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父亲的世界（散文） |
| 正文 | 父亲过世五年了，我常常想到他，眼眶就有些发热。望着他生前的照片，想和他说话。像他在世的时候一样，话语不多，哪怕是几句也行。可他就那么望我，想说什么，嘴巴就再也不张，睁着那双慈祥的眼睛。我知道父子之间是隔了那么一张纸，可那却是两个世界呀！就这么望着他，用手轻轻地抚摸那张隔世的脸庞，自觉与父亲之间的世界就又相通了。 父亲的世界常常让我感觉陌生。他是个言紧的人，外面事不大在家里讲，过去的事也不愿多说，就是聊起闲话，也就那么三五句，话讲清楚了，便独自在那里做他想做的事。他的内心一定有着一个深潭，不起波澜，却能容得他一生的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所以我很少见他抱怨生活，抱怨这个世道。一辈子认真做事，诚恳待人，凭着良心在做自己。 我记忆中，他不是一个好脾气的男人，时常有发火的时候。和母亲生起气来，言语更不多，黑着脸，但却骂人，骂得很难听，就几个字，却足以让人生几天的气。再急，就摔桌子弹板凳，咣的一声，摔响屋门，骑着车子就走了。这一走就是几天不回家，独自住在了单位。 他的这种脾气，让我也很难接受，我就不同情他，不想搭理。可就是两三天，母亲的气却消了。叫我来，说：“看看你爸这人，一辈子都不会低头，犟的要死。你去单位找找，让他回来吃饭。”我知道，母亲心软，是一定会做油泼扯面的，因为那是父亲最爱。 我去了，见过父亲，他没笑容，冷冷地说：“你先走，我一会就回来。”几乎是我前脚到家，就听到他放车子的声音。一切都在安静中度过，父亲不言，母亲也不语，只有我在中间搭几句闲话，两人只是噢噢的应酬，但气氛就融洽许多。这一夜过去，家中恢复常态。 我很奇怪，与母亲说话总是没完没了，无话不说的。可在父亲面前，就想不起来说什么，他也很少与我拉家常，谈论国家大事，或者说以父亲的尊严对我进行教育。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没有对我动过武甚至骂过我，严父的职责往往在于他的冷峻和以身示教。 记得文革中，我将远离父母下乡落户到几百公里之外的贫困山区，作为那个时代的独生子女，父母哪能舍得孩子远离。大半都会四处奔波，想方设法把孩子留住身边。或者就是硬抗软磨，懒住不去。即便要走，那些柔情的话，分离的泪怎么都不会少。 可我的父亲，就没有对我说过一个“不”字，总讲：“到艰苦的地方锻炼锻炼有好处，党和国家不会不管的。”这些话就像学校老师对我们讲的一样，什么儿女情长之类的话，他就不说。其实当时对独生子女有个内定政策，可以延迟不下，但政策从未公示。父亲却支持我去。 要走的那天，他照常早早上班去了，仿佛没有发生什么事，也没留下一句话。我背着行李一去就是三年。三年里，他没有去看过我。我觉得他很心硬，太严厉于我了。 在农村的那些年，生存条件极差，加上自然灾害影响，我们经历了超乎寻常的考验。干旱，使我们没有水喝。灾难，让我们没有粮吃。青黄不接的二三月，饥饿使我昏死过去，大病一场，高烧不退，失却了人形。然而我却坚定地挺了过来。 一个自小惯养的孩子，生活的磨砺让我脱去了天真稚气，感受到真实生活中最为严苛的一面，体会到人间悲伤和痛苦的滋味。也由此深黯从旧社会走来的父母必然有过更多的苦难和艰辛，而对父亲的理解也是从我那些年的困苦中，一点一点的体会才渐渐加深的。 文化革命说是一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但实际中却成了一种阶级划线，人与人斗争，深究历史罪孽的群众运动。这种深究很是残酷，罪孽的确定可以妄为。这便使从旧中国走过的人们，人人自危，我的父母自然也就逃脱不过。母亲还好，家境贫穷，民国三十年遭年馑，随父由河北井径逃亡陕西，无罪孽可查。父亲却不同了，生在陕西，长在本地，小小八岁因不满父母偏宠离家出走，过上了独自流浪的生活。在纺纱厂做童工，也讨过饭，又在一家汽修厂学徒、学开车。平生无依无靠，唯有朋友相助，这朋友中就有共产党人。名义上在国民党任职，做着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常常深夜召开秘密会议，父亲便是他们的放哨人，整天提心吊胆的。这段历史，父亲从未讲过，是母亲在文革中告诉了我。 母亲还讲：陕西渭华暴动时，党内出了叛徒，组织派人除奸，此人便是父亲的朋友，父亲叫他荣哥。由于他执行秘密任务，父亲以为他失踪了，数月找不到人。突然一天夜里，天下大雨，有人敲门，父亲开门时，竟是荣哥。几乎没了人样，一身褴褛，胡子头发遮去了面孔，如似乞丐。父亲将他藏在家中，好生调养十多日。叛徒被他打死了，他却暴露了身份，国民党四处通缉追捕。父亲为了掩护他，也装作乞丐，一天夜里，搞到一只羊皮筏，两人渡过渭河，徒步兰州、天水去。那些日子，他们沿途乞讨，夜行昼藏。人到天水，身上衣服几乎没了面子，破成了烂布条，衣不裹体了。躲过大半年，形势发生变化，才从甘南返回。 正是这段历史，文革时，即将担任省劳改局副局长的荣伯，被造反派组织打成了国民党特务，因为他的上线已被人整死，无人为他作证。也由此牵扯到父亲，说他是特务帮凶，接受组织审查，限制自由，变相的关进“牛棚”。 记得我从农村返城探家，母亲悄声对我说：“你爸在单位受审查了。”“为什么？”我很惊异。“因为你荣伯出事了，牵连到你爸。”母亲才对我讲了他们的故事。 我就不明白，人们究竟是怎么了！这些革命的志士，为了革命事业，抛头颅洒鲜血，被国民党追杀而英勇奋战不死，到了建国后的今天，人民当家作了主，革命者却莫名其妙的变成敌特，要接受党和人民的审判。这个世界还有没有道理可讲！有没有正义可言！在那段黑白颠倒的时期，正义与邪恶是无法言辩的。 那些日子，我心很沉重，整日坐卧不宁。我要去看父亲，不能让他不明不白的、孤独而痛苦地承受这一切。我和母亲说了，就担心见不到父亲，但我决计要去。 我买了两条父亲喜欢的烟，他爱吃的凤尾鱼罐头和需要换洗的衣物。当我走近他们单位时，心情就异常激动。 那是一座独具风格的建筑，旧时称作西京招待所，它是三十年代由杨虎城将军为招待南京国民政府要员而设立。西安事变中，曾将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一些政要扣押在此。这所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在文革期间是省外事办公室的所在地，父亲正是在这里工作。 望着那面涂抹着黄灰色墙面的两层小楼，心境十分复杂。这座楼，一直保留着历史的颜色。黄色。是具有它尊贵的一面，带有皇权的意味。而西安事变却让这座散发着尊威的小楼，变做扣押国民党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地方。这本身就是个讽刺。如今这种讽刺又演绎在我的父亲身上，他的自由被禁锢其中。他是为正义做事，反倒失去正义的力量，成为一种反动了。 这种复杂心理让我很纠结，我真想据理力争，为父抱不平。可我又是什么呢！敌特帮凶之子，岂有你说话的份儿！ 我没有寻找单位组织和任何人，径直穿过那扇黑色的铁栅门，奇怪！没有人阻拦。我大模大样地走去，顺着车库方向而去。因为父亲是一位司机，常常会在那里保养车，他的住处离那儿也近。就在我刚刚转过一条小径，绕去一段冬青。我看到了父亲。 他背对我，弯着腰，拿着一把大扫帚，呼啦呼啦地扫着地。此时正值深秋，满地的枯叶在那里丝啦丝啦地响，仿佛一些垂死的生命在痛苦嘶叫一般。 父亲仍穿着那件退色了的、单薄的中山布装。腿似乎弯了，腰也驼了。背影中，人苍老许多。其实，那时的他，还不到五十，正当壮年。 我叫了父亲一声。他停住。像在分辨听到的声音。 突然，他转过脸来。有种瞬间的吃惊。眼神里就透出一股活气，神光跳跃。 “你怎么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他声音很轻，急切，颤抖。说着，向四周望了望，立即放下扫帚，匆匆领我回到他的住处。 “你妈还好吧！ ”他小心问我。 “还好。”我望着那张憔悴的面孔说。 他真的老了许多，胡子花白了，留的那么长。他以前是不留胡须的。他告诉我：他很好，没有被关押，受什么罪，车不开了，每天打扫全院卫生，小范围的自由还有。 他让母亲不要操心，又讲让我早些回农村去，好好劳动锻炼，相信国家不会不管的。可我从他的眼神中却看到了一种迷惘。 我问起荣伯伯，他迟疑了一下，眼神有些暗淡，说：“你荣伯是好人，是个非常坚强的人，组织肯定会给他清白的。“这句话让我轻松许些，对父亲的担忧里生一线希冀。 我走了，他不能送。关上房门的瞬间，父亲的眼眶潮湿了。 我含着泪，走出这座黄色的小楼，一颗迷乱的心整整悬浮了半年之久。 当我再一次回城时，父亲已获自由。但这种自由没有换回荣伯的生命。父亲告诉我：前不久传来消息，说荣伯伯畏罪自杀了。是在关押的农场附近的河边，发现他的遗物：一副眼镜和一双皮鞋。他是坠着河石沉入河里的。 农场给他戴上畏罪自杀的罪名，而后不到一月，上级组织就来了专案材料，证明荣伯是清白的，是受党的指派完成除奸任务，是我党的忠诚战士。可是这一切都为时已晚，荣伯伯已是含冤九泉了。 荣伯之死，曾引起党内许多熟知人的质疑，都认为荣伯是白区斗争中最坚强的战士，他不可能有自杀倾向，怀疑是否有被害可能。这一问题在当时的境况下，极难调查，就更谈不上落实，此事直至文革后期，都没有结论。 这件事，对父亲影响极大。若干年，父亲就从未忘记对荣伯伯的纪念。更为他含冤九泉，愤愤不平。他四处寻找一些老同志，可这种努力，几乎无用。还好，党组织对荣伯的历史做了肯定。但荣伯含冤致死很让父辈人心存余悸。 父亲常常谈及此事，就很懊恼，却也只能叹息而已。 父亲的身世决定了他不会有多少文化，能简单写字和读报，字写得很大， 工整，是一笔一划的，极为认真地写，不出一页纸就手累了。他的许多东西都是我带笔，他口述。但他的头脑绝非不聪明，特别是善于研究和创造性的思维，比人都强。 他喜欢山水花草。前院的小花园，就都是他的作品。他能将一种月季嫁接的开出两三种花色来。一堆水绣石，几天功夫，就琢磨出几盆美丽盆景。下有小桥流水，上有亭台楼榭，山中有松，山下有草，小桥间还坐着钓鱼翁。 他的作品招人喜欢，常常来邻居串门，多是为了看他的花草。也曾因此招来小贼，一夜间，端走了花园里两盆最好的盆景。那盆景是端不动的，得抬得车拉，看来蟊贼是蓄谋已久，也说明父亲的作品声名之大。这事气的父亲几天蹲在花园不出，因为那是他的最爱。 他的聪明用在汽车上，这车就开的超乎寻常。他观察红绿灯，计算街口间的里数，各路段行人车辆状况烂熟于心，什么时候加油，什么时候踩刹，什么怠速行驶，他自有一套。这车就坐着稳，坐的舒服，能睡觉。他开专车后，一位省上领导讲，坐李师车能放心睡觉。 那些年，汽油紧张，到处搞节油。父亲的车就是耗油低，有人不服，引起单位主管部门的注意。一次全省节油活动中，技术部门对此进行实地测试。四辆车由西安开至延安返回，加同等量的油，同样的时速，父亲的耗油就低他们三分之一。这便引起相关部门重视，开始跟踪父亲驾驶全程，包括父亲对化油器的改造。总结之后，父亲成了名，作为陕西省节油标兵，在兄弟省市推广。 这下可就苦我，父亲口述，我执笔，写了几天几夜，弄出了十几页经验报告。父亲拿它走南闯北了一回。人瘦了，心疲惫，像害了一场大病。父亲是个言语不多的人，善用脑，爱做事，不声张，更不愿意人前卖弄。场面上的事他做不来，跟他的心性相背，所以往后干脆拒绝了各种介绍会，这又引出了许多单位派人取经。那段时间，他就忙的不得了，整天回不了家，母亲让我去看，怕他累病。 其实父亲的身体极好，我记忆里，他没生过病，头痛脑热都很少，即使感冒了，不吃药，就让母亲给他下一大碗热乎乎的酸汤面，呼噜呼噜地吃出一身汗，捂着被子便睡，翌日早早起身，上班去了。 所以母亲的担忧，我觉多余，可我还是去了。父亲又不高兴，说他好好的，有什么看的。 这次节油给父亲带来不小荣誉，他获得陕西省劳动模范称号。记得，他拿回那枚獎章时， 我高兴的要将它挂在墙上，彰显父亲。他不同意，径直锁进了抽屉，很少再拿出。还是在他老的不能动时，窗前阳光明媚，他取出那枚奖章，晒着太阳，在细细瞧看，笑着说：“人一辈子，争强好胜，老了才知道自己没用啊！ ” 父亲最为光鲜的时期，是在省外事接待车队。一些重大的外事接待活动都有他参加，记得西哈努克来陕，周总理回延安，父亲都参与接待，是车队的打头车。那时，来元首级人物，接待特别隆重，道路戒严，主干道要组织群众欢迎，沿街警察一段一岗，车队所到之处必是畅通无阻。 父亲的头车要求甚高，须拿时间计算路程。不能太慢，也不能太快，掐尺等寸的，周密计算的。司机必须熟悉全程路况，遇事能应变。市内路况较好，出城的情况全靠头车控制。父亲责任重大，每次完成接待活动，总说很累，开车时手心都是汗水。 记得西哈努克来陕，有参观临潼华清池的安排，父亲告诉我。我早早跑到东五路的大街上，那是去临潼的必经之路。去时，两岸已涌满人。那日天气晴朗，有太阳，是早上八九点的太阳，光鲜耀人，朝气蓬勃。路上静的，没有一辆汽车，对面的车也全让警察止住，停在路边静候。 平日车水马龙的热闹，突然这般肃静，人心有一种奇妙感，好像这种感觉让人产生敬畏。人群就很安静，静的能凝固住。 父亲真准时，刚刚九点，车队来了。人群嘈嘈中，看见头车的红旗随风飘摆。父亲开着，车窗里是父亲侧影。突然觉得，他的影像变得很大，很英俊、极为坚毅。一种我从未感觉到的人格力量，不像了与我朝夕相处的样子。 车过的很快，呼呼地，十多辆车，一条黑色长龙，在奔向太阳升起的地方。人们欢呼，招手，致意，迎送瞬间结束。父亲的影像能久久不忘，我感到一种荣耀。 在周总理来陕的日子，父亲几天几夜没回。终于一天晚间，听到熟悉的车子声。进门的他，就很激动。平时不大讲话，这一夜却滔滔不绝。母亲问：“你看到周总理了！ ”“咋能看不到，就在总理身边。“母亲笑着。 ”总理还和我打了招呼，问到家里情况。”母亲听得兴奋起来，说：“ 能和你打招呼！你真不简单哩。”父亲有些得意，想喝口酒，母亲急忙温了一盅小酒，配上一碟泡菜，父亲呡出一口，又说： ”总理这人很随和，待人和蔼可亲，对所有的工作人员一视同仁，可惜最后没能和周总理合影。“ 我纳闷，问他，才知道总理随行的东西忘在宾馆，临时派父亲去取，就是那个时候，总理要求和全体人员合影，这便成了父亲的一件憾事。 父亲对总理的崇敬，是在延安途中。延安人民得知总理回来了，人山人海的将车队围住。警卫人员挡不住。群众要见总理。总理直接下车，与群众一起，问寒问暖的。总理的车被淤在延河滩上，人民群众就涌上前来，将车抬出泥洼。那个场面真叫人感动流泪。这一动人的历史镜头永远载入史册，轰动中外。父亲说着，眼圈竟红了。我很少见他有如此激动的情景，今日想起，竟也按捺不住我的那份激动。 在以后的数年里，父亲接待过王振将军，叶剑英元帅，与他们都有合影。晚年，他常常拿出这些照片，回忆这段时光，还满面春风的样子。 在父亲内心世界里，始终簇拥着一团火样的激情，充满着对这个世界的热爱。他爱生活，爱身边的山水花草，爱他的工作和与他相伴一生的汽车。他更热爱周围的人和人民爱戴的领袖。只是他能将这种激情深藏于心，平淡且默默地生活着。 父亲的晚年，生活很平静，母亲操劳他的生活起居，他那颗聪明的头脑不在用于工作，而是在他的内心世界中寻找乐趣。他养花，是轻车熟路，没有多少时日，屋里便一片绿草荫荫，时时就有花开，香气饶人的。他又搞来盆景，在那里修亭搭桥，植绿造景。定时喷洒、施肥。那些花花草草在他手里，都那么生动，可爱。 有一段时间，他就不着家，天天骑着车子，跑遍这座城的人文古迹。又爱上了字画，收集了不少墨宝。兴致一来，挂得满墙都是，他就坐在沙发上，细细品味。他有个毛病，常犯低级错误。看画时，主观性太强，看着画中的湖泊，就想那里应该有一条船，于是拿墨彩来，竟直添上一条船，船上挂帆，立一小人儿。看着花前空白，就画一只蝴蝶，翩翩起舞。他用墨色不那么准，形状大抵像那么回事。 他常自叹自乐，却让我见到，便大呼小叫地说他：“这画让你糟蹋了！若要值钱，这一下就分文不值。”他笑了，笑的憨憨的，神情狡黠，且慢慢讲：“我不指望它赚钱吗！看看取乐。”他虽这么讲，可那以后，真的就不在见他画蛇添足了。 实在说，我见过父亲用钢笔画出的小鸟，造型很准，神态活跃，那鸟儿跃然纸间，像在蹦跳啄食，栩栩如生的样子，让我意外吃惊！父亲文化不多，一生奔波不停，如此的生活环境里，何处能让他产生艺术的敏感！看来艺术是有天性，父亲是有艺术的天质，我就笑称他朴素的艺术家了。这一点，在他的晚年就表现的尤为突出。 忽儿又在两三年内，父亲喜欢上了雕塑，在泡沫材料上精雕细琢。这种东西刻时省力，却很讨厌，那些细碎的沫儿满身上吸附，怎么打也不掉，得用湿布去擦。然而更大的难为，是寻找那些可用的材料。父亲就到处转，像收破烂一样，远远看见白色的东西，他就敏感了，就要前去，而拾到的东西总不合意。 我也常为他四处寻找，找来的平板具多。他就又用了脑筋，买来胶水，将平板粘成了方块。这下他思路大开，不停点的，近乎流水线式的雕刻起来。 他的空间想象力让我惊异，他刻出了大雁塔、小雁塔、钟楼、古楼、兴庆宮里的沉香亭。个个栩栩如生，拿在手中细瞧，如似真景。我才想起那几年到处跑的真意，他是在留影像，在为今天的创造积蓄素材。他又想到了着色，我给买来丙烯颜料，一个白色世界由此五彩斑斓起来。他就高兴的不得了，真正开始了画蛇添足的时代。 他创造着心中美丽的世界，他的房子全放了亭台楼阁，大塔小庙，琳琅满目的让人眼花。他乐在其中，时常戴起那副老花镜，坐在窗前的阳光里细细品味。 他的作品招人喜欢，邻居常到家里索要。他格外热情，并且私人订制，喜欢什么就做什么，送人了，他还十分的感激。笑笑的送人出门，老远了，还在那里点头。 我说他，真是个不甘寂寞的老头子，无论走到人生的哪个阶段，他的内心世界里总有一个梦，总要努力去实现它。 往后的日子，父亲越来越力不从心了。他开始变得慵懒，不好动，整日坐在那里看电视，睡觉，坐着睡。人叫醒他，他便笑笑，问他：好着吗？“我好着。”他总是这么说。慢慢的，他的性情在变，变得脆弱、怕孤独，又多愁善感。我去看他，他高兴的喜出望外。一旦听到我要走，便一脸忧愁，母亲笑说他：“你咋越活越小了。” 这是一种规律么！常说“老小老小的”，可我却觉得，人的天性在人生两个阶段最为真实，一是天真幼稚的童年，再是生命抵达终点的老年。他的真实完全不必掩盖了，生活的幕布尽然敞开去，生性表露无遗。 这个时候的父亲，不是冷漠，很柔软脆弱。有着温暖的心绪，热切的激情，这倒是他滋生艺术感觉的质地。人的一生要说也是一种悲哀，悲哀在于人是很难撕破生活裹着他的那张皮。只有少数人是活在自我中，那便是天才。父亲不是，他太普通，只能平淡的走完他的一生。 就在他还能与我说笑时，我们突然谈到了生死问题。父亲淡定的让我意外，他交代我说：“我死了，不要把我埋在地下，简单地烧掉，就撒在大山里，河水中就行了。”他是笑着说的，那么平淡和轻松，我却很沉重。 这是一种传统思想的反叛，作为父辈一代人，那个不愿入土为安，还要魂还乡里。可父亲就这么轻松地安排身后之事，足见他思想的豁达、开明，与众不同。对人生的理解透彻，对生命的认识超乎常人。就连坐在身边的母亲，也插话进来，说：“我和你爸一样，越简单越好，随你爸走。”这种简单的交代，让我沉重许久。直至父亲过世五年，母亲病故两年的今天，依然琢磨怎么按照父母的心意去办。 父亲最后的时光，是我最为伤痛的时刻。他一生无病，从不吃药，却在医院的病榻上，整整躺过五十多天。那些日子，他时好时坏，病痛折磨，让他骨瘦怜怜，好像快要撑不起那颗聪明的脑袋。他开始不好好进食，水也不大喝，全靠那些可恶的抗生素类液体维持。这种维持总是不久，他时常痛苦呻吟，扰的四邻不安。那阵过去，精神尚好，他与病友和小护士们有说有笑，那股天真可爱的性情表现十足。医生给他插下胃管，打流食给他，夜里就让他扯掉。护士发现了，他就攥着拳头，瞪圆眼睛发凶。惹得小护士笑说不止：“这老爷子可有意思。” 父亲是走在晚霞夕照的时刻，五月最好的时日。他昏睡两天之后，唯一可看到生命迹象的一组数据，突然就安静了。父亲，就再也没有睁开眼睛。看着他静静的躺在那里，周边凌乱着抢救他的所有器械，我撕心恸哭。 我模糊着泪眼，为父亲洁身，与妻儿一并为父穿衣。殡仪馆来人了，兜着一张裹尸袋，三五下将人装入，放上平车。我陪伴父亲就这么走上天国之路。 殡葬馆里漆黑一团，两岸的柏树如似鬼魅，在这生死之交的夜里，在这阴魂入天之地，我心凄凉惨淡，空落落的像失去了擎天之柱。在停尸间外面的小屋中，我又一次看到那个平车。父亲静静躺着，脸无遮盖，死灰一般的脸，与我刚刚看到的父亲完全两样，活着的东西全塌陷去，那么冰冷无情，令人寒心彻骨。 一位工作人员来为父亲打妝。还好，他总随着我心意去做，到我认为满意，父亲仿佛才回到刚才。接着更冷酷的时刻来了，父亲被推至冰柜前，速速的，让我来不及再想什么，冰柜合住了。父亲真的就走了么！ 这一刻的我，如似游魂，三日之内，悲痛交加，魂不守舍。来人，谈事，说话，递烟，送茶。到了追思会的那天，我才真正与父亲道别。我出了钱，就多了一项告别英魂的程序。我看着父亲成为一堆白骨推到面前，心泪如泉。那年轻的工作人员为超度灵魂朗朗咏诗，而后便是从头到脚捡出骨块，一点一点地砸碎，又一层一层装人骨盒，封闭，交于我。这个过程不长，可那砸骨的声音，却是那般沉重的砸在我心里，永生难忘。我知道，这一次父亲真是走了，再也回不来了哇！ 父亲的世界就这么静静地去了。这个世界在人间存放了八十八年。平淡无奇，默默无闻。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他没有留下能影响人间世界的东西，然而他的世界并不是没有精彩。他漂泊一生，坦荡做人，不求回报，却追求不断，心往艺术。他生命的各个时期，都跳跃着令人喜悦的光彩和声音。 这光和声是永存的，在我的世界中依旧光大着。父亲的世界，与我的世界远远相通。虽为两界，灵魂却相随。无论父亲走到哪里，我呼唤父亲的声音，永远会在人间美丽的山水中荡漾，在父亲前往的星空里回响。 文/月下李说 西安作家协会会员 2016.12.灯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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