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家史 |
| 正文 | 家史 （一） 大约七岁吧，父亲和小叔带着家人回几百公里外的老家过年。老家位于江西吉安境内的一个乡村，美丽富饶的赣江傍村而过。大年初一，我们孙辈三人给爷爷行跪拜礼，最年幼的我跪下后又赶紧爬起来去关大门，深怕被邻居看见笑话，惹得端坐厅堂的爷爷及整屋人都笑了。小姑说：“傻孩子，行孝还怕人看吗？” 爷爷身材不高，稍谢顶，行动快捷，常穿一件洗泛白的蓝色中山装，上衣袋别支钢笔。 记忆中和爷爷相处的时间不多，但印象深刻。有次他把我和堂哥叫到跟前，先问我：“门的英语单词怎么读？” 我磨叽了半天没出声。 又问堂哥，堂哥不加思索：“door。” 爷爷听完很开心，眼睛笑眯成了一条缝，摩挲着堂哥的头：“对啦，念书要讲究方法，就简单，比方说，打开门来叫open the door,一二三四叫One Two Three Four，多顺口易记呀！ 堂哥和我同龄，都是七0年出生，但月份比我大。他从小念书成绩极好，在学校有“秀才”之称，于是便顺理成章地成了我学习的榜样，更要命的是，他天生喜吃蔬菜，不贪食鱼肉，这在那个物资极度缺乏的年代可是个天大的优点，不比我，挑肥拣瘦，让母亲头疼。 哥哥大我两岁，调皮捣蛋不说，还经常逃学，成绩极差。为制止逃学，依稀记得母亲手持木棍撵得哥哥沿着水库绕圈的情景。后来实在没办法，叫六岁的我陪读，以便及时通风报信。 那时学校的老师多为知青，体罚学生很厉害，哥哥被揪耳朵挨板子是家常便饭，有次甚至还被罚跪在两张叠起来的课桌上，刚好被母亲撞见。护犊心切的母亲与老师大吵一场，直到现在还对那个老师耿耿于怀。 七十年代末期，父亲微薄的工资外加母亲散短的零工，艰难维持着一家六口人的生活。爷爷经常写信过来索要生活费。母亲对父亲嚷：“钱不是已经寄去了吗？”父亲摇头后只能照办，留下母亲不停的唠叨和抱怨。 多年后与母亲聊天问起，母亲说：“你爷爷很厉害，抽烟、喝酒、打牌，花销大，有一次未遂他意，马上写信，扬言要从老家过来教训你父亲。”母亲还说：“你爷爷坐了十年牢，对你父亲的影响很大。” 已是成年人的我，第一次听说爷爷坐过牢。 “是你大姑父抓起来的，”母亲轻声的说。 “你大姑父是陕西西安郊区人，四九年跟随部队南下，解放了吉安城就留下了，转到公安局工作。那时你大姑妈是医院的护士，追求进步的她自作主张解除了和一个地主儿子的婚约，嫁给了大姑父。” 印象中的大姑妈身材中等，胖胖的，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特别漂亮。大姑妈待人热情，爱聊天。有次回老家住她家时，清晨她去买菜，我们左等右等不见人回，结果母亲被大姑父拉到窗户口，只见大姑妈还挽着个空菜篮在楼下和人在眉飞色舞地聊天呢。 至于她和大姑父是如何认识的，母亲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叶落归根，晚年的大姑父多次回西安寻根无果。十四岁参军的他除了印像中家门口长着一棵小树外，其它的记忆犹如梦境晃晃茫茫。 爷爷去世是一九九一年。 父亲和大姑父没回去。 父亲没回的原因是患病不便。大姑父没回，则是对长达半个世纪的家庭恩怨那段沉痛历史的坚持和宣言 ：大姑父终身认为，是爷爷的特殊身份影响了他的前程。爷爷至死不原谅大姑父也理由充分：世上哪有女婿抓老丈人坐牢的道理？ 这次回老家祭奠，我有幸看到家谱，对爷爷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家谱记载：爷爷军校（无线电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工作，官至上校军衔。父亲过周岁时，大庆，宴请全村人吃了一天。国民党某上将差专人送一块“四世同堂”匾以示庆贺。 这时我才恍然意识到：识英文，有威严的爷爷，把才华、学识和军旅生涯的秘密就这样永久的带走了。 今年三月，经大姐三番五次的游说才把母亲从江西接到珠海小住，主要是在珠海工作的外甥女要尽一片孝心。也难怪，外甥女从小由母亲一手带大，疼爱有加，这份亲情是没有隔阂和陌生感的。母亲要回江西时，转到我这住了几天。晚上，陪母亲聊聊往事荡漾着别样的幸福滋味，聊着聊着，聊到父亲。 对于早逝的父亲，我内心充满遗憾和愧疚，借用大姐的话说，如果父亲健在，以他好动的性格，肯定会频繁地穿梭老家和广东两地。可惜我们做子女的再也没有尽孝心的机会。 母亲说：“你父亲特别能吃苦，年轻时家里穷（爷爷去坐牢了），全部的生活重担压在你父亲肩上。有一年，赣江涨大水，没人敢去老河（与赣江相接的一条支流）打渔，你父亲却冒险在夜晚划着一只木盆在波涛汹涌的老河里下网捕鱼。这一晚大获丰收。那时鱼一斤只卖几分钱，你父亲把鱼卖完后，竟能给家里每人添置一双鞋和买回一袋米。” 母亲说起的这件事不由勾起我点点滴滴的记忆。 很小的时候仅有一次跟父亲去水库钓鱼。水库风大浪高，父亲没钓多久就带着我收杆回家了；父亲去世时，我整理遗物，发现了几大包用油纸包的鱼钩，那时的我压根没想到父亲还是个捕鱼能手。 父亲聪明能干，活泼热情，这是家里长辈们的共识和评价。父亲读完高小后缀学。一九五七年，二十岁的父亲考进了江西洪都机械厂（现江西飞机制造有限公司），成为一名让人羡慕的国家职工。然而那个年代注定噩运频繁，因为爷爷的历史问题，父亲政审不过关，一年后被下放到一个国营农场，开始了他近三十年的兽医生涯，直到把生命的骨灰埋在农场的青山上。 父亲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农场的同事和周边的老乡都非常敬重父亲的品德，佩服父亲的医术。 离我们家四五里有个叫东岗的村庄，住着一位叫“东岗婆婆”的人。东岗婆婆待我们姐弟四人特别亲，我曾一度误认为她就是我的亲婆婆，反而为老家多出了一位婆婆而纳闷。她家门前种着一颗枣树和一颗柚子树，每逢红枣或柚子成熟时，东岗婆婆就会把我们姐弟叫过去，住上几晚，解解嘴馋。若逢收甘蔗的季节去，肯定还要扛几根甘蔗回来。 我问母亲：“为什么我们家和东岗婆婆家的关系那么好呢？” 母亲说：“那个年代，虽然苦点，累点，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友情和帮助是无私和真诚的。当初东岗婆婆家的一头耕牛染病快死了，是你父亲不计报酬深更半夜背着药箱去救活了它，所以后来两家走得特别的亲近。 年轻时的父亲不抽烟，不喝酒。后来，烟一辈子没抽，酒却一辈子不离。 说到喝酒，母亲就来气。 父亲学会喝酒是环境所迫。 父亲工作的农场是一位新中国的开国上将筹划和组织建立起来的。垦荒人其实是脱下军装的部队。那时，老红军干部任总场长，部队各级干部则充当分场场长、队长。部队医院转为地方医院……极具时代特色。当然，还加入极少数像父亲这样有些文化的人去当技术员。 在那个工、农、商、学、兵什么都要结合的年代，父亲是通过酒和他们彻底结合上的。 我曾亲眼目睹父亲喝酒的情景。 那次喝酒的地点在我们家，母亲张罗着做菜，父亲他们忙着喝酒。酒是当地人用稻谷酿的，四十多度，味辣，后劲极大，当地人称“谷酒”。整个大厅充满了刺鼻的酒气，划拳声震天响。当一桌人喝的东倒西歪的时候，一位长满络腮胡子的伯伯（母亲称呼为李医生）拿双筷子架成拉琴状，口里模仿着琴声，周围人则用筷子击碗打节拍，和唱着歌曲《我的祖国》，非常的震撼和好听。 父亲经常半夜回家，且满身酒气，这对于强势的母亲来说根本无法容忍。拒开门、吵架便成了母亲反击的武器。父亲深更半夜的拍门声和他们无休止的争吵声带给我恐惧，也带给我一辈子对酒的憎恨。 说实话，孩童时代的我对父亲的好感要明显超过母亲，哥哥姐姐们也这样认为。究其原因，一是母亲在这个家扮的是典型的红脸角色，对我们非骂即打（父亲却不会）；二是父亲经常出差，每次回来都会给我们带上一些好吃的东西。 一九八三年，父亲出差去甘肃兰州参加全国畜牧专家会议。 母亲说：“那次一去就是大半个月”。 等待父亲回家的日子非常煎熬。我常常独自坐在家后的一个小坡上守候、眺望，期盼着伸向远方马路的转角处能突然出现父亲的身影，当然，也少不了每天三番五次的催问母亲：“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母亲被问得心烦，无名火起，骂：“你爸不回来了。” 父亲回家，除买给我们一些好吃的糖果饼干外，还带回了一张他站在兰州大桥上的影照，被我误认是站在南京长江大桥上而在小伙伴中炫耀了好几年。 父亲去世后多年，我都在重复着做同一个梦：父亲出差了，怎么等也等不回来。 （二） 某个冬天的夜晚，一家人围着火炉，听父亲讲他小时候的故事：十岁时，爷爷把父亲从老家接去上海念书，一个从偏僻乡下来繁华大都市的伢子，不可能融入当时环境。父亲说根本听不懂老师讲什么，又没有玩的伙伴，于是逃学，每天去学校旁的戏院看戏，捱到放学才回家。一段日子平安无事，不巧有次被爷爷的一个朋友撞见，告诉了爷爷，结果父亲被痛打一顿。出人意料的是，考试时父亲竟然考了全班第一名。 父亲说：“要不是黄埔江发大水，我和你们爷爷就去了台湾，待水退时再走已经来不及，上海解放了。” 故事讲完，我提出疑问：“爸，您哪来的钱天天看戏呀？” 父亲笑了：“现在想想当时也挺胆大，见到戏院就往里走，看门人拦住说你是哪家的小孩乱闯呀，我说是某某的儿子，结果畅通无阻了。” 父亲还多才多艺。 姨妈说：“你父亲年轻时戏唱的特别好（唱的是地方采茶戏），在老家附近一带很有名气，母亲就是看戏时看上了你父亲。” 姨妈是见证者。五十年代中期的中国解放没几年，婚姻大事仍是传统的媒妁之言，父母做主，偏僻的山村更是如此。自然，外婆对母亲自主婚姻的做法非常不满，又经多方打探了解到父亲家境贫穷，就更是强加阻拦，姨妈不可避免的成了父母的联络员。 在诸次回老家的行程中，通常路线是：先坐火车到省城，住一晚后，再坐汽车到泰和。有一次行程路线与众不同，让我印象深刻：先坐火车到樟树，再改坐客轮到吉安。那是我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次坐船长途旅行，沿途赣江两岸的秀丽风光牵引着我的目光，我趴在船舷上久看不厌，一首歌在耳旁缓缓荡起：“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群山两岸走……”。在吉安住一晚时，父亲带着我和哥哥去影剧院看话剧，我还清晰的记得，剧名叫“霓虹灯下的哨兵”，由于剧中没有激烈的战争场面，没能勾起我的兴趣，原来看戏唱戏也是父亲的挚爱。 对于极少来做客的父亲，姨婆家的招待热情周到。按照当地人的待客习俗，少不了喝酒，而餐桌上的酒文化是：客人喝的多少，直接体现主人招待周到和热情的程度。此时父亲的酒量已非彼时。老家喝的叫“冬酒”，度数不超过二十度，味甜，口感很好，喝时用碗盛装，这对于长期接受谷酒熏陶洗礼的父亲来说彷如闲庭信步。席间，姨婆的三个儿子不停轮流敬酒父亲，父亲也一一回敬，喝到最后，在母亲的一再催促下，父亲摇摇晃晃站起来道谢告辞，姨婆的三个儿子全部醉倒，据说其中有一个把厨房的灶台当床铺，呼呼的大睡怎么拉都拉不起来。 母亲出身在一个富农的家庭，两弟一妹。外公年轻时当过红军，也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但没有走完）。听外公说，部队运动战绕过南昌打到湖南时，在一次渡河的战斗中（我查了相关资料，可能是湘江之战），被敌人飞机的投弹炸昏死过去，醒来时发现到处是战友的尸体和遍地的银元，耳朵什么也听不见了。九死一生的外公连块银元都没捡，靠着坚强的毅力和对家乡执着的眷恋一路要饭走回了老家。外公在八十年代末期享受了老红军补贴待遇，但耳聋的残疾也伴随终生。 回到家的外公起早贪黑埋头苦干。由于外公是个干活能手，加上外婆的精明操持，几年后，家境大为改观，逐步由衣食无忧迈向了丰衣足食。 有了富裕的家作为后盾，母亲的青少年时代过得无忧无虑且丰富多彩。虽然在农村重男轻女的观念根深蒂固，外婆也不例外，但颇明事理的外婆还是给了母亲和姨妈读书的机会。那时一个人的学费一年下来需要几担大米，穷人家根本读不起。母亲却不珍惜，念书的时候跟着一帮伙伴打猪草，躲猫猫，顺着山坡滑溜溜玩，后来母亲的文化知识如张白纸，比起识文断字的姨妈差一大截。在婚姻上，好强的性格和遗传外公的韧性使得外婆无计可施，母亲终于冲破重重困难，了遂心愿嫁给了父亲。 母亲说：“嫁到你父亲家后的日子很清苦，经常连饭都吃不饱，有时饿的不行，就从你外婆家背米过来吃。” 我问：“那外婆能给吗？” “当然给，你外婆也不忍心看我挨饿，给时就骂并数落说自找苦吃。” 姨妈的婚姻是由外婆做主，这也是她温顺性格的体现，好在是嫁给了一个大学生。六十年代的大学生极为罕见，对于这桩婚姻外婆非常满意。姨父上的是煤矿学院，毕业后分配去了四川，当时也没有携带家属的条件，姨妈只能借几年一次的探亲假去与姨父团聚。饱尝两地分居痛苦的姨妈经常来我们家，一住就是几个月。 姨父于一九九三年调回江西某煤矿当书记（离我们家不到八十公里），一年后姨妈才打电话告知母亲，惹得母亲埋怨了好一阵子。当我们全家人去姨妈家时，我才发现原来我们家还有一个做官的姨父。 第二年传来姨父病重的消息，半年后姨父就去世了，只比父亲晚走三年。世事嗟唏，这一切似乎都是命里注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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