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烟、酒与手表 |
| 正文 | 十八岁那年八月，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参加工作。父亲将他那块戴了八九年的上海牌手表交给了我，一表祝贺之意，毕竟我算是独立了。二来怕是希望我约束自由散漫的个性，做个守时之人，毕竟要为人师表，守时可是重要的品质。这块表我戴了几个月，第二年插秧季节去给同学家帮忙时丢失在稻田里，找了几个来回都没有找到。当时我也不太在意，毕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块国产手表已经不是那么金贵了。过了几天，我花半个月的工资，重新买了一块同样牌子式样相同的上海牌手表戴上，回到家时，父亲一眼就看出了不同，于是我轻描淡写的向他说了手表丢失的原委。当时他沉默了很长时间，我看得出来，他的表情里除了对我不惜物的责怪外，还有说不清的沉重之意。最终他只是淡淡的数落了我几句，就放过了我。当时我不明白那块丢失的手表对他的意义，随着时间推移，经历渐多，我才咂摸出味道来。 上小学时我很顽皮，在村里的小学上到三年级时，不仅汉语拼音没能识全，一百以内的加减法也错漏百出，还经常逃学，和村里的其他孩子在学校外玩耍。母亲要参与村里的各种农活，还要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没时间精力管我，便跟父亲商量，让我到他任教的学校去读书。父亲任教的学校离家只有五六公里，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极度缺乏交通工具的他只能住在学校里，每周末才能回家。于是一九八零年春，我随父亲到后海小学读书。 学校里没有食堂，每一位住校的教师都是自己做饭吃。父亲当时每月的工资不到四十元，还要两处开火,所以我们的伙食就可想而知了。肉几乎是见不到了，主菜就是洋芋。因为当时学校有一块地，老师们领着高年级的学生栽种一些玉米、洋芋、豆角之类的，收获后大家分分，解决生活所需。大一些的洋芋可以切开，做成洋芋片、洋芋丝、洋芋条，还可以煮汤，小一些的则直接洗净煮熟，又是菜，又是饭。在我和父亲的菜谱里，有一道特殊的汤，好几次临要吃饭了，才发觉没有下饭菜，父亲便烧开一锅水，放一点猪油，加上盐，再撒几粒葱花，用来送饭，父亲管这个汤叫“玻璃汤”。我虽然觉得不好吃，但肚子实在饿得厉害，也只能用“玻璃汤”泡着饭填饱肚子。其他老师情况稍好，但也都差不多，记得当时有一位老师上街称了一些肥肉回来炼油，油渣则用些辣椒酱油红烧来吃，煮的时候，那香味啊，不用鼻子都闻得到，以至于到现在，我对红烧肉都情有独钟。基于某种骄傲，我从不去看其他老师吃饭，我和父亲就着我们的洋芋片，关上宿舍的门，静静吃饭。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农村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家里承包了几亩水田旱地才有所改观。 当时父亲是后海小学的负责人，也就是校长，经常要到县政府、乡政府开会，由于要跟各种人打交道，他也抽烟喝酒。当时最好的香烟是春城牌香烟，每一包四毛七，那是干部烟，据说当时县长书记都抽这种烟。他抽的烟是春耕烟，每包一毛三，还有经济烟，每包八分，偶尔买金沙江牌香烟，每包二毛三，那是要去办事。我常常去帮他买烟，买得最多的是经济烟，多出来的几分钱就给我买作业本或是水果糖吃。他经常一支烟会分成几次抽，有一次衣服袋子因烟头没有弄熄而烧出一个洞，让他心痛了好久。他喝的酒是散酒，大多是四毛五毛一斤，一年还喝不上几次，大多都是因为招待朋友或过年过节才喝，当时有一种本地产瓶装的葡泉牌二曲酒，卖一元一毛六，他很喜欢，但他舍不得买来喝。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拥有“三转一响”是每个家庭最大的期望。“三转”是指缝纫机、自行车、手表，“一响”指的是收音机。这四种物品里，他最想要的是一块手表。一来是身为学校负责人且随时要去开会，准确安排时间成为必需；二来学校里的十来位同事，几乎每人一块手表，每次教师会前或会后，大家都会讨论比较各自手表的优缺点，这个时候的手表，不仅仅代表着价值，还有手表背后的人脉（专卖商品，寻常人有钱也买不到）。一九八零年底，他第一次领到了除工资之外的一笔收入。当年昭通县第一次给教师发班主任津贴，每月五元，全年共六十元，同时还第一次领到了烤火费（取暖费）十元，两笔钱合计七十元。再和母亲商议之后，想方设法凑齐一百二十五元，托在昭通百货大楼当售货员的亲戚，在春节到来之前，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据说每一盒手表里，有一只特殊的表，与其他表比起来秒针上面有一点红色的标志，要更漂亮一些，但要贵五元钱，他舍不得出那五元钱，就买了一只普通的表。这只高达一百二十五元的表是我们一家五口唯一的“奢侈品”。那年的春节，父亲的心情非常好，除夕之夜，破例买了一瓶二曲酒，并让我尝尝，结果五分钟后我就第一次醉酒了。 父亲非常喜欢那块表。一来是他有了准确的时间，安排起工作来更能得心应手。二来是每次会议，不管是校内的，乡镇的，甚至是县一级的会议，他也可以挥着手腕发言了。家里承包了水田旱地，他自然是要在工作之余下地干农活的。每次下地干活，他要么把手表放在家里，要么就很郑重的摘下来，装在上衣口袋里，休息的时候再掏出来，看看时间，再仔细端详，看看有没有弄脏手表。有一次挖田，他忘了摘手表，劳累一下午回家以后，发现手表让飞起的小石子擦了一条痕，他心痛的拿棉花蘸了酒精擦拭，一遍又一遍，结果痕迹还是擦不掉，心疼了好几天。他常常跟我们炫耀这表的质量：“看看，走时精准，每天只会误差十多秒，呵呵呵，都半年多了，只调过一次……”又说：“瞧瞧这表壳的钢材真好啊！这玻盖真清晰，表盘又是那么素净……”说的时候，有意识的忽略了劳动时石子擦出的痕迹。他一直使用了九年，直到我师范毕业给了我。两个月后，他花七十元又买了一块上海表，这块表多了日历和周历，不过他用着不满意，据说一是重量增加了，二是走时不太准，随时要调校。弟弟工作以后，给他买了一块日本产的双狮自动表，他依然在抱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退休后他和母亲每年都出去旅游，说起北京、南京、舟山、峨眉，他都有旅游攻略上没有介绍的独特发现，每一个去过的地方，都可以给我们当导游。前段时间我去看他，对坐饮酒时，又说起那块我丢失的手表，他一脸的怀恋，借着酒劲数落起我来。我愧疚之余，问他喜欢什么牌子，重新给他买块表，他却说：“买什么买，我已经不戴表了，你看现在的手机，不仅能计时，还能及时沟通、定位，功能多得不得了，还买手表干什么……” 我知道，他拒绝的是曾经的艰辛，他怀念的是曾经的坚持，他喜欢的是如今丰富多彩的生活（龚占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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