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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八角楼中的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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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角 楼 中 的 迷 惘

------月下李说

那时不小了,十五六岁,刚刚进了中学。

记得那所学校显得很古老,没有什么校园,一扇高大的门推开,就是一座两层的阁楼。楼顶有飞檐翘出,楼梯是木质的,地面也是木板的,走动起来便咯噔咯噔地响。有时还能听到木板之间那种咯吱吱的挤压声。就感觉这座木楼很旧,旧的木柱上的漆皮已经脱落了,却又被人的手儿摸得光滑明亮。

这木楼有个名字,叫八角楼。据说是旧时古城里一位绅士般的人物出资修建的,专用来做教育,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学校之一。我有幸进了这所学校,接受三年的中学教育。

木楼的后面,盖着几排平房,有做教室用,也有老师的办公和住宿。在两排平房中间,有那么一块天地,也就两个篮球场大小的面积,学校里开会,学生操练全在那里进行。我们是新生,教室都在后面的平房里,每升一个年级就会挪动,上到初三就可以登上八角楼了。

我们就盼望着快快地登上那座楼,因为那里能登高望远,能进入高一级的学校,似乎这座楼就成为大家心目中的一种向往,一个求知成才走向成熟的人生阶梯。

我在这里安安稳稳地读过一年半的书,青春的幼稚也在这里慢慢地散去。尽管我每天都是在睡梦中被父亲喊醒,迷迷糊糊地挎上书包,跑过几条街道,踏进校门,走过青砖铺就的校园,坐在自己熟知的课座上,开始读书写字,听老师朗朗的读书声,心里就有着一种说不清的愉快。这种愉快是伴随着各种文化知识的增加,一点一点地在扩散,在浓厚。随之青春期的一种追求开始萌动,想象未来的我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那时,在我们的心中,总是有着崇拜的偶像,像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这些在战争中奉献生命的英雄让我们崇拜过,像刘文学、草原英雄小姐妹、雷锋这些舍己为人的时代英雄也让我们崇拜的五体投地。我们在为自己设计人生的梦想,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地学习和读书。

有一两门功课考的不如人意,当着父亲的面,我都不愿意抬头,红着脸向父亲保证,下期考试一定要上九十分不可。那天夜里,母亲就听我在说梦话,在不停的念着英语单词。也就从那时起,父亲就不再督促我的作业,需要家长签字时,竟让母亲去写。我总以为父亲在生我的气,憋足了劲天天趴在桌子上写呀写的,有时是用心的,有时是硬撑着让他们瞧。硬撑的时候,最容易打瞌睡,两个眼皮子就不停地打架,脑袋一颠一颠地往下沉,眼睛几乎要迷住了。突然听见母亲在说:“困了就去睡吧,硬撑着能学好吗。”我陡然就灵醒,像睡醒了一样,特别精神。后来听母亲讲:“你父亲怕给你压力太大,有意让你放松呢。”

我真的就放松了,不再坚持熬夜,而是清晨早早地爬起来,趁着头脑清晰,去背那些难记的单词和数学公式。上学路上,不再东瞅西瞧地看热闹,给自己规定路上必须记住几个单词。这样的自我压力,我的学习成绩提高很快,成了班级的尖子,当上了班长,又戴上了少先队的三个杠子。那种荣耀感让我像一股风一样跑回了家,卸去书包,就是不脱外衣,在母亲面前晃来晃去。母亲正忙,没有抬头看我,实在憋不住了,硬将胳膊抻过去。

母亲终于看到那三个红杠杠,比我还高兴,欣喜地说:“我娃终于当上大队长了,当上学生官了。”我心里美丝丝的,又一溜烟似的跑到邻居家找小伙伴去。

那天母亲烧了一碗红烧肉,夹起一个红油油的卤蛋放到我碗里,说:“这是奖励给你的,只要你好好学,我天天给你烧肉和鸡蛋吃。”那一顿饭,我吃的真香,可惜那天父亲不在家。

一次上语文课,老师开讲前,拿起一份同学的作业,说:“今天我给大家念一篇同学的作文,大家听听他是怎么描写这次学农活动的。”她稍微地停顿了一下,教室里很静,静的能听到她翻纸的声音。她开始念,一字一句,有板有眼的。她的声音有点沙哑,语调却柔柔的。我就看着她那微厚的嘴唇一上一下地动,念出的文字却让我的心突突乱跳。

老师念的是我的作文,随说心里那份激动无法形容,脸上却不能喜形于色,只是感到一点点微热。同学们在私语,用眼睛在班里寻找。我的同桌娟子,一个长着大眼睛的女孩,起先在瞧别人,听着听着就看起了我,小声地问:“是你写的吧!”她那双眼睛很会说话,盯得我不得不讲:“是的。”她突然扭过脸去,从文具盒里掏出一支圆珠笔,在我与她的桌面上,狠狠地划出一条黑线,然后说:“不准你越过这条三八线。”

我不明白她,也不敢越线,一会儿便忘了,她就狠狠地用肘碰我回去,我问她:“为什么!”她瞪着我说:“你为什么不帮我!”我瞧着她生气的样子笑了,她又说:“你还笑!”老师念的后半篇文章我压根就没听,念完时,老师讲到了我,做了一段评语。同学们开始窸窸窣窣地议论,还有给我翘起拇指的,那是我的一些好友。娟子很长一段时间不理我,因为她的作文老是写不好。

这篇作文让我成为班里的人物,也成了写作上的一种压力,总想着不能差与别人,所以课余时间就拼命地读书,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是在那段青春岁月里读过的。

进入初二,我们就挪了教室,距八角楼就几步之遥,天天上课都能听到初三同学们朗朗的读书声,那声音极好听,就在八角楼的上空萦绕不息,我常常像听歌一样,在寻找那曲中的词儿。有时,就会看到我们的校长站在二楼教室的窗外,静静地观察上课的情景。

他是一位资深的校长,教育界很有名气,总是戴着一副深度近视镜,很少见到笑容,在校园里碰上,你给他敬礼,他也只是点点头,从不说话。可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他便滔滔不绝,那双手从不闲着,不停的挥动,加强着他讲话的力度。他声音有力,语气坚定,总是能指出课堂纪律方面的人和事,哪怕是细微的小动作,他都能指名道姓的讲出。这一点让大家很害怕,怕他随时会点出你的名字,批评你的行为。他的批评总是让人心悦诚服,大家都很尊重这位校长。

记得和一位同学偷跑到八角楼上去玩,那里是不允许低年级同学上去的,尤其是课间休息。我们就悄悄地在楼道里走,在几个弯道中我俩玩起了捉迷藏,玩的正起劲,上课铃响了。我顾不上找他,匆匆往楼下跑,刚转一个弯,他突然从一边窜出来,想吓唬我,我却来不及收脚就和他连滚带翻地滚下楼梯。我急忙爬起,他的脸竟差到了地上,红了一片,脚也崴伤了。我帮他打去灰尘,扶他回到教室。最后一节课快要响铃的时候,发现他的座位空着,我担心他会出什么事。

下课铃响了,班主任叫我,说:“校长找你。”我吓了一跳,校长找我做什么!我提心吊胆地随班主任去了校长室。

他正在批改东西,头都没抬,说了声进来,我便战战兢兢地立在那里。他抬起头,一双犀利的眼睛透过那厚厚的镜片看着我,我身上好像在抖。

“他就是你们班的班长!”他在问班主任。

班主任望着我,笑说:“他是我们班很优秀的学生,从来没有这个毛病。”

“优秀在哪里!优秀就可以动手打人么!”校长望着我说。

我怎么都不会想到,那个叫狗娃的同学居然会到校长这里告我,而且颠倒黑白。我感到很委屈,委屈地直想落泪。我终于将事情的前后经过原本道出,校长沉思了一会,讲:“这件事我会找那个同学谈,但身为班干部,违反校规上了八角楼应该检查,必须写出书面东西交给班主任。”我知道自己的错误在哪,临出门时,他对我讲“好学生就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把批评变做一种动力。”

我的委屈得到一些释放,校长的话让我记了很久,班主任留我到她那里吃饭,叮嘱我说:“老师的批评是一种爱护,你们慢慢就能体会到。”我在委屈与关心中慢慢体会,觉得自己开始长大,也懂得人与人之间那种品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人的青春时期就有了表现。而我们的老师就像园艺师一样,不断地为我们修枝整叶,让我们在阳光雨露中茁壮成长。

这是一种幸福感,青春的愉快与天真总是浸泡在这样的幸福里,

就像花儿一样在春风里歌唱。这段青春如花似玉,它是美丽的,五彩缤纷的,令人向往和难以忘怀的。

正当我们抱着青春的梦想,向往美好未来的时候,国家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突如其来,翻天覆地。

记得那个日子,春风已过,天气慢慢转暖,我们坐在温暖的教室里,静等着老师的到来。不知什么原因,全校的课程都推迟了,直等到太阳直射,教室里看不到阳光的时候,班主任才到了。她表情严肃地看着大家,又郑重其事地说:“我要给同学们宣布国家的一个重大决定,我国将要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

“革命”两个字我们略懂,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可是文化大革命又是什么样的革命!是革谁的命?

老师没有多讲,我们也懵懵懂懂的,不知道这场革命意味着什么,革命会怎么进行。但从老师那种凝重、矜持的表情中,我们感觉到这件事一定很重大,一定是前所未有的,没有经历过的。

在起先的数月里,学校还是平静的,大家每天照常上课读书,还体会着学校的那种气氛。社会上、报纸中、广播里却天天在听到看到各种义正言辞的,令人振动的消息和言论。就连父亲的言谈中,每天都有文革的内容。母亲是居委会主任,听到这方面的消息更多,就感觉这个国家将会发生重大事件,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这场风雨来到学校的时候,社会秩序已经很乱了,大家人心惶惶,总担心会出什么大乱子,我们也跟着害怕的不得了,但学校还在上课,尽管学生们已经不太按时到校,甚至几天不来上课,老师也不太管。因为那些学生的父母出了问题,被革命人专政了。老师们还在坚持上课,只是课程里增加了大量的时事政治和党中央、毛主席的重要指示。

记得那天在落雨,是细毛毛状的,没有声音,学校里很静,能听见屋檐上在滴水,大家都在教室里等待学校发布重要的通知。我爬在窗前,望着眼前那座八角楼,看那飞檐上挂着灰莹莹的水珠儿,我心里也阴沉沉的。校园的墙灰白凝重,地面的青砖又湿又暗,八角楼上没有一处的漆不掉皮儿,在这阴湿的天气里,它显得那么的孤独和苍凉,虽然有着这么多的学生在里面,可看不到它有一丝的笑容。

老师们都到哪里去了!让学校能这般的安静。

我心疼这座楼儿,少说它也有二三十年了,不知有多少学生每天都在踩踏它、损坏它,它怎么就不吱一声呢!就那么心甘情愿的,支撑在这块土地上,成就着每一个学子的梦想和希望,它真的就不累么!

突然,上课铃响了,紧接着老师进了教室,通知大家立即到操场集合。毛毛雨依然在落,大家静静地站着,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因为从来没有下着雨召开师生大会。

校长来了,像往常一样匆匆走上讲台,不同的是他没有立即讲话,而是带着疲惫的神态环视着会场。陡然间,他一反常态,立整起来,端端正正地向全校师生深深地鞠了一躬,会场顿时骚动起来。

“我宣布:自今日起,全校停课,正式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去。”会场一片哗然,很快就又静下来,大家注视着校长,还想再听。

“大会结束,散会。”学校从没有开过这么短的会,校长也从未讲过这么短的话。今天就开了,校长就匆匆地离去,大家望着他的身

影忽然觉得,他苍老了许多,脚步竟是那么的沉重。

也就从这一天起,我们的学校似乎没有了灵魂。

没有了上课的铃声。

没有了朗朗的读书声。

没有了老师们的亲切笑容。

没有了同学们的欢歌笑语。

一切都在变,变的没有秩序、没有纪律、没有文化、没有理想。一切都在乱,乱糟糟的可怕!

学生可以不上课,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桌子可以不擦,玻璃可以不擦,黑板上可以画画,写上骂人的脏话。厕所可以不打扫,屎尿流成了河。

真的,这种变化让人吃惊,让人忧心忡忡。不知道我们今后该做什么,不读书不学习,我们还能做什么!每天来到课堂里,大家都坐在课桌上天南海北的瞎扯一通,嘻嘻哈哈的瞎弄一阵,不知谁喊一声:“走,上街逛去!”一群人就这么走了。

我有许多天没去学校,那天去了。学校完全变了,八角楼不见了,被一张张的大字报糊住了,到处是标语,到处是革命口号,八角楼里的教室,课桌都拼在一起,堆满了成批成捆的纸张、墨水和毛笔。许多同学在那里念文章,有人在奋笔疾书,写完一张就有人提着出去,往墙上、窗框上刷浆糊,贴大字报。

大字报贴了许多层,厚厚的,有白纸的,黄纸的,也有红纸写的。红纸都是最高指示和中央精神,白纸全是批判文章,揭发的文字。平日很少见到同学们这么激情抒发自己的言论,此刻竟滔滔不绝,从古论到今,批判旧的教育制度,批判封资修,批判反动的学术权威。

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学到了这么多的知识,辩论起来有理有据,十七年的教育路线一下子就让他们批驳的体无完肤,成了彻头彻尾的反动路线。还在青春期的我们,刚刚接触到代数、几何和英语,有的还连二十六个单词都记不住,怎么一下子就成了批判学术权威的勇士。这让我很疑惑和不解。

难道我们以往崇拜的那些英雄,就是这么变来的么!因为眼前的许多同学,那些平时不吭不哈不为人注意的学生,突然地就拔地而起,鹤立鸡群了,成了红卫兵组织的头目,一身的英雄豪气,威风的不得了。

很快,学校里就成立了各种各样的组织,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刀出鞘战斗队、爱武装战斗队、红色恐怖队等等。有多少组织就有多少群体,这些群体就左右着学校的革命运动。

我无法理清这些组织的人际关系,因为我不属于红五类的队伍,不可能进入革命组织的核心,我是个革命运动的自由战士,谁都可以拉我到革命组织中当一名小卒,戴上一个不伦不类的红袖章,去参加

他们的革命活动。我也喜欢穿上退了颜色的黄军装,戴上黄军帽,挤上一条宽宽的皮带,再戴上一个红袖章,走在路上就很自豪、很威武。这种时代性的崇尚,甚至说是一种盲动无知和泼皮死命的追求,让我在迷惘的岁月里浪费着青春。

我的心,是空虚的、迷惘的、像一头迷路的羊羔,在这火热的、燃烧着的岁月里蹒跚学步。

这场革命在深入发展,我曾敬重的老师们和那位有着犀利眼神,戴着深度眼镜的,有名望的校长被打倒了,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禁闭在牛棚里,天天接受着红卫兵的批斗。

我不能忘记那惊心的一幕。

就在我们奋力追求与不断攀登的八角楼上,他穿着一件旧了的蓝灰色中山装,背上挂着一个白纸板,写着打倒他的文字。他在那里扫地,仔细地府下身子去抠夹在地板缝中的纸宵。他天天从上往下,从八角楼到校园里,不停点的去扫。这是一种惩罚,一种对反动派的惩治,必须清除掉校园里的一切污泥浊水。

他把扫帚靠在楼梯的拐角处,又去清理地板。一位红卫兵上楼来,通通的脚步声很响,转弯时一脚踢倒了扫帚,猛然间大喊起来。校长被喊声惊起,慢慢地抬起头,还没有站直,就听到啪啪两声,校长的眼镜飞出老远。他啊呀一声,即刻捂住了脸。他不知道自己又犯了什么罪,眯起眼睛去瞧那个人。

“还认识我吗!”红卫兵很凶,涨红着脸。校长只顾点头,说:“记得,记得。”“没想到吧!堂堂的一位校长也会有今天,那时的威风哪里去了。”红卫兵依旧盯着他。

校长明白,这是全校最调皮的学生,也是他在大会点名最多的学生。他不敢乱动,颤颤巍巍地摸着墙去寻眼镜,红卫兵跟着他,看着快要拿到眼镜了,便上前一脚,眼镜又走了,在那木板地上滑出老远。校长不动了,半蹲在那里,手不住地发抖。

红卫兵瞪着他,高声讲:“告诉你:你是人民的罪人,要老老实实地低头认罪,否则小心你的狗头。”红卫兵走了,走得通通的,木板地都咯吱吱地响。

校长慢慢地摸过去,寻找那个眼镜。这个过程很快,却让我瞧见,我不知内心是一种什么滋味,看着我们以往尊敬的老师无缘无故地被打,就非常难过,心在颤抖。我急忙跑过去,帮他拿到了眼镜。

他慢慢在戴,却戴不正,镜腿儿已经歪了。他就一边高一边低地看着我,轻轻地点点头,微微笑着。厚厚的镜片里,那双犀利的眼睛中,我好像看到了泪水在闪动。

我不知用了多久才回到家,一路上总想着那张脸,那含泪在笑的脸。

我不知道革命与反革命该怎么区分,更不明白我的那些同学怎么会这般仇视自己的老师,这种仇恨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又是怎么样就

燃烧成一种恶火,去报复那些无辜的人。

想不通的我,就再也不想去学校了。

可我还是去了一次,接到红卫兵组织的通知,去参加批斗大会。

去时,大会已开始,会场吵吵嚷嚷,就在八角楼下的走道中。四面插着红旗,挂着标语,所有的墙面上全贴着大字报,写满批斗人的罪行。他是一位物理老师,平时沉默寡言的,见人很和蔼,却很少说笑,讲起课来倒很风趣,同学们很爱上他的课。文革中,有人调查到他曾是国民党三青团的骨干,结果便打倒了,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从此永无宁日。

他已经被红卫兵押上了台子,起先站着,带着一面大牌子。后来就有红卫兵搬来一个长条凳,放上去还要让他跪上去。他被反绑着,光着头,头顶上有着被烟头烫伤的瘢痕。他咬着牙,鼓着腮帮,眼睛总是闭着。

“让他跪上去,不然太舒服他了。”有人在喊。红卫兵立即押他跪上条凳,窄窄的木条上,他无法跪得稳,不住地摇晃,几次都要掉下去。红卫兵便立在那里,抓住他的衣领,使劲地往下压,衣扣就勒在喉节处,他紧咬牙根,脸上的青筋高鼓着。

会场一阵又一阵的呼声,总是有人上去声讨,就连八角楼上也站满了人。老师仍那么跪着,腿开始颤抖,能够想象骨头与木头之间的血肉,哪能承受这么久的挤压啊,那种疼痛是非常人能够忍受住的,

他颤抖的更加厉害。

红卫兵还在使劲压,陡然的,老师开始浑身扭动,开始挣扎,开始粗喘着气,开始发出低沉的吼声,尽管那种声音不很大,那愤怒的力量却是强烈的。就像爆发的洪水一般,他终于挣扎地站了起来。可他万万没想到,那双腿早就压得失去了知觉,他没能站稳,连人带凳子摔下台去。

他的这种举动,惹怒了红卫兵。认为他是向革命者的挑战,立即就有七八个红卫兵围去,开始疯狂踢打,用凳子去砸。老师在挣扎,抱住头,卷曲着身体在叫。这个场面让同学们震惊,大家纷纷散去,女同学都捂起了眼睛。突然老师的叫声加剧起来,是一种要命的,撕心裂肺的痛苦嚎叫。

有人看到了鲜血,满脸的鲜血,从老师捂着的指缝间往出流。老师开始在地上打滚,嚎叫声不断,同学们发现老师的一只眼球掉着出来。会场哗然了,眼前这个血淋淋的场景让同学们愤怒,许多声音在喊:“不要再打人了,我们反对打砸抢!赶快把老师送医院去。”也有红卫兵在叫:“反动分子,罪有应得,死了活该。”会场乱作一团,有人找来了看门的教工,用一辆三轮车将老师送走了。

这个场面我永生难忘。

特别是青春时期的我,心灵在受到了一次大的重撞,许久许久都难以平息下来。想起那种惨不忍睹的情形,心灵都开始颤抖。我看到了人性中悲哀的一面,残忍和丑恶的一面。这样一群无知、天真、稚气未泯的青春少年,他们的爱心竟是那般的脆弱,而升騰起来的怒火

又是那么的剧烈,那么的容易燃烧,那么轻易地就膨胀为一团恶火。

我无法理解这个混乱的世界,无法理解周围那些青春少年,就连那座追崇许久的八角楼,也变的面目全非。因为在这里有着太多丑恶,太多的污浊,太多的不理解。在这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我迷惘许久,不知该去哪里,该做些什么!该为我的青春负责些什么!该为我的母校和那些辛勤培养我们的老师承担些什么!我的青春就是在这种向往和迷惘中走过。

不久,便开始了上山下乡运动,我们的青春就又飞往那广阔的天地之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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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3/14 14:4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