间长了,也就无人再去理会,据说,后来被一个疯子背走了。背往何处,不得而知。有人说,那疯子是王七亲人所顾,也有的说是王七旧部的后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3、大串联 1966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学校革命师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说来京参观一律免费坐火车,来京参观的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一律有国家财政开支......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这个史无前例的《通知》,造成了天上掉馅饼、免费大旅游的“全国大串联”。全国各地真真假假的红卫兵,蜂拥而起。有去北京的、有去革命圣地——延安的,有去井冈山的......全国各地到处可见串联的大军。 大串联中,我去了北京两次。 第一次是1966年9月,说起来真够晕的。那一天,吃吧午饭,四五个同学正在屋里玩,突发奇想:“咱们去北京吧?”“行,走就走!”几个人居然都没给家长打声招呼,也没带任何东西,甚至在外面晒着的被窝都没收拾,抬脚走人。几个同学,当时也只有十五六岁,只知道坐火车须要去邯郸,邯郸在西面。出校门,一路向西。大约走了四五里路,搭上一辆顺路的货车,到了邯郸。在地委招待所遇到了馆陶一中高中部的几位同学。他们也是要到北京串联的。我们便入了伙。如此这般,共凑了八十多个人,在地委招待处呆了一晚上,第二天便乘火车去了北京。至于车票问题、生活问题,自由高中老大哥张罗解决。一上火车,哎呀,真不是一班的挤呀。走道上、车所里、门边上,到处挤满了人。真正体会了什么叫“无立足之地”。如果把双脚抬起来,身体就不会着地。谁要是胆敢坐下来,那他一定会被踩死。 在北京被安排在农业展览馆。三天后,即1966年9月15日,赶上了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具体时间是下午五点十五分至八点十五分。其幸福、激动地心情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说实话,确实没能看清楚毛主席的伟大形象。因为人实在太多,那才真叫人山人海。而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离天安门实在太远了。 第二次去北京串联是1966年11月份。为了表现革命的热情和决心,这次是步行去的。我们这一伙14个人,都是我们十五级一班的。这次准备的也比较充分,打好背包,带上几双打了皮掌的鞋,在学校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支取了一些钱和全国通用的粮票,就出发了。一路上有红卫兵接待站,吃住都不用操心。从馆陶到北京,全靠不行。在路上,多次遇到卡车,司机师傅给我们招手:“小将们,辛苦了,上车吧,稍你们一程”“不用了,谢谢师傅!”——真是傻帽。 在冀县接待站,一个小伙子给我们讲:“我们这儿是冀县,过去叫冀州,是三国时姜维的故乡......我们也不知她说的对不对,反正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那天睡得比较晚。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好像刚刚睡着,忽然有人说天亮了——起床”。睁眼一看,果然窗户纸白了。于是大家赶紧起床。等一切准备好了,才发现天并没有亮,是月光。有的打着啊欠说:再睡一会儿吧?,大部分人的意见是:既然起床了,就走吧,睡也睡不好了。结果太阳出山时,已走了五十里路,到了衡水。 黎明时分,大雾弥漫,能见度不足十米。北风不大,却有一股子刺骨的寒意,从献县到河间的公路上,行进着14个背负背包的孩子,一路走,一路说笑,还不时响起优雅的歌声。 耿玉珍不知前天吃了什么东西,说了声你们先走吧,就蹲路边麦地里出恭。我们走了一段路,不见他赶上来。有的说不等他了,让他慢慢的赶吧。可一直走到河间,也没见他赶上来。这时已是下午四点了。浓雾早就散了,却不知从何时起刮起了北风,并且越刮越大,尘土飞扬。 从河间接待站借了一辆自行车,让王文学回去接他。直到下午六点,他俩才赶到河间。原来耿玉珍转了向,我们向北走,他却向南追,直到大雾消散,路上有了行人,一问之下,才知道犯了方向性错误。其实,王文学骑自行车接他,也并没起多大作用。北风太大,两人一辆车,根本骑不动,耿玉珍悄悄从后座上跳下来,跟在后面。王文学却没有察觉。风稍小一点的时候,车子已经走远了。风太大,追赶不上,喊也喊不应。等王文学发现“丢了人”,耿玉珍已被拉下好远了。 如此一路走下来,虽然苦、虽然累,心情倒是不错,一路上有说有笑,有歌声有风景。也体验了一把战争年代整日徒步行军的滋味。 三、复课闹革命 我于1968年初中毕业,回家呆了一年多,到1969年,上边号召“复课闹革命”。学校组织高中招生,我于9月份考入馆陶一中。开始了高中生活。当时,因为学校刚刚恢复开课,只有我们一个年级。两个班,我是一班,班主任是蒋振雨老师,认课老师分别是:语文,陈子寅;数学,张庆泉;工业基础知识(物理),蒋振雨;农业基础知识(化学),张玉山;政治,孙长友;农知,董秀芳;英语,王玉山;音乐,李树德;体育,郭仲铎。 此时,仍是文革时期。政治气氛十分浓重。既然是复课闹革命,文化课自然是要上的。然而“复课”和“闹革命”的分寸实难把握。老师讲课,束手束脚,心有余悸。过去的教学方法已被批判了。新的方法尚未摸索出来。还有些知识内容没变,却名称变了。例如,楞次定律,变成了电磁惯性定律。一面上课一面还要闹革命。晨读变成了天天读(毛主席的书),还时不时地揪斗老师们。批斗完了,在上课。学生对老师的称呼是:老+姓姓氏,老王、老张......不过绝大多数学生还叫老师,只是因人因地因时而异。 再一种“革命”的形式就是挖地道。每个班教室、宿舍里都有地道口。开始是分离的,后来各班挖的地道连接起来,各个教室、宿舍都在地下挖通了。地道大约宽一米,高一点五米左右。上面有两米左右的土层。据说当时学校的地道总长有十几公里。我想有点吹嘘吧。 毛主席“五·七指示”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们高中阶段只有一年多,到 1971年1月就毕业了。在这段时间里,既要复课,又要闹革命。老师不敢放手教,学生也不认真学。同时大学又不招生,没有奋斗目标,学到的知识委实有限得很。不过也不是全无收获,正直的老师们在地下,利用一些机会,向我们灌输不少有用的东西,委婉地告诉我们,社会终究会要发展的,知识总会有用的。实际上,我的学习意识,我对知识的渴求,正是在那段时间培养起来的。其中,蒋振雨老师对我的影响最大,使我受益终生。谢谢蒋老师!谢谢所有的老师们! 刘明文简历: 刘明文,馆陶县柴堡镇刘村人,1951年生,1965年至1971年,就读于馆陶一中,1978年考入河北师范学院。先后就职于馆陶县一中、馆陶县农中、馆陶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任物理教师。2011年退休。 2017年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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