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50回望（6）少年成长有烦恼 |
| 正文 | 少年成长有烦恼 少年是天真幼稚、无忧无虑的，这话有一定正确性。但不得不承认，少年成长也有烦恼。这些烦恼很多也许并没有什么道理，但它确确实实地存在着，非常现实，非常有力，非常尖锐，它影响着少年的健康成长。作为少年成长中的监护者和引导者，对这些成长中的烦恼应该非常谨慎地对待。少年们少了一些烦恼，长大后他们就多了一份心灵的宁静和正能量。它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道德发展和建设。 成长的安危、无知的害怕、莫须有的担心、暴力和欺凌、自尊心受伤以及不诚实的内疚，这些都是少年成长经常遇到的烦恼。 小时候有一个时期，全国掀起了一股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为了把老人家的话记在心上，各地都开始立语录碑。路口、院坝，村头，公路沿线等很多地方，一块块语录碑被树立起来。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 我小时候跟着父亲出车下乡，在乡下的很多地方，都可以见到这样的语录碑。 大概是我五六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在福音堂住。从福音堂出来右拐，然后走七八十米远就是大河。河堤上每隔一段距离都会开一个口，以方便居民出入河坝。在下大河的路口处就有这样一块语录碑。我还记得上面的语录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语录碑有一个基座，石碑就立在基座上。小时候也没有什么娱乐项目，我们这些挨河边住的少年有事没事就爱到河坝去玩。 路口处的语录碑也是我们经常玩耍的地方。基座比较宽大，我们小孩子爬到基座上，用手扶住语录碑，这样围着语录碑转。我们经常的一个玩法就是绕圈追逐。被追逐的尽快往前跑，后面追的努力往前追。逃跑的被逮住就和被追逐者换位。 有一次我和一个玩伴儿一起玩这个游戏。转着转着，也不知道转了多少圈。我远远地跑到前面，在格局上我已经变成了追逐者。我感到有点头晕，但我好像要故意和这种不适做斗争，我根本停不下来。转着转着，一失手，我的手从语录碑上滑落，人一下子飞了出去。我感到天旋地转。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遭了。 语录碑的外面是一道高坎，高坎下面是下河的小路。转眼间，我已经实现了硬着陆。不知过了多久，我睁开眼睛醒来。我感到头有点异样，那还不是钻心的疼痛，而是一种奇怪的酥痒。我用手一摸，我看到了满手鲜红的液体。顿时，我哇哇地大哭起来。 在河坝洗衣服的居民 来，同院的一个大姐姐把我背到县医院。可以说非常幸运，经过检查，除了头上的外伤外，并没有发现其他严重问题。没有脑出血，没有脑震荡，没有手脚的骨折，没有脏器损害…… “你运气好好啊！”母亲对我说，“那里有很多石头，你头触底的地方刚好是一个沙凼，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但如果我运气不好呢？出了这个意外，当然和我顽皮有关。有时候我想，如果那里没有树这块碑呢？我不是反革命，不反对政府，不反对毛主席，我根本就是懵懂无知，语录碑于我何干，但我差点就让语录碑给谋害了。这是什么道理，这能用运气好来解释吗？ 怪谁怨谁都没有用，想这想那也是枉然。最关键的一点是，我活了下来。 在我读小学二年级还是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班上一个姓郑的同学带来了一张歌片。这张歌片相当于三寸照片大小。歌片是黑白的，上面印着一首当时的流行歌曲歌曲。我还记得那是电影《刘三姐》里的一首插曲。在照片的右上角，还印着饰演刘三姐的演员的照片。 在那个年代没有？？的歌本，喜欢唱歌的人们都习惯用笔记本来抄录歌曲。 我请求郑同学把歌片借给我，以便拿回去把抄录歌曲。郑同学答应了。 但非常不幸的是，我把歌片给弄丢了。哪里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我多么希望郑同学把这件事搞忘了啊。但郑同学没有搞忘。他问起了这件事，向我讨还歌片。 “弄不见了。”我老实地对郑同学说。 “那啷个办呢？”郑同学盯着我问。 “……” “那就只好赔哎！” “要赔好多嘛？” “至少------9分钱。我就是用9分钱买的。” “好吧，我还钱。” 但其实我根本就没有钱，也不知道怎么去弄这9分钱。现在9分年不算什么，但放在当年，这9分钱可以买很多东西。可以买十几颗水果糖，可以买一个月饼，可以买三四个梨子，可以买两斤李子，可以买接近一斤大米，可以买一颗半鸡蛋，可以卖半斤盐巴……所以，9分钱不是一个小数目。 那个时候父母对钱看得很紧，平时也不给我们零花钱，我们只能靠运气攒钱。比如，在路上捡到钱，在露天电影散场后在地上捡到钱。 那个时候有一首叫《马路边》的儿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拿去交给民警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 广播里经常播放这首歌，这首歌也是幼儿园里必教的曲目。但这确实和现实有距离。在我们眼里，这好像是书上的故事，大概大城市的学生才会这样做。在我们这里，也许有交钱的事情，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小孩子在路上捡到的钱都不会上交，而会将钱自己留下。 非常遗憾的是，很长一段时间，我手上都没有过存钱。别说9分钱，一分、两分都拿不出来。这样的事情我也不敢向父母说，不能向父母要钱。我只能惶恐不安地等着时间一点一点逼近。 我还清楚地记得还钱那天的一些情形。中午吃饭后，我和同学一起准备到学校去。我们先在河坝玩了一会儿“堵塘塘儿”。所谓“堵塘塘儿”，就是在河堤处的下水道口附近“筑堤”。那个时候县城居民不是很多，下水道的水也不是很大，只有细水长流。小孩子从下水道口附近开始筑堤，一座连着一座。堤筑好了，就变成一座座“水坝”。最上游的“水库”里的积水越来越多。等到积水达到接近了最大额“库容”，然后坝主就在堤坝上突然用手挖一个大缺口，于是大水轰然而下。上游坝主的目的就是用水把下面的堤坝冲垮，而中下游的坝主则希望自己的堤坝能够挡住大水。虽然中下游的坝主把堤坝都修得很大很高，但一般而言，都很难承受住大水的冲击。因为大水不光很多，而且带着势能，汹涌彭拜，势不可挡。 快到上课的时间了，我必须到学校去。 “钱带来没有？”郑同学问。 “没有。”我小声说。 郑同学扬起拳头，朝我的胸膛上打了一拳。 我感到心口一阵疼痛。但我不敢还手。这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理亏，另外，郑同学比我大一岁多，个头比我大，力气也比我大。我知道，如果打起来，我是打不过他的。 “啷个办？”郑同学大声说。他好像受了很大的委屈，说话的语气变得急促而气恼。 “等明天吧，”我轻声说，“明天我一定还。” “好吧，”郑同学看看也没有其他办法，就同意了。“如果明天再不给钱，别怪我不客气！” “嗯。” 我心里很清楚，所谓明天，那只是搪塞。躲过了今天，但明天怎么躲呢？我感到非常害怕，整个时间都想着这件事情。但想着还是没有用，我不知道去哪里找这9分钱，我只能担心害怕。时间一点一点过去。没有办法，我只好将这件事告诉了大姐。大姐非常为我着想，她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父母，而是将自己的零花钱拿出来让我拿去给郑同学。但大姐身上的钱也不够，她只有六分钱。但六分钱总比没有钱好。顿时，我长舒了一口气。 第二天，我把钱拿给了郑同学。郑同学收下了这六分钱。 “剩下的3分钱啷个办？”郑同学问我。 “我再去找。”我？？说。 “明天一定要把剩下的拿给我！”郑同学狠狠地甩下一句话。 实在没有办法，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于是，当天晚饭后，母亲便领着我到郑同学的家里去评理。但这次评理不是很顺利，郑同学的父母并不认为儿子哪里不对，他们认为把别人的东西弄丢了就应该赔偿。母亲说歌片不值9分钱，最多不过3分钱。但郑同学的母亲说他们就是花9分钱买来的，是她的妹妹在重庆买的。母亲还想问哪里买的。她的意思好像是 说，到时候父亲到重庆去，可以去那里买来还。但郑同学的母亲说不清楚地方。两个女人互不相让，事情变得有点僵持。然后又扯到打人的问题。郑同学的母亲说小孩子打打闹闹也很正常。母亲说打胸口会造成严重后果。郑同学的母亲说孩子不是没事吗。母亲说怕有后遗症。 事情扯得很远，说理说得很长。 反正我记得那天评理双方说得很不愉快。最后，事情好像也自然就解决了。郑同学不再问我要剩下的钱，打人的后遗症也不再追究。 父母已经出面，郑同学也不敢把我怎样了，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 现在想起来，如果我当时咬定歌片是郑同学送给我的，那问题就好办得多。但我没有撒谎，这几乎是一种自然的反应，我从小受到的家教就是如此------我打不来谎。这件事情确实让我受了一点委屈，让我在一两天时间里皇城惶恐、担惊受怕。如果我选择撒谎，也许我能够逃过一时的烦恼，而一旦习惯成自然，那将可能会给我带来长久的烦恼、终身的烦恼；如果我选择撒谎，我的性格和为人也许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的人品就不会被绝大多数人认可。 如果让我现在重新选择，也依然会选择诚实。我宁可要烦恼的诚实，受父母的责骂，也不愿意打谎让自己显得理直气壮。 小小少年懵懂无知，一些不是事情的事情也会成为烦恼的来源之一。比如迷信。 大概在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班发生了一件悲惨的事情。那是一个夏天。有一天下了一夜的大雨，大河里涨起了大水。平时河床裸露，光滑的鹅卵石、嶙峋滚石随处可见。大水来了，河道变成了一片汪洋，像铺盖一样大小的波浪起此彼伏。河水像士兵接到严厉的命令一样，霍霍啦啦地、急急匆匆地跑步前进，汹涌奔腾。 平时大河很温柔。但大河涨大水了，这里就会变得相当危险。 那是一个下午。放学后，同学们纷纷结伴回家。从学校的后门出来就是一条公路。公路的边上有长长的河堤。但河堤的安全系数很高，大概是百年一遇，河水涨得再大，也很难涨不到公路上来。如果同学们沿着公路回家，根本不会出现安全问题。 这时候大水已经消了不少。从学校后门出来往公路前行200米有一个下河口，从路口下河后沿着河边有一条自然形成的小道。走过二三十米，小道变成了一段堡坎。堡坎既是堡坎，同时也兼具过路的功能。过了堡坎，就可以从另外一个下河口上到公路上。堡坎有一米多宽，是就地取材用河里的鹅卵石垒砌而成。因为考虑到通行，所以，在鹅卵石的缝隙中还抹有一些水泥，这样路面就平整一些。虽然河水消了不少，但此时水位刚好就在堡坎的平面线上。也许是小孩子爱冒险的天性使然，有几个小孩子就偏要从堡坎经过。他们一共有四五个人，前面两个顺利过去了，轮到第三个姓张的同学通过。可能是比较慌张，张同学一脚踩虚了，身体失去了重心，结果一下扑到了水里。张同学在水里不住地扑腾，但没有人敢下去施救。结果扑腾了十几二十米过后，落水同学沉入水底不见了。 过了一天，张同学的遗体在下游被发现。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死了，这让我们非常难过。 难过过后，还有更烦恼的事情。就在张同学淹死后两三天，班上调整位子。本来，张同学的座位一直是空着的，但经过还位，我刚好就落座在了以前张同学的那张位子上。 也不知是谁散步的谣言，说坐张同学的位子，最终也会被洪水冲走或者会遭遇其他意外。我还记得调整结束后，全班的同学都很差异地看着我。我知道同学们的心思，有很少一部分大概有点幸灾乐祸，也有很少一部分人会有一点同情心，但绝大部分的同学大概是一种庆幸：庆幸自己没有坐到那个位子上。作为一个八九岁的孩子，面对这样的谣言，其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我认为自己是个倒霉蛋，心里上感到很忧郁。但我没有任何办法来化解精神上的阴影。这个时候我多想有人来帮助我一下。比如，老师当众把这件事解释一下，批判一下迷信思想，这样既开导了我，也可以教育其他同学，因为我的压力有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同学们异样的眼神和无知的言语。 有时候我想，难道真的是老师不知道我的感受吗？我想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如果他们知道而不作为，那是不是可以说，我们的老师还是缺乏一点爱心，缺乏一点责任感，甚至缺乏一点品德。不是我在这里怨天尤人，在那个年代，同情心和爱心确实是一种奢侈品。 其实，我也可以把这件告诉父母。我想，如果父母重视这件事情，他们的安抚肯定能在很大程度上纾解我的心结。但非常遗憾的是，老师没有发现我的难受，父母也没有发现我的忧郁，我的性格如此，我不敢告诉任何人，只能一个人默默地承受。 但我还是这样过来了。它变成了我的经历，融入了我的性格，形成了有点苦涩的回忆。 其实，从道理上说，小孩子生命力旺盛，离衰老和死亡还是比较遥远的事情。但不可否认，对于懵懂少年来说，生死也是一个经常面对甚至思考的问题。在我的印象中，怕自己死的情况并不明显，记忆最深的几件事情还是怕父母死。 那大概是我上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县委大院里有一个姓盛的干部得了肝病，病情很严重，最后发展成肝硬化腹水。这样的病在石柱是无法医治的，结果盛干部被转到重庆的医院。据说盛干部有一个亲戚在北京的什么大医院，通过他搞了一些国外的新药来治疗，但结果还是没有治好，不到半年盛干部就病死了。 现在已经想不起是从哪里得来的信息了，但我记得很清楚，盛干部死后，有一种传言，说是盛干部得肝病的原因是使用了塑料水壶。我让我有点担心，因为我们家刚好就有一个塑料水壶，幸好平时我们很少用它来装水喝。但不久，我们县修管道公路，母亲被抽调去为工地作医疗服务，偏偏她走的时候就把这个塑料水壶带了去。当时我好像也给母亲提出过，让她不要用塑料水壶装开水喝，但母亲没有理睬。于是，在接下来的大半年的时间里，我心里一直非常担心，担心母亲用塑料水壶喝水影响健康，怕她也得上肝硬化腹水。 大半年后，医务人员轮换，母亲带着水壶平安归来，这下我悬着的心才终于落了地。但水壶放在家里始终是一个隐患，我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于是，在一个晚上，我偷偷把水壶从家里拿出来，然后丢到了厕所里。 也许水壶本来不是个什么贵重物品，平时也很少使用，也许母亲已经意识到用它装开水喝的危害，已经不准备用它了，反正在我的印象中，它消失了就消失了，这好像是大家的愿望一样，父母和婆婆都没有提及和追究。 还有一次，大概是我读四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中午放学回家，我听说父亲出事了，他的小车被山上滚下的一砣大石头砸着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父亲是送县委的梁书记下的乡。听说车头被砸了一个好大一个凹凼，损毁非常严重。这件事我也是听婆婆说的。 “我爸爸怎么样了？”我问婆婆。 “不晓得。”婆婆说。 我在路上碰到梁书记。 “梁叔叔，我爸爸呢，他受伤没有？”我担心地问。 “不清楚。”梁书记的话语有点不耐烦。他看了我一眼，我觉得他的神色有点严肃。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父亲是送梁书记下乡的，怎么他不清楚呢。平时中午母亲一般也是回来的，但这天不知道为什么她没有回来。再结合梁书记严肃的眼神，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因为当时社会上都有一种惯例，就是某人出了事，组织上或者知情人一般都会先瞒着家人，怕家人承受不住。我感到父亲可能出事了，梁书记是在隐瞒。然后，我到县委办公室去，但问了几个人，回答都是不知道，不清楚。 这让我的疑心更大了。那个下午我非常煎熬，脑子里就想着这件事情，我非常担心。 下午放学回家，还是没有看到父亲回家。一直到晚饭过后，我终于看到了父亲。他的小车也一同被拖了回来。我看到，父亲小车的车头已经严重变形，凹下去好大一个凼。原来，父亲送梁书记到一个公路施工现场检查，他把车停在公路边上。不巧这个地方的山岗上正好有一个农民在挖树根，农民不知道下面的情况，不小心，他把一块一两百斤重的大石头从山岗上撬落了下来。大石头从山口落下来，正好砸着了小车的车头。 这一砸直接就把小车的发动机砸坏了。小车不能开动，只能等待救援。单位派了另外一部小车去把梁书记接了回来，而父亲则守候在现场。最后联系了拖车，把小车拖回了县城。 我知道那天电影院要上映一部新电影，电影的名字叫《秘密图纸》。我本来非常想去看，但因为一直没有父亲平安的消息，我一直没有出发。现在我看到了父亲，知道他平安无事，心头的一块大石头也顿时落了地。我连蹦带跳地来到电影院，非常轻松而紧张地观看了这部反特故事片。 人们往往歌颂父母对子女的爱，特别是母爱。诚然，父母的爱是慈祥的、无私的和有力的。但不可否认，小孩子对父母的爱也是弥足珍贵的。它虽然显得幼稚，但非常可爱和真诚。如果不考虑爱的功利性和实用性，这两者的价值和意义几乎没有区别。 根据教育学理论，小孩子在四五岁就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自尊心了。不要以为孩子小自尊心不算什么，其实，大人可能不知道，小孩子的自尊心有时候比大人还严重，如果受到伤害，它可能会牢记终身。 我们家是高收入家庭，从某种角度说，我们小孩子获得中等以上的物资生活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但老实说，在物资生活条件方面，我们家孩子的待遇绝对低于中等水平。本来我们可以穿更多的新衣服，但我们没有；我们本来该穿更多的胶鞋或者皮鞋，但我们没有；我们本来不应该穿有很大补丁的衣服，但我们也不得不穿；我们本来不应该太馋肉、蛋、糖、饼干、牛奶酥、月饼之类，但这些对于我们来说真的就是牙祭。 我们家的经济大权主要由母亲掌握。母亲是一个比较节俭的人。她只要有多余的钱，就喜欢存到银行里。所以，即使她应该付给，如果超出了她的预算和计划，她也会拖延一段时间。比如，每个月她应该付给差婆婆10元的劳务费，但我知道她经常拖欠；她非常不愿意从银行把钱取出来付给，而是要等到父亲报了出车补助后，或者第二个月发了工资后再补给婆婆。 因为父亲的工作需要经常修车，所以，单位有规定，会隔一段时间给父亲发劳保服。记得是我读小学二年级还是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父母用剩余的劳保服布料给我打了一件衣服。我清楚的记得，那种布料是一种很粗的棉布。其实，如果那衣服样式常见普通，布料粗点就粗点，但父亲偏偏把它也打成修理工的那样的样式。那是一种像医生穿的那种衣服，那种样式在学校里只有我一件。 父母的想法是这种衣服穿起来耐脏，可以保护里面的衣服。但这种样式对于小学生来说非常怪异好笑。穿着这样的衣服到学校去，同学和老师们都有点 我，穿这种衣服比穿补疤衣服还难受，我感到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我整天都在想这件事情，心思集中不到学习上。穿这样的衣服，就好像戴上了某种精神的枷锁。 我也不知道自己那些天是怎么过来的。 当然，事情总会过去。这件衣服终于穿旧了、穿烂了，以后我再也不用穿这样的衣服了，我感到了一种获得解放一样的愉快。我不知道一件衣服对于别人的意义，对我而言，我领教过它的能量，知道它曾经带给少年的沉重和自卑，由此足戒，在我身为父亲的时候，使我能够在穿衣这件事情上审慎对待，于是，我的儿女就不会受到这种精神的伤害。 当一个人精神正常且具有一般羞耻心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他做错一件事情，他一定会印象深刻------也许它不会成为长久的心理负担，但它一定会成为他终身难忘的回忆。 我们学校历史悠久，校园面积有100多亩。这里在解放前就是学校，校园内有许多古老的大树，主要是黄葛树和榕树。大概是我读四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榕树结籽儿了，那籽儿一爪一爪地垂在那里。有一天，一些同学扔石头去打这些籽儿。其实，这些籽儿并不能吃，它只是一种绿豆大小的圆豆豆。但那个时候娱乐贫乏，少年们把籽儿打下来，然后把它装进衣兜里，就会获得一种满足感。当然，也可以用这些籽儿互相抛掷，既不会造成伤害，而且能够获得一种打人的乐趣，这是那个时候小小少年非常普遍的穷作乐的游戏。 我也参加进打籽儿的人群中。我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我记得那是一块半个鸡蛋大小的很光滑坚硬的鹅卵石。我朝着浓密的树枝投去。我的眼睛一直跟踪着石头的飞行轨迹。我注意到，石头没有打下什么籽儿，但它落下来的时候正好打中了一个在旁边看热闹的女同学的头。顿时，那个女同学被打得蹲了下去，用手捂住头部。这个时候，很多同学都围过去。我没有站得很近，但我也看到，血从女同学的指缝间流了出来。然后，有同学就去报告老师，老师来后，就把受伤的女同学弄到医院去了。 那个女同学就是我们班上的学生。一个小时候，女同学从医院回来，她的头上已经包扎了白色的纱布，胶布从头顶绕过下巴，缠了有两三圈。 最后当然要进行清查。但当时用石头打树籽儿的人很多，此起彼伏，如果不是自己跟踪，根本就看不清是谁扔的石头。老师甚至没有问到我的头上，这种清理没有结果。 但我知道，那个女同学的头是被我扔的石头打中的。 老师大概也知道清查的难度，最后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第二天学校把全校学生集中开了一个大会，领导在大会上宣布：不准再用石头打树籽儿。 我不知道，如果当时老师问到我，我会怎样回答。我想，十有八九，我也会不承认。但我知道，在心里我绝对这件事耿耿于怀并且充满内疚。 这是撒谎，当然是不对的。但事情也许并不简单。我想，即使在小时候撒一次谎，或者不去主动承认，这大概也是一种情有可原的选择。它不会让人变坏。这不同于贪官污吏的抵赖、撒谎，不同于电信诈骗、传销照片、保健品诈骗、集资诈骗等犯罪行为。我绝对不相信那次不主动承认会让我变成品行不端的人或者坏人。人需要纯净教育，但社会太复杂，人也需要复杂一点和多面一点比较好，这样不主动承认会让你达到一种微妙的心理平衡，让你能够更加适应这个社会。 如果你容纳不下一点道德上的浑浊和瑕疵，你就成圣人了，你就是道德模范了。但对于我来说，我不希望自己是这样的人，我不认为我有资格成为这样的人，而且我也认为现在那些所谓被宣传的所谓先进，其实很多都是徒有虚名甚至是一种拉大旗作虎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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