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老邻旧居 |
| 正文 | 一个偶然的机会，突然产生了要写一写“老邻旧居”的想法。 那是已经居住到县城有些时间的几个朋友，在一起喝酒，不知什么时候聊起了家乡的话题，聊起了与老邻旧居间的远远近近、亲亲热热、磕磕绊绊。 这个话题引起了我的深思。 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财富的增加，“老邻旧居”逐渐会成为一个历史概念，就象“小画书”，就象国粹“京剧”，慢慢会出现在人们记忆的视野里。人是个喜新厌旧的家伙，金钱的增加会加快这种步伐。就像是化学元素，本来是惰性的，但不幸的是，金钱让它变成了活泼。金钱犹如给人注入了能量，居所从一处变成另一处，而且节奏逐渐加快，那么所谓的“老邻旧居”只能出现在想象中。 正是考虑到此种资源的减少，老邻旧居之间的事渐行渐远，回望一下，会有不小的收获。 西邻，有一个发小 童年和少年时光，在人的一生中是记忆最深刻的。现在能够回想起来的都是十分遥远的事情。小的时候，接触最多的人除了自己的家人，那就是与自己“玩得来”的人。我小时候的玩伴也就是现在被称为的“发小”，就是西边邻居家的孩子。 邻居家的孩子A长我一岁。其实，他比我仅大几个月，我是三月的生日，他是十二月的。也就是说假如他是当年十二月出生的，那我就是第二年的三月，相差不过三、四个月的时间，但就是相差的这几个月，说起话来，就可以说他比我大一岁，而且上学时，还比我高一年级。所以，每当他的母亲提起自己的孩子比我大的这一岁时总是撇撇嘴，仿佛吃了很大的亏，可这又是毫无办法的事。但是就是因为这几个月的差别，还真决定了我们俩不同的求学之路。当然，这是后话。 我小的时候，村子还不算大，多说也就四百多户人家。我家住在村子的西头，但离田地还有段距离。它们之间是一块面积足有六个篮球场般大小的坑塘。我不知用什么比喻来形象地说明这个坑塘的大小，用平方米、用亩这样的词语都略感抽象，只好用大家司空见惯的篮球场还形象些。反正在我小时候的心目中这个坑塘是很大的，从坑塘的这边望过去，波光粼粼，浩瀚无边，认为大海也无非就是这个样子。再远处，就是田地了，但围绕村子西边的田地，是几块被称为“台子”的高地，由东向西依次为“金家台子”、“李家台子”和“兰家台子”。我不知这些地名是怎么来的，我想大概这些地曾经就是这些人家的地。那为什么这些地比村外的地高出许多？而且赢得了“台子”的称号呢？我推断，这些地是不是原来的村围子或是西门门楼的土堆积而成，因为这个时候我居住的地方还习惯性的被称为“西门”。我曾记得在一次吃晚饭时就这个问题问过父亲，但父亲并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瞪了我一眼，“吃饭，问这么多没用的干什么？”我只好乖乖地闭了嘴，一心一意地吃起饭来。 在我家的门口与坑塘之间是一条由村内伸展过来的土路。土路绕过村头，通向西北方向的一个小村。土路的南侧靠西的地方是一口井，父母经常叮嘱不让上井边去，后来长大了，常来这口井担水，那也是小心翼翼的；水井的西边，据说曾有座庙，后来破败了，我是不曾看到过的；再往西，就是一片茴荆树林，林中有几间房，房中住着一个老头儿和两个老婆儿，我有几分害怕，很少去的；我的发小常去，因为老头儿是他的大爷爷，老婆儿一个是他的大奶奶，一个是他的二奶奶。土路的北侧是一块面积很大的场地，场地的北部一拉溜盖着八间房，是生产队的仓库、香油房、五金厂和会计室。前边的场地很是宽阔，堆放着玉米秸、棉花材等柴草。柴草的自然堆放有的形成一条条“街巷”，有的形成一个个“山洞”，但这些，在我们少年时代的心里都似乎藏着许多的秘密。 我不厌其烦地叙述的以上这些地方,现在在我记忆的深处仍然很深刻、很清晰，因为当时这些地方是我们“战斗”和“玩耍”的天堂。 下午放学后，我经常和A相约去地里挖菜割草。春天的时候，是以挖野菜为主，而夏天主要是割草。我家里养着猪、羊和兔子。挖的野菜是苦菜子、阳沟菜、婆婆丁、曲曲菜和曲曲菜娘子。挖的菜主要喂兔子和猪，割的草是用来喂羊的，当然，羊也是喜欢吃菜的，但那样对羊来说太奢侈了，我们舍不得。在路上，我们会看到蓝蓝的天以及天边的白云，有时幸运的话还会看到北雁南飞，十分惬意。我们会边走边天南海北的瞎聊，尤其是刚看过电影之后，电影中的人物、故事情节自然成为我们聊的话题，不仅聊，有时还绘声绘色的表演、模仿。除此之外，他还会给我讲故事，故事是五花八门的，其中“小猫和小秃”的故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这个故事他给我讲了好长一段时间。他说，所有的故事是他的老师给他们讲的。因为他比我大一岁的原因，我们属于不同的班级。他的班主任姓王，三十多岁，以爱讲故事出名，每天下午的最后一节课多半成为他讲故事的时间。我呢，也不示弱，往往把我们班的新鲜事讲给他听。 除此之外，就是捉迷藏和玩打仗。捉迷藏，玩打仗是我们那个时代大多农村孩子们都会玩过的游戏。捉迷藏时，我通常与A分在一组。那时，在许多人家的房前屋后，都会种着一墩墩的茴荆。这种植物的读音为“huijing ”，那时我经常和做包子馅的茴香的发音“huixiang”想混。每当此时，总会引来姐们对我的嘲笑。记得那时，A家不仅种了茴荆，在他家的窗前还种了一簇竹子，竹子先是窗户般高，后来就没过了房顶。茴荆属于一种灌木，扑棱棱长得一团团的，密密的针叶把阳光遮得严严实，像是一堵绿色的院墙，鸡经常栖息在下面，同时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隐身的好去处，小小的身子藏在里边，对方是很难找到的。但时间长了就不行了，对方会抓住规律，屡屡把我们从茴荆后面拽出来，于是我们改变了“战略战术”，从茴荆后面绕过去向外跑，或跑向西边堆放着柴草的场地上形成的“街巷”或“山洞”内，或绕过“金家台子”、绕过“李家台子”，再绕过“兰家台子”，趁对方不注意，急忙回到“家”。 玩打仗更有意思。有一个发小比我们大三岁，也许是电影里的人物形象对我们影响太深刻了，也怪当时正是崇拜英雄的年龄，那位大三岁的发小经常扮演反面人物诸如胡汉三、张军长等等，蓝色的帽子里面支起树枝，故意把帽沿翘起老高，做成大檐帽的样子，手拿一支木头手枪，“冲，冲”的嚷着叫着。而我和A头戴用柳枝或茴荆枝编成的帽子，埋伏在树后或茴荆下，像是小英雄雨来，又像是埋伏于灌木丛中的侦察兵，向“坏蛋们”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直到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夏季来临后，特别是天降大雨之后，门前的大坑塘就成了我们的乐园。撇篱笆、摔破锅是我们经常玩的游戏，有时，还会举着一把大扫帚摇摇晃晃地扑捉蜻蜓。有一种被称作“新媳妇”的蜻蜓，长得小巧而脊背呈鲜艳的红色，是我们最喜欢的，谁如果捉住这样的一只“新媳妇”是被伙伴们羡慕死的。先前的时候，坑塘中并没有树，而是长着一片片的做麻用的苘。苘是一种喜湿的草本植物。那时，为了用脱下的麻编绳索，在坑塘、湾边多有种植。夏天的时候，苘开出繁多的黄色小花，雨水大时，大大的苘叶浮在水面上如同江南的荷叶。黄色的小花可以吃，青色的幼果也可食用。掰开果瓣儿，有白色颗粒迸出，把黄色小花或稚嫩青果送进嘴里，一股清香弥漫开来。于是，我们常常掐花摘果，塞进嘴里，有滋有味的嚼。 记得那时，雨水并不缺，特别是到了雨季，几乎每隔几天就下场雨，所以每年坑坑塘塘都被灌满。那时还小，还不知道这个忧那个愁，盼着雨水下得越大越好，沟满壕平还不解气，还希望再满点，为的是以后洗澡的时间长点，水一多渗下去的就慢。 我小的时候有个病根，可能是癫痫病，俗称抽风，是因一次得了病高烧不退引起的。据医生讲大部分的人得过这种病，长大了就好了。记得有一年夏天，雨水也不小，坑塘内的水已满了，我和A及其他几个小伙伴在塘中洗澡，岸上几个年轻媳妇在洗衣裳。将要中午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我的病犯了，仰面躺在水里，呕吐不止。同玩的A见此情景，呼喊着和另一个小伙伴把我架到岸边上，洗衣裳的大人们也七手八脚地把我拽上去，早有人告诉了我娘，娘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央人们把我送回家中。塘中的水面上漂浮着许多我呕吐出来的苘花。由于在家庭中，我上面俩姐，哥一个，在农村家庭中是十分珍贵的，所以父母视我如掌上明珠，唯恐有个闪失。至此之后，父母再也不敢让我近水塘，沾水边了。所以直到现在我仍然是一只“旱鸭子”。 无论怎么说，这一次小难不死，多亏了A和另一个小伙伴，如果处在现在这个社会环境下，我可能就没有了现在。当时为了报答两位“救命恩人”，我痊愈后，娘特地包了白面小饺子，我给两个小伙伴一人送去一大碗。可别小看这两碗饺子，这在当时却是非同小可的。后来，雨水似乎下得不那么勤了，也不那么多了，坑塘内栽上了一行行的柳树，渐渐地长成了一片小树林。夏天，生产队上分个瓜、枣、梨的，就在小树林里，因为有荫凉啊。 在我的印象中，发小A家的条件比我家好很多，因为他的父亲是大队会计，他的爷爷“出门”，在北京工作。他还有二叔、三叔、四叔，都在外地当兵。而我家呢，父亲只有在冬季社员挑河时，才担任公社的工程员，其他的时间和我的母亲、两个姐姐一样，在生产队劳动。两家的经济状况的差距可想而知。写到这里，为了使我家有点面子，我不得不多说几句有关父亲的情况。其实，我的父亲还是蛮聪明的，尤其是算盘打得好，曾在乡粮站、信用社工作过，大炼钢铁时，还曾担任过几千人的司务长，后来不知是因为脾气不好得罪了人，还是因为叔叔被划成了右派，几年功夫就“堕落”成了一般群众。 有一次过年时，A的爷爷从北京回家来，捎回来许多好吃的东西，其中有一盒饼干。饼干的样式是一些动物，小兔啊，小狗的，各式各样。这样的东西在当时的乡下很难买到，所以在孩子的眼里很是新奇。A的一家人说说笑笑，A不断地把一只只“小兔”、“小狗”送入口中。我呢，好无眼色地站在一旁瞅着A吃。A的奶奶似乎看出了些许端倪，就给了我几只“小兔”、“小狗”，叫着我的名字说道：回家吃饭吧。直到这时，我忽然悟到了什么，什么也没说，就傻傻地回家了。可见，当时我是多么的傻啊。一岁年纪一岁心啊，我时常这样感叹道。 回家后，我就把这事与母亲说了。当然，我省掉了我“犯傻”的情节。我这样说的目的是期望让母亲给我买饼干，哪怕一点也行。其实，我这是异想天开了。当时，拮据的生活条件哪里有钱买这样高级的食品呢，所以，母亲听了，长长地叹了口气，说道：人家在北京出门，买得起饼干。咱家可不能跟人家比，要长志气。后来，母亲告诉了我一件事情，让我很是吃惊。说是A家先前是不如我家的，我爷爷做过小买卖，生活还算殷实，A家曾向我家借过许多钱，但始终没有还过。我不相信，就问父亲。父亲也点了点头。看来这事是真的，因为无论怎么说，父母是不会撒谎的，但在我心里，仍然有几分怀疑。直到后来，在我家的衣橱内的抽屉内，我偶然发现了他家借钱的借据，才彻底的相信了这件事的真实性。借据是浅黄色的纸，很薄，竖行小楷毛笔字体，借的多少钱我是忘记了，但小楷的毛笔字确是很好，不知是哪位老先生的墨宝。但根据借据留下的蛛丝马迹推测，这应该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事情。在五十年代以后，我们国家发生了三反五反、合作化、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等这等大事，沸沸扬扬、轰轰烈烈、朝不保夕，谁还愿意记起过去这可还可不还的账呢。 因为我与A相差一岁，我们上学时赶上了不同的学习阶段。他上初中和高中时是两年，而到我上初中、高中时就已经是三年制了，也就是说他比我早两年高中毕业。A上学时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记得有一年他的化学考了一百分，作为好的典型学校开会时校长还特地给予了表扬，而他的一个五大三粗的邻居仅考了三分，成为了一时的笑谈。但是后来，考了一百分的A成了普通村民，而仅考了三分的邻居竟成了一名不简单的地方官员。A下学之后，先是跟随村上的“打工族”去了北京、天津，干的是建筑行业的活计，据说，当年他在北京工作的爷爷也是一名建筑工人。阴差阳错或者说天然巧合，A走上了与爷爷相同的人生道路。但是，时间不长，A就“打道回府”，返回家乡，不再“出门”工作了，而是在一家村办沙发厂讨起了生活。个中原因，可能是建筑行业的活计太累，吃不消，但他自己说：外边没什么意思，舍家撇业，不值得。 A很快到了谈婚论“娶”的时候，未婚妻是本村的，也曾是我的小学同学。她家姐四个，她是老三，而她和上边的两个姐和我或长或短地都同过学，最短的仅一学期，而眼下的她就要成为A的媳妇了，而此时的我还在求学的道路上艰难地跋涉着。 至于以后如何结的婚，场面如何热闹，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此时我还在上学，在心里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结婚热闹的场面只是听别人说的。等到我们俩再次深刻接触时已是在我工作之后。 每当我由工作单位回家来，都会到他那里坐一会儿，比如年节下、星期礼拜或是大忙二秋。因为，我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从小读书上学，对于打麻将、打扑克牌玩升级之类并不怎么爱好，在家帮父母种地也是有时有会儿的，所以对于其他的同学、邻居接触的机会并不多。因为爱好、兴趣不一样，即使接触了就是眼前的那几句话，再往深里就没有了共同语言。只有与A尚有许多能说的东西，虽然此时，他已从事大棚养鸡副业，但对于读书还是没舍得放下。 上学的时候，他就很爱读书，虽然没有考上大学，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这一爱好。很小的时候，我看过他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人书，上初中时，第一次看到的《读者》也是在他的家里，当时《读者》不叫《读者》而叫《读者文摘》，随后又读了《小说界》之类的文学书籍。后来，可能因为养鸡的原因，他的凌乱的床头不仅放着一本文学书，还常常扔着一两本养鸡之类的专业书。记得我曾跟妻子说过，相比较而言，我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自己读书的爱好与日后从事的工作紧密相连。在这点上，又有多少人，因生计的原因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爱好呢。 其实，养鸡并不是什么轻松活，弄不好不但血本无归，还会官司缠身。好在这个时期的A经过长时间的摔打，已去掉了当初身上的书生气，身体也变得比我魁梧了许多。可是在一次我回家后，听母亲说，A病了而且患的是一种不轻的慢性病。我感到很是吃惊，就去了他那里。在他的床头我意外地发现了一本书，书名为《虐恋亚文化》，作者是李银河。当时，对于这本书，对于这本书的作者，我都是十分陌生的，但他却向我极力推荐。出于好奇，我真的读了这本书，但是，几次都没有看完，最后被我扔到了一边。可能是我的思想比较传统，实在不能与作者主张苟同，在读的时候，异常的压抑，感觉阴暗、无聊、低沉、晦涩。直到现在，通过凤凰网，我才略微知道李银河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是，A在十年前就已经知道了，就已经阅读了她写的书。我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得的这本书，又是处在一个什么思想背景下读的这本书，也不知道读完这本书之后对他的思想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许我是杞人忧天了，他读完后根本不会对他产生什么影响，但是，从他的言谈话语中，我隐隐地发现他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却是真的。 对现实的不满首先表现在他对一块闲置土地的承包上。在村西打麦场附近有一块三亩左右的盐碱地，他想承包过来建大棚养鸡，据他说，在外村这种情况应该是政策鼓励可顺利承包的，但他几经曲折仍未取得，原因是村委会不批。其父曾作为大队会计着实“风光”了一段时间，他也得到了父亲的荫庇，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其父5年前突然“下架”，换上了另外一些人，而这些人中可能有与昔日的大队会计“不对点”的人，在这件事办理过程中不妨从中作梗。A为此耿耿于怀甚至后来发展成了抑郁。而此时他的父亲却迷信上了“福音”，对此一筹莫展。再者，A为人实在、正直，不能得到亲戚的赏识，感到孤立无援，心火攻心。一年之后的农历七月十五，是祭典亲人的传统日子，我回家祭奠母亲。早晨还未吃饭，突然传来消息：A旧病复发突然去世了。我很是吃惊，随即陷入深深的伤感中，因为他才年仅40岁呀。 A亡后，遗有一男一女，其妻一人已无力支撑将要坍塌的家，大棚养鸡更是无从谈起，只好将八岁的幼儿托付于公婆，自己与女儿外出打工。两年之后，在打工期间结识了心上人，嫁于一百里以外的地方。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一想到几年之间一个家庭就这样人亡家破，心中不免涌起几分凄凉。从那时起，我未能再与她们取得过联系，不知她们现在生活的怎样？我想，这么多年过去了，孩子们一定已长大成人，在九泉之下的A也该放心了吧。 南邻，曾是我的老师 听奶奶说，我家的宅基地是用一车白麦子换来的。 一车白麦子是四十口袋，一口袋麦子一百一十斤，合计大约四千四百斤，如果按现在的价格折算五千余元。但是，那是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正是兵荒马乱、灾害频仍的时候，更何况，那时小麦尤其是白麦子亩产量很少，也就一百七八十斤，可以想见，这些麦子当时的价值以及饱含的一家人的血汗。 换来的宅基地是在村围子外，南北方向，面积是一亩。 当我家盖房子的时候，西边仅有很少的几户人家，而南边也是空荡荡的，还没有人居住。过了段时间，大约五年之后，从村内又搬出一户人家，在南边盖起了三间房，成为了我家后来南边的邻居。听父亲说，这家的主人在天津工作，盖房前曾给父亲来过一封信，说是盖房时西北角上需要占用我家桌子面大小的一块地方，要父亲高抬贵手能够让出这块地方。父亲考虑到将来的邻里关系就答应了这一要求。 不知是否因为这一小事，后来两家的关系处得很好。等我记事的时候，这家早就成为我常去“串门”的地方之一。南邻是一个大家庭，四个儿子一个女儿。最小的儿子也比我大十余岁，所以他们家的情况直接参与的少，大部分是听说的。 他家的女儿我叫英姐，和我大姐的年龄差不多，在我们村的北边被我的父母称为“北乡”的地方结婚，离我们村很远，大约五六十里的样子。英姐每次回娘家都会来我家串门，聊些家长里短的事，父母经常夸赞她的爽快利落，快言快语，我有时听他们的谈话，但大多的时候是听不懂的。记得刚开始时，英姐回娘家会带孩子，先是大的，后是二的，再是三的，再后来，就一个人来，因为这个时候，孩子们都长大了，大的、二的都嫁了出去，三的也娶了媳妇，英姐来的目的是为了伺候病中的父亲。英姐的父亲去世之后，她很少再来，所以，十余年里，我没再看见过她。 邻家有四个儿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家的二儿子B，因为他曾是我小学时的老师。 B长得瘦且高，喜欢运动，是体育教师，也是我小学时的班主任。 那大约是我上小学二年级时，由东边学校刚搬过来。我的学习还算不错，他对我也多有照顾。当时，班上的体育委员很活泼，但学习不太好，B对他早有不满，后来在一次他与一名同学打仗后，B就把他的体育委员撤掉了换上了我。这一决定是在班上突然宣布的，事先我并不知晓。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我惊诧、欣喜而又措手不及，可又由不得我推脱，只好“悉听尊便”。不仅如此，后来还当上了班长。一年之间，由小组长升为体育委员，又由体育委员升为班长，不要小看这种小小“职务”的变化，在我们当时小小的心灵里却有着几分神圣感。于是，我的周围，经常簇拥着一些同学、伙伴，促使我也会趾高气昂、发号施令。 学校在村子的南边，离村子大约二百米的距离，通向学校的正路是由北向南然后拐了个弯再由西向东才能到达学校，而我们经常走的却是由公路斜着插向学校的一条小路，小路要穿过一片小树林。我们之所以走小路是因为小路使上学的路程缩短了不少，正如某位老师当时曾说：见了小道不用问，小道就比大道近。那时，学校周围种了许多树，一行行连接成片，学校西南角的篮球场就在一片小树林中。整个学校由北向南有三排房，从外表看，最北边的为土坯房，向南依次为红砖瓦房、青砖瓦房，这足以说明三排房是不同年份盖起来的。房子中间是个通道，两边各有两个能够容纳50名学生的教室，一排房与一排房之间是乒乓球台。在篮球场上和乒乓球台前，经常会看到B那矫健的身影，精湛的球技不时引来阵阵喝彩声。当然，喝彩的观众多是些与我们一般大的学生。在他的强烈感召下，学校的各项体育活动搞的风风火火，风生水起。 B不仅爱运动，球打得好，而且笛子吹得也不赖。听父亲说，B当老师之前，曾经在村里的文艺宣传队待过。他的大哥也在当时的宣传队，学的是二胡。大哥虽然长得瘦小，但二胡拉得很有气势。所以一有空闲，哥俩就吹拉起来，笛子和二胡那美妙的声音从院子中飘出来，在村子上空回荡。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是在这样的音乐声中长大的。但是我与B的师生关系并没能持续多长时间，因为在我升入高年级之后，换了另一位班主任。那时，小孩子家还不知道多愁善感，但离开时恋恋不舍的心情应该还是有的。实事求是地说，这种在幼小心灵中存在的纯真的感激之情是十分深刻的，甚至会在心里的某一角落留存一辈子，但是，不幸的是，这种感情却因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而消失殆尽。 曾经有一段时间，不知什么原因，B经常和他的妻子打仗，隔三差五，甚至是一天两打，而且由对骂上升为动手动脚，战场也由屋内换成院内，由院内变成大街，有时，还会拿孩子出气。一个大家庭中，家庭成员间打仗绝对不是光彩的事，那他们打仗怎么会如此不顾脸面，肆无忌惮？许多街坊邻居是闹不明白的。经过我后来的耳闻目睹以及社会的经验，大胆推测：两口子打仗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婚姻确实出现了问题，男方或是女方有有违对方忠诚的行为，打是为离铺路，打的目的是为了将来的离。另一种是表演，因在家庭中受到自认为不平的待遇或是想达到某一目的而以打仗这种方式表现出来，表演的对象是父母或是其他家庭成员。至于B这两口子打仗的目的是什么，人们不得而知，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一年的春天，B竟与我的父亲——他的长辈而且还是曾经对他有恩的长辈打了一仗。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打仗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在我看来，父亲做的并无不对，正因这样，我的心里十分难过。那时的住房多是土坯房，春天的时候要上遍泥。B家用两整天的时间泥完了房，却将剩下的土、泥任意堆放。不仅影响了美观，而且也影响了我家人员的出进行走。鉴于此，父亲就将房后的乱放的土泥堆放整齐，打扫干净。在我看来，父亲是做了件好事，不仅不会反对还应该感激才对，但是没成想却引起了B的不满，说是屋后房檐下打扫得过于干净墙体会生碱——真是咄咄怪事！这也足以说明，所谓津津乐道的邻里关系只要和自身利益发生冲突将是十分脆弱的，它可以使原来的“感情”荡然无存。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B已经离开了学校，我由此推测，当初他应该是民办教师。因为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许多民办教师因不堪微博的收入而辞去了教学工作，成了一名普通的农民。后来，我因上外地上学的缘故，与他的交往几乎没有了，有关他的消息越来越少，后来听别人说，已是农民的B起初并不甘心自己的碌碌无为，满心热望想一夜暴富，在这种情况下听信了一位亲戚的话去东北倒卖木头，但结果血本无归，不仅将七借八凑的钱赔了个精光，而且还背上了沉重的贷款负担。应该至少十几年吧，他的形象并不光彩，经常与酒鬼或是赌徒联系在一起，我不知道他是在什么情况下染上的恶习（当时语，现在似乎不应被称为恶习，应为时尚），但这些恶习足以颠覆了他在我心中原有的形象。 其实，每个人自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别人是不必操心的。转眼之间，B已有了一把年纪，妻子还是那个妻子，但竹笛的声音是轻易听不到了，那似乎是青春时的歌。其他的爱好倒还在，喝酒或是赌博似成终身伴侣。孩子已长大成人，也娶妻生子，并且在村边公路旁盖起了一栋二层小楼，尽管有人说盖楼贷了不少款，但这绝对是下一代人新的希望。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说了邻家老四的一些趣事，比如老四长了二十多岁没有喊过一声爸爸，又比如老四是个哑巴，还比如老四什么活也不会干逮鸟却有绝活等等。所有这些，我当然是将信将疑的。说老四是哑巴是不确切的，因为那天他分明朝我们喊了一嗓子，虽然没有听清，但绝对是一句话。论年龄，我们比老四要小十多岁。有一天，不知谁提议，要恶作剧一次，试一试老四是否真是哑巴。没有想到，提议得到了全票通过。 那是在春天的一个上午，村头的柳树已吐出了“小老鼠”，树上的鸟儿在“叽叽喳喳地唱着歌，老四在屋后的玉米垛旁专心致志地剥玉米秸。他剥玉米秸的目的是在玉米秸中寻找虫子，把虫子作为捕鸟的诱饵。对于这活，他十分在行，也十分认真。我们几个悄悄地绕到他的身后，趁其不备，大喊一声“不许动”。他当时绝对是吓了一跳，因为在其手中拿着的玉米秸被扔出去老远，与此同时，“嗷”的一嗓子，口中不知嘟囔了一句什么（估计不是什么好话），就向我们猛扑过来，我们见势不妙，撒腿就跑。别看老四个子高，但不如我们灵活，七拐八绕，被我们甩掉了。我们那个乐啊，站在远处，高喊着“M哑巴，大笨蛋，二十多了还不会喊爸爸”。通过这次试探，我们晓得：老四并不是真哑巴，而是生性腼腆，腼腆得连喊爸爸都不好意思。谁知，后来，我们竟成了朋友。我们帮他从玉米秸中剥虫子，他带领着我们去家南的温室内捕鸟。 “家南的温室”是个习惯称呼，也许很早以前有过温室，但从我记事起，从没看见过这个地方的温室，果树园倒是名副其实。果树园的周围种了一圈树，树与树之间很密，几乎是一棵挨一棵。树种是杨树、槐树，但大多是杜梨子树，长长的果柄很小的珠子样的果实送入嘴里一嚼，麻得你浑身难受的那种，当然还有一些带刺的灌木。其实，种这些树的用意并不指望这些树成材，将来有个什么用，而是让它们充当一堵墙，将充满诱惑的果树与外边的世界隔开。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甚至包括很多大人的脚步被挡在了果树园子之外，特别对于我们孩子们来说，果树园简直就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曾强烈的吸引着我们那么多贪婪的目光。尤其是当园中的梨和苹果将熟未熟之际，我们无意中从果树园子旁边走过，不仅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而且浓烈的香甜的味道会钻入我们的鼻孔，这时我们的眼睛总想透过浓密树叶子的罅隙企图发现果树园内的秘密，其实，那是徒劳的，只能看到高高的树枝在夏天的风中矜持地轻摇着。但是，在有一年的夏天，快到麦秋时，老四竟带着我们潜入了果树园中捕鸟。 长这么大，我们还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心中不免要“砰砰”地跳。果树园中栽有杏树、梨树和苹果树，一行行果树之间间种着麦子。麦子的长势很好，麦穗已经修齐。有一种小巧的鸟儿，灰黑色，顺着麦垄飞，速度非常快，像是闪电。老四说，这叫麦溜子。还有一种鸟儿，不,是许多种鸟儿，隐藏在树叶间，“叽叽喳喳”、“唧唧啾啾”叫个不停，真好像是进入了鸟的世界。感情果园中这么美，鸟的世界这么好，这么热闹。怪不得老四对捕鸟这么着迷，原来老四的心思没在别的上面，而是在这些生灵上面，在这个隐秘的奇妙的境界中。但是，老四却不让我们跟他一起去捕鸟，而是让我们待在原地，不要到处跑，说是怕别人看见，自己却溜到我们所不知的地方。我们心里很是恼怒、不平，却又无可奈何。过了好大一会儿，老四手里攥着一只小鸟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脸上的得意之色显而易见，但即使这样，他也没有说过一句话。我们想看个究竟，他却不肯只是在前边跑，我们在后边追，又不敢弄出太大的动静，几乎是悄悄地出了果树园。 本来以为，这次的历险到此应该结束了，谁知后来却发生了一件让我终生难忘的事。就在我们捕鸟后的第三天，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当时，我的心“砰砰”直跳。 星期天你去了哪里？ 家南的果树园。 和谁去的？ 我们那里的老四。 去干什么？ 捕鸟儿。 没有祸害麦子吗？ 没有。看到老师满脸的威严和疑问，我又补充道：没有，真的没有。 但老师没有相信，而是说道：明天，要在果园里开个现场会，你必须参加。 我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怯怯地问道：为什么我要去？我并没有祸害庄稼呀。但老师并没有听我的解释，脸上显出不耐烦的神色，嚷道：回去吧。然后，把头转向别处，不再理我。 回到教室后，我才知道怎么回事。原来，最近几天，家南果树园内的麦子不知让谁编了“芭”。所谓编芭就是将麦子交叉着踩倒。倒后的麦子呈苇芭状，故称为编芭——这是祸害庄稼、伤天害理的事。果园管理人员十分愤怒，曲里拐弯地找到学校，找到了我。对于给麦子编芭，以前我只是听说过，根本没有身临其境地看到过，更不会去干这种祸害人的事。因为，在家庭中我是个不折不扣地十分听话的孩子，在学校里也是安分守己的学生，并且每次去地里挖菜割草，父母总是嘱咐，不要祸害庄稼。想到这里，想到以后的名声，我再次找到老师说明情况。老师可能被我的真诚所打动，这次并没有大发雷霆，而是说，也许你是冤枉的，但只能算你倒霉，谁让人家偷牛你偏去拔橛呢？我很不服气，回家告诉了父母，父母找到了老师，但仍没有改变既定的计划，我还是屈辱地参加了所谓的现场会。那个时候，有些事就是这么不讲理。 召开现场会的目的是为了警示学生，以后不要再上果树园中来，不要祸害庄稼。现场对还是孩子的我们来说，是十分触目惊心的。被编了芭的麦子匍匐在地面上，像是夭折了的孩子，虽然麦穗还是绿的，但绝对打不了粮食了。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内心诅咒着“编芭”的人。幸运的是被编芭的麦子面积并不大，半个炕般大小，但也足以让我惊诧不已了，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没看到过如此场景。我们低着头，表情严肃的顺着麦畦转了一圈，最后停在地头，开了一个所谓的会。会议期间，我始终低着头，不敢与同学、老师的目光对视，更不敢看果树上叽叽喳喳唱着歌的鸟儿，仿佛给麦子编了芭的罪魁祸首真的是自己一样，我的情绪及其低落。那么究竟是谁呢？是老四？他可背着我们去了别处好长一段时间。但他是那样的人吗？难道另有其人？我想了又想，还是没有想出是谁。 这件事过去之后，老师和同学们虽然没有再提起，但在我的心里仍然留下了不小的阴影，有时会莫名其妙的想起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可究竟怎样的不光彩，却又实在找不到实质性的内容，只好把这种不光彩迁怒于与老四的在一起，因此从这件事发生之后，我就与老四断绝了任何往来，也就是说，近距离地接触鸟们那美妙的世界就成了一种奢望。后来，老四接了他父亲的班，去了天津工作。他的父亲是建筑工人，至于他去了从事什么工作，我是不知晓的。偶尔在家遇见他问起时，他总是吞吞吐吐，支支吾吾。这时我才猛然想起：哦，他是“哑巴”，不会说话的。再后来，他结了婚，妻子还是位很不错的女子。是附近村上的，据说为的就是想找一个吃商品粮的。我真庆幸老四的命运，没费怎么周折地接了父亲的班，还娶了个如花的妻子，在农村有几个这样的人？可是，几年之后，听说老四所在的企业破产了，老四又回到了家。不久，他的父亲也去世了。但是，直到他父亲去世，他究竟喊没喊父亲一声“爸爸”，却是没人晓得的。这时他的孩子已经三四岁了，谁还有这个闲心关心这么八卦的事呢？ 我有这段经历的时候，推断起来，大约是在十一、二岁的样子。 东邻，一个曾经常去的地方 与东边这户人家的接触最早是从我养兔子的时候开始的。 大约也就十二、三岁的年龄，看到别人养兔子，我也嚷着养。当时养兔子只是为了好玩。但我对养兔子什么也不懂，母亲就让邻居家W帮助我。W比我大三岁，但辈分比我小一辈，应该称我小伯伯。他哥两个，他的兄弟小我一岁，按理说，我更应该和他兄弟玩得来，但我不喜欢和他玩，总认为他比我小很多，还是个小孩子。 对于养兔子，W很尽心，一有空就跑过来看兔子养得怎么样。他对养兔子很用心，由铁丝编成的兔子窝门和窝都是他帮着给弄的。垒兔子窝下了很大功夫，用了很多砖，还给兔子专门垒了个“卧室”，说是兔子睡觉和生崽的地方，并别出心裁地在“卧室”上面安了一小块玻璃，说是随时观察小兔子的情况，防止大兔子吃自己的崽。我听了吓了一跳，感到很是恐怖，没有想到一向温顺的兔子会有这样的习性，所以很担心将来的小兔被大兔子吃掉。过了段时间，看到母兔子从自己身上采毛，W告诉我说这是兔子快要生小兔了，采毛是为了絮窝。我很高兴，天天盼望着生小兔，每天上学前，总要看上一眼；放学后从地里挖菜回来，把菜扔给兔子，也要看着它吃老半天。终于有一天，我们发现兔子下了崽。因为兔子不仅在我们靠近时惊慌失措，而且把卧室的门用土和草堵得个严严实实，这就等于宣布：我已生了小兔子，就在里面，你们不要靠近，更不要伤害它们。我很为兔子的聪明和细心而感动，可又忽然想起“兔子吃自己下的崽”的话，心里不仅一紧，很想知道“卧室”里面的情况。于是，轻轻地扒开“卧室”上面的土，趴在玻璃上想一看究竟，可是里面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见，我很是失望，也为W的别出心裁失望。 直到小兔子在兔妈妈的率领下惴惴不安地从“卧室”出来吃菜，我们才放心，兔崽没有被兔妈妈吃掉。在我的精心照料下，兔崽长得很快，尖尖的脑袋，圆润的身子，十分可爱。但是兔崽长大了要上集市上去卖的，一想到辛辛苦苦养大的兔子要离开自己心里又有几分难过，可又想到卖了兔子能换回钱来心里又有几分高兴。我还依稀记得第一次赶集卖兔子时的情景，我是和父亲一起去的。父亲也有几分兴奋，把兔子放在自行车后面的竹筐内，载上我，赶往六里地之外的集市。未到中午，几对小兔卖了出去，几角钱一对，换回了几张钞票，父亲很是高兴，想给我买点东西吃，我没让买。其实，我的心里也很高兴，自己的辛劳也能给家里分担了点生活担子，虽然只是一点点，微不足道，但心里还是蛮欢喜的。 邻居家的主人担任过生产队的队长，在社员们的心目中威望很高，下得去辛苦，重活、累活亲自上阵，带领大伙一起干。记得有一年，花生取得了大丰收，每人平均分了十八斤，在全村八个生产队中是最高的。往年，每人才分个六、七斤。我觉得这是他最风光的一件事。他岁数比我大许多，但和我是同辈，应该称呼他哥。但我生性腼腆，总是不好意思这样称呼他，他却不知“好歹”总爱跟我开玩笑，弄的我很是尴尬，逼急了我就回敬他几句或以兄弟的口吻说他一通，他就“嘿嘿哈哈”地笑个没完。 邻居家的院子很大，主人围着院墙栽了一圈榆树。每当夏季，树上蝉的叫声无休无止。除了用粘粘的面筋粘蝉时，我们喜欢蝉之外，其他时候我们并不喜欢它，因为它的叫声让我们心烦意乱。但是，邻家却喜欢蝉，因为蝉能成为他们家的“美食”。每天晚上，邻家在院内就点燃一堆火，然后家人迅速来到树下踹树，而惊慌失措的蝉，随着树的震动惊叫着纷纷扑向火堆，真是飞蛾投火，自取灭亡啊。蝉的趋光性被聪明而又自私的人类利用了。看蝉的如此表现，比鲁迅笔下具有“水中呆子”之称的虾强不了多少。一会的功夫，他们家在火堆旁就会拾到很多蝉，然后把拾到的蝉腌了吃，几乎是天天如此。在那个年代，说腌制的蝉是一道美食是绝对不是夸张的。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去东边的邻居家，最少是一天一次，多则两次甚至三次，究其原因是他家有一台收音机。那时，家中有台收音机也是件不简单的事情。我家没有，买不起，十多元钱呢。每当中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准时播出长篇小说。我不知是什么时候着得迷，几乎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时间，继续播诵长篇小说《万山红遍》，作者魏巍，有金乃千播讲。”当时我听小说简直是入了迷，越听越爱听，听完了就去上学。那时，还不知道看大人的脸色，也不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就这样，我听完了《万山红遍》、又听《东方》，还有后来刘兰芳播的《岳飞传》。可以这么说，我是听着金乃千播小说的声音长大的，后来，才知道他扮演过毛泽东，不幸的是英年早逝。听到这个消息时，心里还难受了好长时间。再后来，我去了镇上上学，去东边邻居家就很少了，这一段的生活就成了我美好的记忆。 北邻，忘恩负义的一家人 北边的邻居是在我家盖了新房之后才真正与其为邻的，但在此之前两家早就有了矛盾。 矛盾的根源是因为邻居要“侵占”我家宅基地，把我家宅基地做为他家出入家门的通道。用我母亲的话说，是因为我家“发了善心”。 我的祖辈用一车麦子换得的宅基是一亩地，前边盖了两栋房，后边剩了一块空基，预备将来再盖一栋。空基的两侧是邻居的房屋。西边是一于氏人家，东边就是这户忘恩负义的人家。父亲和叔垒了半人多高的土墙，在东边安装了一扇栅栏门，成为一个后院。院中栽有榆树、枣树、椿树、桑树、杏树，除此之外，有时还会种上瓜果、蔬菜。听奶奶说，有一年，大约是六几年的时候，种的葡萄一家人都吃不了，送给邻居们吃。有的时候，早晨或是傍晚，我还会拿着书本像模像样的读书，读诗、读散文、读小说，老版本的《水浒传》就是在这个地方读的。上初中时，读了鲁迅先生的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潜意识里觉得我家的后园与鲁迅先生的百草园是极其相似的。其实，内心知道，两者的差别是很大的，只不过在心中有这种类比罢了。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后园，我心中的一个乐园，却在七十年代末被残忍地破坏了。 原因是，东边的邻居要在我家的后园中挖土、走路，不仅人从这里走，水也要从这里走。 邻家一拉溜是六间房，盖房时紧贴着我家的地基。东边留有一块空基，似乎是为将来盖房用，但后来却被村上书记占了。因是六间房，院子很大，但只能走东边一个门。邻家原来的户主当过兵，复员后在村里担任过什么不晓得，只记得当时为第六生产队赶车，专门运送酱油和醋。那时，每个生产队都有一摊副业，香油房或是酱油坊。第六生产队开的是酱油坊，这位户主就担任着运输酱油和醋的任务，时常往来于镇与村之间。虽说是镇，却是不一般的，专门生产酱油和醋之类，离我们村一百余里，往来一趟要几天时间。有时会赶上雨、雪等不好的天气。有一年秋后，忘记了是哪一年，听说户主拉了酱油和醋在回家的路上，不幸被车轧死，当时天下着雨，户主的雨衣被研进车轴，雨衣把人带进了车轮下。听来有几分恐怖。从此，这一家就变成了“孤儿寡母”。 一般的孤儿寡母因为弱势往往会博得人们同情或是怜悯，但是，这一家却是强势的。五个孩子，四男一女，大的在戏团里工作，二的当兵。矛盾的起因其实很简单。他家的大儿子结婚之后，不知什么原因，婆媳俩经常生气打仗，没有安顿日子。一天晚上，大队副书记和妇女主任来到我家，做父母的工作。要我家答应，允许他家朝西开门。门不会很大，能够走人就成。时间也不会长，婆媳和好了，门就会改过去。大队干部说的话很客气，也很中听，但考虑到本来很安全很封闭的后园子会被毁掉，损失很大，我的父母并没同意，也就是驳了大队干部的面子。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大队与村民之间等级关系是很强的，所谓大队干部说的话，村民是百依百顺、言听计从。大队干部又来过几次，反复做父母的思想工作，父母考虑到大队干部的脸面，又想到对方孤儿寡母，天天生气惹恼，过日子的不易，就答应了下来，但提了两个条件：一是门不能开的太大，只能走人，不能走水。二是将来我盖房时必须改过去，不能影响我盖房。大队干部同意，当场拍了板。 东邻朝西的门打开了，不大，但人出入自如。谁知，这仅仅是开始，好景不长，仅仅一月有余，东邻竟趁下雨天，将窄门拓宽，垒砌了简易门楼，不仅如此，因我家园子内的地基高于他家地面，竟向我家园子内挑一条壕沟，然后再转直弯，企图打开一条宽阔的路，通向北边。目的是不仅人在此通过，水也在此通过，将来，如果有车，车也应畅通无阻。原来的篱笆门被扔掉，土墙被推倒，活脱脱的成了闯进我家园子里的强盗。我家当然不答应，为此而发生了冲突。真是飞来横祸啊。 由于我们家的抵制，邻家挖壕沟的行为并没有进行下去，半途而废。但原来的门已经拓宽，简易门楼已经盖好，超出了我们的预想和所谓大队干部允诺的情况。我家为此找到当事大队干部，但可恶的大队干部改口不提以前的允诺，却让我家发善心，可怜所谓“孤儿寡母”，再做出让步，息事宁人。我家虽然十分愤怒，但当时又能向何处说理去呢。但即使这样，对方并没有停止“侵略”的脚步，仍固执地要求：不仅人在这边走，而且水也要从这里流。所以，每当下雨的时候，因走水问题两家就会大动干戈，互不相让。每次争执，几乎是双方全家出动，手里拿的工具是铁锹、锄头。当然，拿工具不是用来打人，而是用来干活的。对方要走水，用铁锹挑沟子，我们这一方就不让挑，再改回去，反反复复，你来我往。对骂时，也不是赤裸裸让人脸红难听的语言，而是“不要脸”、“不害臊”之类，最让我家生气的是，对于我家善意对方不但不知情答意，还恩将仇报，竟厚颜无耻地叫喊：走的不是你家的，走的是大队的，是共产党的、毛主席的。有时甚至还说是我家欺负他孤儿寡母。真是咄咄怪事。相对于原来我家平静的生活，真是飞来横祸，再听到如此丧尽良心的话，怎不让人义愤填膺。每当此时，父母就后悔当初的决定，当初可怜“孤儿寡母”发的善心。 家庭过日子，谁也不愿意生气，可有些事逼得你不得不做。与东邻发生纠纷这件事指望大队是没有希望了，逼得父亲只好和对方的当门家族及亲戚邻居述说，期望能得到有所缓和。但是，父亲还是高估了他们。这些当门家族和亲戚邻居心里明镜似的，只不过有的顾及情面，不好明确表态，有的报以理解和同情，是啊，对于如此不讲道理的人家又能怎样呢。无奈之下，父亲告到了当地的法庭。几千年的传统思想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所以那个时候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告状的，绝不同于现在的情况。而且，告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要承受着巨大的思想压力。尽管如此，状，虽然告了，但结果却是遥遥无期的，好长时间，没有音信，犹如石沉大海。 这样，僵持了好几年。这期间，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家在这块地基上盖了新房，本来大队许诺东邻家要把门改过去的，但因邻家不讲道理，大队是有意偏袒庇护还是束手无策，门终究没有改。我家只好朝北盖了大门，又在院内盖了二门，与邻家成了对门，这样，一圈一改，我家院子小了许多。可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时，邻家的二儿子在外当兵，转业回的家来。我们以为，在部队受党教育多年，不可能和家里其他的人一样的素质，应该主持公道，不会参与家里不正当的行为。果然，在紧接着一次针锋相对的争执中，当兵复员回来的二儿子没有参与。母亲有几分高兴，说：受过部队教育的人就是不一样，这孩子还是不错的。但是，母亲高兴得太早了，下一次发生争执的时候，邻家的二儿子毫不犹豫地的走马上阵了。母亲又说：唉，一根肠子爬的，没一个好东西。可俗话说，月有阴晴月缺，人有旦夕祸福。临近春节时，这个“不是好东西”的人突然莫名其妙地死了。母亲又改口说：好端端的人，怎么死了呢，真可惜！可见母亲是多么得善良，气归气，恨归恨，可别人一旦遭遇不好又会给予巨大的同情。我曾亲口听母亲说过，本来与东边邻居家还是不错的，想当年现在的这位“寡妇”奶水不足，她家的大儿子（就是因他媳妇而产生纠纷这位）还曾吃过母亲的奶呢，老邻旧居嘛。可现在呢，同样是老邻旧居，却发展成如此下场。什么老邻旧居？当时，我们也感到人死得蹊跷，但怕别人说幸灾乐祸又不敢过于积极地打听。后来听说，那天早晨，他用凉水洗的头，头发未干，出来进去不在乎，正是冬天，寒风刺骨，可能是中风而死。离复员回家，仅半年时间。 又过了一年多，他家的大儿子去了外地工作，一家人悄然搬走了。家里只有“寡妇”带着孩子们生活。这就为后来事情的发展带来了变化，过了不久，东邻家干脆把朝我家方向的门堵上，恢复了原来情状，只走东边的门。这个时候，时间已到了八十年代末期，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听父亲说，镇上的法官也曾来过村里，搞过调查，最后告诉父亲我家官司打赢了。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并没有流露出应有的喜悦。因为迟到的“捷报”已经失去了任何价值，就像范进中举。这样的结果，似乎对于打官司本身也有几分讽刺的意味。还有一个变化也是始料未及的，上了年纪的“寡妇”有时在集市上见到我的父母时突然会以“叔婶”相称，当时的突兀是把我的父母吓了一跳的，不禁等她离去望着她的背影端详了好一会儿。看来，当初的“那样”也是有些苦衷的，可为什么表现得又是那么离谱呢？ 新世纪很快来到了，由于工作关系，我离家乡渐行渐远。刚迈过新世纪门槛，母亲遗憾地离开了我们，家中只剩下了年迈的父亲。一次我回家时，父亲竟夸起了邻家三儿子的好，说他勤快，懂事。每天晚上都来我家里串门，说东道西，许多零碎活都是他干的。他家的大儿子搬走之后，三儿子将原来的房屋翻盖，他的母亲——也就是那个“寡妇”和他四儿子生活，新翻盖的房给了三儿子一家居住。听到这话，我感到很是惊讶，这是以前不敢想象的。要知道十几年的争执、纠纷、打仗，他都是首当其冲，说的那些话让人心寒、颤栗，当时“杀”了他的心都有，怎么现在又装起好人来了？起初，我是不相信的，甚至怀疑“讨好”背后是不是有什么阴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没有发现“阴谋”背后的事情发生，并且在一年的春节，邻家大儿子、三儿子都去了我家给父亲拜了年。当时，我满脸堆笑，但心里总还是疙疙瘩瘩的。难道真的冰释前嫌？或者我是多疑，心胸不够宽广？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但愿过去的不快随风而去吧。 五年之前，八十三岁的父亲撒手人寰，离开了那间亲手盖起来的生活了三十多年的老屋。老屋毕竟是家的象征，父亲离开之后好长一段时间它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但是后来，我还是不得不把它卖给了他人，虽然心中很痛苦和那么不情愿的。从此，遥远的故乡只能出现在我的梦中或是心里，而老邻旧居以及与老邻旧居之间发生的故事，有的随风飘逝，有的沉淀下来，缓缓沉入心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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