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回望与审视：那些一言难尽的改革岁月 |
| 正文 | 回望与审视：那些一言难尽的改革岁月 ——贾和亭先生新书《亲历改革》阅读散记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这是伟大的历史转折。这个政治决策,是生产关系势所必然的变革，为后来的30年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现在来看，她的历史伟大之处在于,政治上结束了老百姓极度厌恶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疯狂乱斗状态，回到了“民以食为天”、发展国计民生的常态。 但真正让“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再可能成为我国政治经济社会中心任务的，不断创造和带来财富、致使人们生活出现翻天覆地变化的，则是跨越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的制度变革和受此鼓舞而探索展开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初期以企业改革为龙头，先后经历了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和股份制改革两个阶段，持续到现在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发展混合所有制为特征的全面深化改革。这些变革，组成了风起云卷的改革大势，使中国经济步步走强，国民财富不断增长，一步一步实现着民富国强的梦想，彻底告别了“闭关锁国”、“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 贾和亭先生身体力行地参加了我国30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实践，见证了企业改革全过程。他1984年初从北京市政府调入国家体改委，比较早地站在了我国改革的最前沿。他力推企业股份制改革，指导了上海、深圳等地最早的股份制试点，为企业卖过股票，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本《股份制指南》，参与制定了我国最初的股份制试点政策，多次强调股份制变革的根本目的在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而不是圈钱；他主持起草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方案，为企业制度创新大声呐喊而奔走祖国各地；为创业板上市，集体企业的改革与发展，他为搞活大中型国有企业、放开放活小企业和集体企业献计献策。他结合工作实际，善于观察，勤于思考，笔耕不迭。2014年，他把这些工作经历、个中甘苦与学术思考汇集成册，公开出版。 《亲历改革》一书，就是作者集40年改革工作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记录。它以文献的风格，编年体的形式，系统地汇集了我国许多重大改革政策的由来与变化，展现了作者几乎一生最精彩的思想与工作轨迹。该书不仅有为中央领导人撰写的汇报材料，也有其在报刊杂志上面发表的文章，记者采访和一些宣讲会上的报告、学术论文及国外考察思考建议。书分上下两册，共计108篇文章，78万余字，是难得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政策沿革及一些影响改革发展事件记录的综合文集，由香港紫荆花出版社2014年11月首次出版。 关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改革以来持续不断争论的一个热点或深水潭，也是改革攻坚克难最重要的焦点。作者早在1988年就撰文《论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对如何解决政企不分和政府职能定位等现象进行了系统地独立思考，发表了独到的看法，提出国家应该间接控制企业，即对企业行为的调节“不是通过行政命令来实现，而是在国家宏观计划的指导下，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导企业的发展方向，影响企业的行为。”（见《亲历改革》第156页）。 到了1993年，作者在济南市股份制试点辅导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宏观管理部门在进行宏观调控的时候，支点应放在市场上，而不应放在企业上。宏观调控部门通过各类调控手段，来影响市场，或者来培育市场，通过市场发出信号，传导给企业。企业根据市场发出的信号，来安排生产经营活动，这样就通过市场把政府和企业隔开了，从而实现了政企分开。过去有一句话，叫“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比较形象地勾画了企业、市场、政府这三者的关系。政府要监督管理企业，不要越过市场，应把支点放到市场上；企业要接受政府的宏观调控，不要越过市场去找市长，有事找市场，这样关系就理顺了。（见《亲历改革》第509页）。 这个在改革开放早期如此明确提出，是难能可贵的。现在，除了一些大中型国有企业还依循老路接受行政控制外，其他企业已经能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发展。时间来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认为、这里把谁对资源起支配决定作用讲清楚了，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思想定式又一次变革，这个不断认识深化的结果，是对20多年前作者勇敢发表自己见解和人们持续探索努力摆脱行政附属地位的肯定。当然能否真正在中国完全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亲历改革》一书的特点，在于作者依据个人的亲身经历，真实记录了这个时代国家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企业改革几乎所有的重大决策。因为作者一直是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亲历者和践行者。从加入国家体改委开始，他就一直参与各项经济体制改革新政的组织，实施、试验、探索，幸运而光荣地参加了企业承包、企业租赁、企业兼并等政策的设计和组织实施工作；以后又参加企业股份制试点、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企业集团组织与管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展混合所有制等的创新试验、推介宣传，组织策划等工作。 中国改革30多年一路走来，这些新政的组织实施、始终存在新旧制度变革与守护的交织；人的思想激烈冲撞；革新与惯性的环境持续博弈；有时甚至是多层次剧烈地冲突着等状况，给中国的改革抹上浓烈厚重、难以取舍、不易破立的色彩。《亲历改革》一书收入的许多演讲，论述与汇报、报告等可以看出，贾和亭先生对此是不辱使命、迎难而上、专心致志、鞠躬尽瘁，始终与国家体改委一起，为我国行政体制下生存发展的众多国有企业，尤其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经营理念与结构制度的艰难转换，在制度变革的洪流中不畏艰险地走向市场经济，最终成为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主体，做了大量的铺路石工作和夯实基础的工作。 作者1995年在中央党校学习结束时的毕业论文《制度要创新，观念需更新》一文中，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需要破除哪些传统观念，在哪些方面解放思想，提出了六个观点： 一是我国企业改革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但是，只有积极寻求能够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才能更好地坚持公有制。 二、国有企业资产所有权是明确的，但具体到每一个企业仍有一个明确产权的问题，明晰国有企业产权不是瓜分国有资产，而是使国有资产投资主体具体化、人格化，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 三、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不再是政府部门的附属物，不是政治实体，而是经济实体，是市场运行的主体。因此，企业内部的一切运作机制都应遵循市场规律办事，政府不应再像过去直接管国有企业那样来管现代企业。 四、出售一部分国有资产，是资产的流动而不是流失，只有让国有资产流动起来，才能通过市场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国有资产在流动中实现保值增值。 五、现代企业要坚持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但是，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党组织的活动方式和工作方法，这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而是有利于坚持党对企业的领导。 六、现代企业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扬职工民主管理的优良传统，但是，应科学界定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处理好职代会、工会和股东会的关系，恰当选择职工民主管理的组织形式。（见《亲历改革》页243-253） 20年前作者提出的上述观点，至今仍然发人深思。可以说、今天我国市场经济环境基本具备、大中小企业均可以面对市场自行做生意心态的建立，有贾和亭先生等一众年青人当年忘我工作，无私贡献其智慧与劳力的身影和奠基足迹。 贾和亭先生既有国家体改委生产体制司负责人的实际工作经历、又有我国最好经济特区之一的深圳市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岗位的指挥管理历练，还有他博闻强记、善于挥毫记叙的特长，所以他写的这些文章，非常纪实、各项政策与细节表述准确和逻辑性强。 翻阅此书，可以发现他的文章所指既有宏观，但更多微观、具体。既有创新工作的实施和注意点，又有转化人们思想所需要的“讲道理摆事实”；既有冲破姓“资”姓“社”藩篱、大力推行股份制的勇气，也有股份制热掀起来后，引导人们做理性投资宣传的“冷思考”。他的论述，除了摆明大势，依法布局外，更多是在专项改革政策诠释中强调重点，注意安全，加强引导，分步推进。他擅于直面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决策推介，宣传与贯彻实施。对企业承包、租赁、兼并到增强大中小企业活力、企业股份试点、企业集团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系的建立与走向科学——每一项全国性改革工作均有份参与，字里行间无不体现作者既推动大局、企划宣传，又细心部署措施、落实到位，一以贯之的认真负责。 调动到深圳后，作者工作从国家宏观层面到地方政府的一个面，地位与环境变了，但对改革研究的浓厚兴趣依然不改，继续探索研究特区与沿海的经济体制改革，推行新思想和新的制度形式。2000年，按照深圳市政府的部署，由他牵头，在深圳景明达酒店进行深圳市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推出后来声名远扬全国的深圳国企改革“1+11”系列文件。以此为发端，开展了深圳市大中型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实施“四个一批”，历经几年，基本完成了深圳市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作者在《深圳市国有经济的“退”与“进”的战略性思考》一文中指出：对深圳来讲，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实施有进有退，进与退都是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重要手段，两者要有机结合，该进则进，能退即退，进而有为，退而有序。退就是要改变过去国有产权主体单一的状况，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形成混合经济（见《亲历改革》第358页），寥寥几句，再现了当时深圳市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方向与具体做法。 当然，从深圳全市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与结局看，如此大规模的几十家国企改制，绝大部分退出国有资本，并非“毕其功于一役”，并非一改了之，改了就什么都好。也有一些企业因改制产生了遗留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在制度设计上面，结合后来的改革结果看，深圳的改制设计仍然有因地域限制而出现的问题。例如处理亏损企业债务的转移、核销等，五大商业银行不因深圳市的地方改革而调整其全行业债务处理规则，因而难以实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亏损企业坚持必须弥补亏损后才能够撤销企业，致使企业即使空壳也不能撤销，以及为什么退出国有资本的企业，安置职工的标准是一年工龄只补助一个月的安置费？而且计算安置补偿的工龄、只能从最后一个工作岗位计算为职工应给的安置费年限——这些似乎既没有法律依据又情理相悖等，都给人们与社会留下了一些令人深思的改革遗憾。但是总的看，21世纪初深圳的这场改革，仍然是全国率先进行的探索性改革，它的先进性与开拓创新特点不言而喻，它在焕发企业活力、和平理性进退和更加公平地孕育市场经济基础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就，而作者是这次改革的主要组织者及政策设计者，其主导地位与创新贡献不仅为深圳国企职工所记取，而且未来注定会写入深圳的改革史册。 翻阅此书，可以见到作者文笔洗练、严谨规范，用词简洁。人格特质与坦诚务实也在篇章中随处可见。例如1999年5月26日，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来深圳调研国有企业改革，作者的精彩汇报，受到李长春书记的高度赞赏，说深圳可真是有人才。后市委领导因其才华杰出，为人正派，对作者拟提拔使用，结果深圳市委一位领导从中作梗，居然说我与你又不沾亲又不带故，干嘛非提拔你啊（详见《亲历改革》地25页）。这段史实，栩栩如生地把任人唯亲、官场匪气，权力傲慢表现出来，也把作者这一人才被恶劣的政治生态所吞噬、第一次鲜为人知地披露出来。 又如，我们现在普遍使用，大家乐于接受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用法，也是作者“洋为中用”的贡献。Corporate governance是国外研究企业经营管理制度结构通用的名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最初见于世界银行中国局对中国企业改革的调研报告，其标题叫“法人的治理结构和董事会的作用——国际经验及其与中国企业改革的联系”。贾和亭先生初次见到法人治理结构这一概念不明白、求教于世界银行的翻译华晓峰女士，华认为这个专用词汇就只能在中文译成“法人的治理结构”，而作者却因自己的经验把它改成“公司内部的组织与管理”。直到多次考察国外股份制度建设，才知道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与中国传统企业内部领导体制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机制。难得坦诚的是，作者写到不仅他当初不太理解法人治理结构，就连当时的国务院证券委副主任刘鸿儒也不解地问：什么是法人治理结构？——足见一个科学观念的建立在国家高层也有普及的问题。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在《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写到：”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表明这个词汇已经化为中国最高决策层接受的观念（见《亲历改革》第14页）。 这是一本值得收藏、认真细读的书，也是了解我国政治经济社会重大转变，了解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政策沿革和改革史的有趣读物，更是了解深圳经济特区21世纪初期那场国企改革新政出台、设计指导思想的历史途径。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仍在继续，包括大中型国有企业在内的企业完全走向市场仍然面临进一步改革的期待。市场配置资源逐渐起到基本的决定作用的同时，政府也将有许多措施指向简政放权，包括消除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各种壁垒。但这些需要时间，需要社会与政府有一个接受的过程，有些部门受利益局限并不必然地愿意自觉退出，怎么办？希望贾和亭先生未来有更多的探索思考可以编写成书，造福于正在成长的年轻人，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像贾和亭先生那样不辱使命，为民富国强而观察改革、参加改革、推进改革，把我们的社会建设得更加美好。 《亲历改革》贾和亭著 香港紫荆花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 （上、下册） 120元 深圳往南 2014年12月27日于深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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