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记忆中的临洮街 |
| 正文 | （一） 这是今年第二次回临洮街。 第一次是大年初一，大概因为过年的缘故，院子里并没有多少人，那天我也只是和父母匆匆地在一起过了一个新年。 清明时节，气温依旧是春日的料峭，微风中带着凛凛的寒意。可是临洮街院子的花坛边却坐满了打牌、聊天、看太阳老人，看着这些不畏寒冷、只怕孤单的老人，我不禁暗生感慨，这个充满了我青春年少记忆的院子已经步入了暮年。 我是1990年年初搬进临洮街的，那时我小学六年级。 记得当时为了能在福利区拥有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父母没少费功夫。在搬进临洮街之前，我们一直住在上坎，一个离厂区很近的兰化小区。严重污染的空气、不太理想的教学质量、混杂的学生，这些都让好强的母亲决定搬离这里，为我找寻一个更好的成长生活环境。 兰化一直是福利分房，能否更换住房往往是厂里房管科科长一句话或者一个批条的事情。 为了能有一套理想的住房，生活并不太宽裕的父母没少想办法，拉关系、过年过节送礼、拜年时给他们家孩子的年钱，这些种种花销在当时我的眼里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几年后，我们家终于在新盖的临洮街小区拥有了一套让父母满意的住房。既是南北朝向，又不是顶楼、临街、把头的房子，可谓是那个年代父母心中相当满意的一套房子。因为住进临洮街小区的缘故，我也就理所当然的转校进入了师资、生源、教学设施都很不错的兰化四校。 1990年的临洮街小区是一个年轻的，漂亮的小区。十几栋淡绿色的楼房整齐的排列着，四栋可心可眼、漂亮的像积木一样的典式楼有序地穿插在淡绿色的楼群里。楼与楼之间空间很大，均相隔着花坛，花坛里种满了低矮的常绿灌木和一到春夏就绽放的五颜六色鲜花的植物。小区的最中间是由一个个蘑菇造型的凉亭、喷泉和假山组成的休憩场所。以至于很多年后我始终觉得城区的小区院子是憋仄的。 那时我们的父母还都很年轻，小区里居住的孩子都处在上学或者初中的阶段，上学放学时随处可见三五成群结伴而行的孩子，那时我们即是邻居也是好伙伴，更是关系好的同学。 （二） 我的年少时光便在此开启。 很多同班同级的同学都是前后左右的邻居，我们每天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在路上传递着班级间的八卦是非，一起对严厉的老师进行着痛恨的批判，一起探讨着对某道题的不同解法。在那个电话尚未普及的年代里，楼底下的呼喊声就是我们最便利的通讯工具。父母因为孩子们之间的友谊而结识，我们也因为父母之间的熟识而成为了好伙伴。 那时的我们是不缺少玩伴的。一个呼喊声过后三五成群的小脑袋就冒了出来，一声声“等会，马上就下来”的背后是一颗颗按捺不住玩耍的心。当现在我们的孩子一个个迷恋于电子产品、埋头于作业试卷，处成一个个小宅男宅女的时候，回想起自己当年满院子疯玩的时光是多么的快乐！ 初中的时候，每个周四的下午，我们都会因为老师要开会而放半天假。因此，每个周四的上午我们都是躁动的，商量去谁家写作业，计划写完作业后去哪玩，猜测着下午公司闭路电视台会谁主演的港片……。 因为贪玩，作业便成了应付差事的事情。时间久了，每周四下午的聚会便成为了父母严令禁止的事情。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利用离得近的便利与父母打起了游击战。记得初中时与我交好的一个女生住在3号楼，与我们家楼对楼。每周四我们就约定以红领巾为号，如果她在凉台上绑上红领巾就表明家里没人，反之就表示家里有人。于是每周四的下午我便魂不守舍地时不时地梗着脖朝对面楼张望，盼望着那抹鲜艳的红色的出现。 回想起来，红领巾的主人是个长相清秀，善于打扮自己的女孩子，是很多男孩子喜欢的对象。初中毕业后我上了高中，她去了技校，时间一长就没了交往，只是听说她上班后谈了无数个男友便就再无任何消息了。 高中了，这种游戏依旧继着，虽然那时已经没有了周四放假的快乐与期盼，虽然游戏的对象已经换了阿春，但是那种快乐的秘密感还延续着。 我和阿春同学的友谊开始于高中时代。大家一起不喜欢着那个黑脸的班主任，又一起进入了文科班，然后一起双双落榜，复读，然后又是同一年考入大学。彼此的缘分一直到了今日，虽有磕绊与分离，但是那种亲密与随意感却引导着我们走到了今天。 （三） 高中的学习生活总是枯燥而紧张的。 在家好好学习、限制出门大概是家长约束我们的唯一法宝，但是家长的约束却抵挡不住我们一颗相约聊天的心。 阿春和我是楼对楼、窗对窗，想知道彼此在干什么一望对面的窗户就了如指掌。A4白纸、铅笔、相隔不远的玻璃窗成为了我们聊天的工具。我们在白纸上你一句我一句的聊着。我们乐此不疲地用这种既不节能又不环保的方式消磨着我们难熬的时间，为枯燥的生活自己创造着小小的乐趣。我们以为自己的方法是可以瞒天过海的，但是家长却有如佛祖般观察入微。 记得一个周末，买菜归来的母亲进门第一句就问我，你们聊天聊的好啊！在我还未来得及抵赖时，母亲的第二句话就彻底摧毁了我的侥幸心，我和阿春妈妈在楼底下已经看着你俩隔着窗户聊天半个小时了。这次败漏的唯一结果是在以后的隔空聊天中，开展战前的侦查成为了聊天前的必要和首要工作。 现在想想，那时的快乐是多么容易满足，生活中的小快乐滋润着我们青春年少的心灵。 高中时代是男生女生情窦初开的年纪，男生女生在互相的玩耍中暗暗滋生着某种别样的情绪。莫名的羞涩、莫名的脸红、玩伴间突然而至的起哄，都是一个个青春期的情愫滋生。 小区内里的蘑菇亭是那时我们经常聚会的地方。要好的男生女生杂凑在一起肆无忌惮地聊天欢笑，话题青春而单纯，大家七嘴八舌地各自发表着自己的观点。 记得有一年的暑假，一场震感强烈的地震在清晨突袭而至，大家在恐慌下不约而同地向小区空旷处聚集。当揉着睡眼惺忪的眼睛的我们站在户外遇见了伙伴时，瞌睡、恐慌都瞬间抛到了九霄云外，一场因为意外而凑成的大聚会开始了。我们呼朋引伴地在拥挤人群中的找寻着隐匿的小伙伴，然后大家聚集在一起，七嘴八舌地交流着地震的恐惧。这时恐惧变成了兴奋，地震变成了我们玩耍的最好的理由和借口，从白天到夜晚，我们的欢愉充斥着整个院子，笑声、嬉闹声压过了大人对地震的担忧与探讨。 青春是如此的欢快与单纯，不畏灾难，不畏生死。 （四） 高中的生活被无穷无尽的试卷和测验填塞着。每个晚上、每个节假日我们很自觉地都蜗居在家里，在台灯下画着自己的年轮。 一堂堂晚自习过后，放学后的结伴而行总是伴着黄色灯光的照耀。文科生的生活总是比理科生显得自在而宽松。当理科生的话题永远围绕着某个难解的习题时，我和阿春的放学归途总是轻松的，愉快的。 19个人的文科班打破了当年学校历史上班级人数最少的记录。19个人的文科班像一个大托儿所，群魔乱舞的黑板报、暗地传阅的小说、上课偷吃榴莲、老师板书时漫天飞舞的小纸条……，我们是一帮肆无忌惮疯玩的大孩子。 在文科生遭受歧视的那个年代，我们有种被年级自动遗弃的感觉，仿佛19个人至此打上了被大学永不录用的招牌。但是，19个人中应该刨除一个学习的怪才。 学习怪才是临洮街众多孩子中的一个。他是一个安静的独行侠，一个人上学，一个人放学，一个人捧着一本牛津字典行走在小区里。当初他上文科班的选择足足让他的班主任扼腕痛惜了很久。 怪才，姓柴，因为他瘦瘦高高，走路悄无声息，面色苍白而消瘦，像极了我当时正在看的一部小说中的人物——左大人。因此我一直背地里称呼他为“左大人”，称谓的记忆一直延续至今。 左大人是个很奇特的孩子。所有老师的授课内容对于他而言都是小菜一碟。他总是嫌老师的讲课声音打扰了他的睡眠，便用纸团塞住自己的耳朵。 英语老师总是看他不顺眼，觉得左大人的行为方式挑战他做老师的自尊心，于是经常出现睡的昏昏噩噩的左大人被老师敲着桌子叫醒回答问题，而左大人慢条斯理地掏出耳塞懒洋洋地在老师再重复一遍问题后的瞬间不假思索地回答出答案的场景。回答的正确性与迅速性让老师无言以对。与此同时，18个注视着这一幕发生的脑袋，眼睛里流露出的是崇拜的眼神，嘴里发出的是“啧啧”的钦佩的感叹声。几次过后，再无哪个老师愿意自讨没趣地打扰左大人的睡觉了。 左大人有才但不自私，像我们这种数学思维欠缺的人去向他讨教问题时，他总是会毫不吝啬地予以讲解。我们崇拜他，却不讨厌他。他是我们这个19人班级的旗帜与骄傲，也是临洮街孩子中的传奇。 不管你是否愿意，高中的课业压力始终是我们当时生活的全部。那时每个父母都会心甘情愿的默默地陪读。 我是个不爱学习的人，总是在哈欠连天中告诉母亲，为了保持第二天的课堂效率，我要睡觉了。而母亲总是指着对面阿春家还亮着的灯光告诉我，你看看人家，还在认真学习，你就要睡觉了。洗把脸，继续学习去。我只好愤憤的用凉水洗洗脸，一面心里咒骂着还在点灯熬油的阿春，一面又盼望着她也早点熄灯睡觉。第二天上学途中，当我气呼呼的讲述自己的悲惨遭遇时，却惹来她一顿的嬉笑调侃，当她在灯下睡着一觉又一觉时，却被我可爱的母亲认为她是一个刻苦学习的好孩子。 每周六放学是我们几个要好女生打牙祭的时候。我们用攒了一周的零花钱去犒劳自己的五藏君，麻辣烫、凉皮、炸洋芋，这些想着都可以刺激感官的辛辣食物是我们安慰自己的最好吃食。当然这些都是背着父母进行的。 小区门口有一家非四川人开的麻辣烫摊，每到放学时，就坐满了穿着校服的学生。我和阿春是那里的熟客，有限的钱总是无法填满无限的馋的欲望，于是大多数情况下一份宽粉、几串烫菜总是分而食之。吃完互相检查是否在嘴角遗留着在外打野食后的痕迹后，心满意足地回家，然后再硬生生地往自己已经饱胀的肚皮中塞着饭食。 体重一直在那个偷嘴的年代里稳步飙升。 （五） 两年的文科班生活是快乐的。每当回想起这段生活，记忆中总是少不了他们。 班主任，和蔼可亲的白老太太，一个教数学的老师带着我们19个文科生厮混了两年。她是爱我们的，她利用自己的关系给我们找教室，在不让我们掏一分钱的情况下，不仅配置了新的桌椅板凳，还利用自己业余时间为我们十几个孩子无偿补课。不仅如此，她还靠着多年来与其他老师的交好关系，为我们请来了交历史的陈旺生老师、交政治的郎晓虹老师，以夯实拔高我们的文科水平。很多之后，我才知道，这些曾经为我们补过课的老师，无论是曾经还是现在都是那个领域的教学高手。 语文老师，崔坚。一个身材壮实的大汉，一双大眼有神而明亮，个子高高大大，满脸的络腮胡，但是总是打理的干干净净；声音洪亮，掷地有声，讲课时发自丹田的声音总是让第一排的我感受着讲桌与课桌之间的共振。 他是个文艺男青年，自己写诗，自己编辑成册出书，他给我们讲艳若桃花背后的悲伤痛苦，他让我感受到了语文不只是一门学科那么简单。 他是一个宽宏大量的老师，太贪玩的我们无法抵御恶作剧带来的诱惑。在一个寒冬的语文课上，我们偷偷地吃着第一次见到的榴莲，榴莲那种香的过分的味道瞬间弥漫在整个教室。恶作剧的我们一边捂着鼻一边兴奋地偷吃着。他容忍了我们的行径，只是走到窗户边打开了窗户，然后站在大开的窗边，一边清洗着自己的嗅觉，一边继续为我们讲课。每当我们八卦起这段往事时，都会让自己笑得前仰后合。 在老师的爱与宽容下，我们不经意间就夯实了自己的文科功底，这是那个年纪的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 我的记忆里留存着妩媚的李大悦、政工干部匡TITI，能将《葬花吟》倒背如流的痒痒肉，长不大的广慧，胖乎乎的阿春和我，6个人坐在一起的女生共同完成了彼此的成长过程。 还有谁呢？ 头发毛卷的治国、定居上海的大石、小眼黑瘦的张水兽、白皙帅气的小梁、高大瘦削的东东、几年后蜕变的让我们刮目相看的小贺、清秀如邻家小妹的阿雯、以欺负匡TITI为乐的宝璋、肉蛋美女阿洁……。一人一个人生，一人一段回忆。无论曾经怎样，留下的都是快乐！ 两年后，政工干部匡TITI去了西北师大中文系，现在定居在上海；长不大的广慧去了甘肃农业大学外语系，现在定居在苏州；我，阿春，妩媚的李大悦在经历了高考落榜后选择了去兰化三中复读，而能将《葬花吟》倒背如流的痒痒肉在落榜后选择了师大附中。 （六） 补习的那一年，我们真正意义上的高中刻苦学习生活才开始。 学校要求早上七点必须到校，尽责的班主任董阿姨又将到校的时间提前了10分钟，并且每天风雨无阻地站到教室门口看有谁敢大着胆比她还晚到校。于是，早上6点30分，我和阿春就准时在楼下集合，快速行军般向学校行进。 那一年的披星戴月只为了学习。 清晨六点多的马路，只有昏黄的路灯与清洁工人与我们为伴，我俩一路聊着天也并不觉得马路上寂静的孤单，反而很享受这种独享的暗色清晨。 记得一个冬天的早上，天上淅淅沥沥地飘着小雪花，我俩不约而同的同时开口要向对方述说什么。 “你给我唱首歌吧，我昨晚在广播里听的”。我大概哼着部分曲调音节。 “猪头梨，你咋知道我也正想说要唱这首《飘雪》给你听呢”？ 我俩肆无忌惮的哈哈笑着，那种默契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也是那个早上，我学会了这首歌。 在以后每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我就会想到那个飘着小雪的清晨，两个傻乎乎的丫头在路上的快乐时光。 高三补习的生活既是辛苦的，也是好玩的。 去三中补习的不仅仅是我、阿春和李大悦3个人，还包括了我们文科班其余的5个人。那种旧日的情分，很自然地就让我们8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团体。也正是我们8个人，给这个文科班注入了新的活力，带给了他们一种新的感觉。 在那些应届生的眼中，没考上大学就意味着学的很差。但是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们除了英语以外，政治、语文和历史我们都很强。在以后无数次的测验中，我们一次次地验证着这个事实。 我们的到来也是这个班语文老师和历史老师的噩梦的开始。 语文老师，姓彭。在那个《狮子王》流行的年代，我们自然而然地给她起了一个“彭彭”的外号。彭彭在第一节课的时候就败在了我们的手里。 她绕着教室领读着《阿房宫赋》，我们昏昏欲睡的跟读。突然她的一句“焚椒兰也”，瞬间赶跑了我们的瞌睡虫。读“jiao”音的“椒”字，让她读成了“shu”。一时间，教室里就听见我们几个人此起彼伏地小声的议论声，声音不大，但是在寂静的教室里却是一股不小的骚动。 彭彭的脸瞬间红了，疾步从我们座位区域撤离。从那以后，彭彭再有拿不准的读音时，准会叫起来我们其中的一个，问问这个字到底怎么读。也是在毕业后，我们才知道，那一年彭彭教的很有压力，因为生怕自己一个出错，就让我们挑拣了出来。 历史老师是个长相白净、五官细小的中年妇女，终年拿着一支笔充当发簪。 她教的很认真，我们却总是很恶作剧。在历史课上，我们最爱的干的一件事情就是写艺术字。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写”，而是一个流水工程。爱画画的阿春负责写，我负责描粗，小梁负责将字抠刻出来，李大悦负责物流环节。往往是这个订单还没完成，下一个订单就来了。我们玩的不亦乐乎，应届生们看的心痒似火。 我们虽然在忙乎，但是耳朵却没有停止歇息。老师一旦讲的不对，我们就能瞬间发现。我们将汇集起来的问题，一并交由小梁集中去问老师，我们则在座位上专心看老师白净的脸上出现的朵朵红晕。 班主任董阿姨，对我们既爱又恨，无奈之下只能对我们的“恶劣”行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我们指出的错误对应届生而言也是一次改正以往错误观念的机会，这对提高分数有很大的好处。 在一次聚会上的聊天中，我们才后知后觉的感慨，一年的补习我们其实就补习了一门英语。在董阿姨的高压强制下，在每天100个单词测验的摧残下，我们的英语成绩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一年结束后，我们都考了大学。阿春去了甘肃政法，成了一名警察。李大悦去了西北师大，成了一名语文教师。我去了兰大，当了一名体制内的码字工。 无一例外，我们3个人都因为各种原因留在了兰州。 （七） 因为考学、工作的原因，院子里的孩子陆陆续续地离开了这里，在祖国各地安营扎寨，过起了各自的生活。 我也是从一开始一周回家一次，变成了一个月回去一次。 临洮街小区渐渐地开始变得冷清了。 大一的时候，舍友们要求去家里吃吃家里饭。我带着7个女人，浩浩荡荡地从本部出发，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终于到达了临洮街。8个人聚集的路程热闹非凡，尤其是8个年轻丫头在一起的路程更是一出戏接着一出戏。大家一路唧唧喳喳，往日里漫长的路程竟然缩短了很多。 那天，母亲做的是火锅。被学校食堂饿扁了的肚皮，在那一天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往往是一锅煮食在瞬间就被捞得一点残留没有后，大家迫切地等待着第二锅的出炉。 母亲、父亲在那一天很高兴，我们吃的也很兴奋，家里像一个大孩子的托儿所，欢声笑语一片。 也就是那一次，显现出了我们宿舍吃货的本质。无论是校庆聚餐，还是毕业前的散伙饭，我们都是吃的碟空碗尽，催着服务员上菜的节奏。 也就是那一次，母亲见全了我们宿舍里的全部人员；她们中间的一些人，也是唯一那一次见到母亲。 在临洮街我们家的两室一厅里，我曾经和WL、CC蜗居在沙发上看着渡边淳一郎的碟片，探讨着男与女，性与爱的是是非非；李木易同学曾裹挟着她高大的男朋友来家蹭吃蹭喝，甜腻的恩爱状让母亲对年轻人的恋爱发出了不一样的感慨；很多年后韩同学还能记得父亲那张严肃的面孔；阿春也曾经在这里和我家小妹妹不舍昼夜地窝在沙发里看《流星花园》，当我一觉睡醒时，听见的是她们探讨剧情的说话声。 这些过往就像黑白的胶片随文字闪现在眼前，一帧帧，一幕幕。 （八） 我在临洮街度过了我的初中，高中，大学时代，随着母亲的突然离世我逐渐远离了这里。尤其是工作结婚后，我来临洮街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小伙伴们也因为在外地上大学，在外地定居工作的原因也逐渐地、一个个地离开了这里。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在逐渐的长大，有了自己的生活，父母在逐渐的变老，不再挺拔的腰身、期盼我们回家的眼神、花白的发色……这些都在提醒我们，我们的青春已逝，我们能陪伴他们的日子也越来越少。 过年回家，我感受到了父亲的苍老；清明回家，我感受到了相处了12年的阿姨的暮年已至。其实，不管我们走到哪里，这里都是我们的家，我们安放着自己灵魂的家。 清明假期，我和阿春不约而同地回临洮街看望父母。坐在家中窗台上的阿春一边给我打着电话，一边挥舞着自己的手臂隔空朝我示意。我也兴奋地朝她挥舞着。刹那间，我们仿佛回到了20年前，两个整天腻歪在一起的孩子。 写到这里，我湿润着内心。 弹指一挥，几十年的时间已经过去。说起曾经都是回忆与追忆。小区还是那个小区，楼还是那个楼，我们却再也找不回过去的自己，那些单纯的时光已离我们远去。 这么多年，我们在不同的场合遇到很多人，有时会聊起过往。“临洮街”成了我们彼此确认以往身份的符号。谈之中，知道了你家是3号楼的，你家是12号楼的，1号楼的某某你还记得吗？住在典式楼的某某现在又去了哪里？我们在共同的追忆中缩小着彼此的距离。 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其实一种很奇怪的东西。我们每天都会与许多人擦肩而过，但是相遇而不相识。我们一生中会与许多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分离，但是很多年后，兜兜转转，又相遇在了一起。突然想起，十几年前写给韩同学的一句话，这句话的第一遍是我写给他的，第二遍是他读给我听的，“也许很多年后，我们还会相遇，不知道彼此会变成什么模样，只要你还认识我就好”。 2014年的秋天，我坐在电视机前，看着筷子兄弟的短片《11度青春》，听着《老男孩》，无法克制自己滑落的泪水。我们也有过这样的青春，我们也有过暗恋喜欢过的那一个，我们也有着掏着心窝喝酒聊天的朋友，我们也有着无法实现的理想，我们也有着来不及的道别……。 世界很大，一个转身，我们就失去了彼此；世界很小，一个转身，原来你还在这里。 其实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还记得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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