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我的三劫 |
| 正文 | 在劫三逃 叶语 在劫有因，我认为，《孙子兵法》中的第三十六计‘走为上’是身处逆境时所选择的无奈之举，也是明智之举，在劫可逃，在劫必逃，在劫应逃，在劫我逃。我的三逃经历应归那类呢？ 在劫我逃 三年自然灾害结束的第二年，我11岁，继母迈进我家门槛已近两个年头。母亲抱病走得匆忙，我靠回忆的感受去亲近母亲音容的三年时间里，好似蜗牛跋涉在沼泽地一样漫长。 我的家乡是小兴安岭伊春市西林区，群山拥抱着小镇的淳朴和清静，汤旺河似一条银色项链镶在小镇的东面。她的名气是因西钢集团所在地而大振的。60年代只是几百户人家的小村落，村子里住着好多苏联人，因此，名字叫‘苏联屯，’属西林区的一个居民委，距镇中心约三、四公里。 我家住镇中心，我家前院住着一对苏联夫妇，女主人姓角，我叫她角娘，角娘身高体壮，一米八五的个头，金黄色头发自然成卷，深凹的蓝色眼睛间透露着清澈而又慈善的目光。她帮别人盖房时一手提一桶泥上跳板健步如飞。冬季时节她赶着马拉的雪撬拉烧柴遇到我时，总是让我将爬犁栓在她的雪撬后面，让我坐在她身边，用咯显生疏的汉语给我讲故事，逗得我俩撒下一路爽朗的笑声。角娘和我母亲处得情同姐妹。角娘家火墙烤箱烤出的大列巴散发着诱人的香味，也成了我乐意往他家跑的诱饵。角娘无儿女、待我亲如儿子。继母入主我家后，我仍是角娘家的常客。继母去长沙老家探亲回来第二天，因我顽皮惹事，继母追着我跑进角娘院子里，继母将我按在院子里用拳头劈头盖脸地教训着我，角娘闻声冲出房门，一把将我继母抡倒在地，随后骑在她身上就是一顿左右开弓的大嘴巴，这时我发现角娘蓝晶晶的眼睛又大又圆，好似一股蓝色的火焰在舔噬着继母的面孔。角娘用不熟练的汉语吼着，“你自己的孩子你会这么打么？ 我早就想教训教训你。”继母挣脱了角娘雨点般的惩罚，站了起来想争辩几句，在角娘怒愤的目光喷射下咽了回去。她悻悻地冲出院子。 夜幕降临了，回家的我，身子蹭着墙璧一点点挪向炕边，这一夜我似睡非睡地挨到天亮。 第二天吃过晚饭，同学找我说去灯塔俱乐部看戏，继母递给我装满罐头瓶的糖球说，看戏时把糖卖了，一分钱一个，这是60个，我接过罐头瓶看新着五颜六色的球形线条裹着的糖球，口水在喉咙里翻腾。我和同学钻在大人的衣服下面混进俱乐部，戏还没开演，我捧着罐头瓶穿行在人行道上，低声地叫卖着“糖球啦、糖球啦”……演出的锣声已敲响，我和同学躲在乐池隔板边上，眼球早被舞台上那武生一个连着一个的空翻牵得滴溜转。一边欣赏节目，一边和同学嚼着糖球，欢乐和忘我早把卖糖一事抛到九霄云外了。戏散场了，我望着只剩十几个糖球罐头瓶傻眼了。 散场的锣声敲击着我忐忑的神经，我下意识地望着罐头瓶里面剩下的十几个糖球，五颜六色的球型线条幻化出继母手中的树条挥动的孤线，我木然地随着俱乐部涌出的人流一步步往家挪动着脚步。 可想而知的第二天清晨似乎比往日来得要早。继母手里拿着罐头瓶在数里面的糖球，脸上洋溢着满意的笑，冲着我说：“卖了3角7分，不错，7分钱奖励你。”我围着被子惊恐地望着她，继母似乎从我的神态悟出了什么，问我：“你睡觉怎么连衣服都没脱？”我嗫嚅地说：“糖没卖，我和同学吃了。”继母随手操起柜子上的鸡毛掸子，怒目圆睁，脸上的肌肉骤然间聚集成几块隆起的圪垯，冲上炕抡圆了的鸡毛掸子在我身上弹跳着、起落着，我紧紧地抓住被子往身上裹着，顺势翻滚着往炕边上挪动，趁继母只顾发泄的空档我窜下地夺门跑了出去。我跑到同学家藏了起来，让同学帮我请了假。 我挤进了开往哈尔滨的火车，列车上每次检票我都象幽灵一样，东躲西藏，有时象兔子一样从前面车箱下来接着往已检过票的车尾跑，七个多小时的折腾，到了哈尔滨。我无精打采地走出三棵树火车站。到了公共汽车站想混上汽车里是不可能的，一连几次，被检票员档住。检票员看着衣着不整的我问“你怎么一个人？要去哪？”我说：“去宾西，我继母打我从家跑出来了。”“为什么打你？偷东西了？”一个‘偷’字刺激了我，我冲她大喊起来，“我没偷东西！”说着我委曲泪水充盈在眼框里。阿姨见状，拍着我的肩头指着写有调度室的房门说：“那屋有个胖子，他同意你上汽车你就能上车。” 调度室里面有三个人，我径直来到胖子跟前，“大叔，我从伊春西林来，我继母打我，我跑出来的身上没钱，想去宾西我舅舅家。”胖叔叔审视我一下问道：“为什么打你，偷东西了。”“我从来不偷东西。”我低着头，泪水涌了出来，哽咽着怒目盯着胖叔叔。他的面部表情有了温度，我把经过如实地说了，他哈哈大笑着说：“给我当儿子吧。”他的声音刚落我扑通跪在地下“爸爸。”他连忙把我拉起，叔叔逗你玩，说完冲着对面的年轻小伙说：“叫李师傅来一下。”胖叔叔从身后木卷柜里面拿出一个大列巴，大列巴象小孩子的枕头，我紧紧地抱在怀里。一会功夫，李师傅走进调度室，胖叔叔指着我对他说：“这孩子去宾西，你给带上，安排前面座位。”我被李师傅领着上了车。 坐在驶往宾西的客车上，我狼吞虎咽地啃着大列巴。饥饿疲惫的我，在摇晃中睡着了。 司机叔叔叫醒我时，客车已到达宾西镇。 走了十几公里山路，来到我大舅家，见到舅舅，我扑在他怀里，任泪水尽情地流。 大舅妈早已过世，大舅一个人守着屋后面的一片果林和几亩地。艰难地生活着。 来大舅家第二天吃中午饭时，我偶然往后窗看了一眼，发现果树林中小路上走来一熟悉人身影，是爸爸，我放下筷子对大舅说我上厕所。 出了大舅家，我朝几公里外的三舅家飞奔而去。去三舅家要翻过两道山梁，路过好大一片玉米地。玉米地里的小道曲曲弯弯。风刮玉米叶子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惨得我心都要跳出来，我只觉得头发茬一根根竖立了起来，似乎在帮我警惕地搜索着危险。通风不好的玉米地闷得我大汗淋淋，玉米叶子时不时在我脸上、脖子上划下一道道印痕，破皮的皮肤经带咸味的汗水一浸，火燎般地钻心地疼。 下午，爸爸到了三舅家，爸爸将我揽在怀里无声地用手抚摸着我的头……我再无处可逃了。 经爸爸和三舅的劝说，我同意第二天随爸爸回西林的家。 三舅一路送我和爸爸到宾西镇。一路上三舅瞋怪地对爸爸说：“我就这一个外甥，是我妹妹留下的根，如有三长两短对谁都不好交待。那年我去西林为啥要陪孩子上山去拉烧柴，我就是想看看有多大危险程度。老蛮子（对我继母的称呼）如再对孩子这样我就领我家来了。”爸爸只是叹气，虽然没有山盟海誓地表白，我知道爸爸是爱我疼我的。 在哈尔滨火车站候车室里，我发现爸爸不停地翻兜，原来，爸爸和我坐公共汽车时，爸爸的钱包被人偷了。看到爸爸无奈的神情，我也六神无主了。过了一会爸爸看着手上的罗马表安慰我说，别着急儿子，把表卖了咱俩能回去。爸爸还是不停地翻兜，突然，爸爸手拿一张车票目不转睛地看着。啊。这是一张继母从长沙回西林的车票，听爸爸说有效期七天，今天是最后一天，爸爸到签证处办理了签证….. 在劫必逃 一个人的简历，大致可分为学习简历，工作简历，生活简历三种类型。我的学习简历是接力棒式格局。完全是在投亲靠亲程序中完成的，姑家----姐家---舅家---姑家---姐家….. 文化大革命的第三年，1968年的夏天，二舅把我从大兴安岭林区的姐家接到齐齐哈尔读书。到齐铁第二小学报到后，走进班级，令我吃惊的是，教室里中间一行座位空无一人，两侧确挤得满满的，我怯生生地坐在中间一排最后的座位上。原来，同学们因父母辈或亲属所选择造反派别不同，自然形成誓不两立的结盟阵营，这种忠诚与信仰的感染与当时城市的喧嚣、狂热，汹涌的红色海洋，赤色的浪潮形成强烈的呼应。原汁原味的纯朴，童贞也因文化革命扭曲成没文化的愚昧的牺牲品。从林区来到城市，我有诸多不适应。每逢周未我常坐在十字路口，看见各路造反派，用高音喇叭争夺高分贝的时空制高点，用红色，黄色油漆书写的标高口号将水泥路面沥清路面几乎覆盖一遍。身着绿军装，臂戴红袖标，头戴闪着银光的钢盔的造反工人不时急匆匆队列而过。当一队满载造反队员的车队与另一派车队相遇时，两个车队有意识地贴得几乎蹭到一起，这时车上的人用削成斜尖的铁管相互捅剌对方，只见殷红的血从铁管未端喷射出来，形成血雾，血雾喷在他们身上脸上…..车轮在血泊中辗压着，马路上的血印向前方延伸，被刺的人痛苦悲鸣早已被震天的口号声淹没了。两支车队带着各自己伤疼都走远了，马路上的血痕在太阳的灼烤下蒸发着龟裂着。这样的场面习以为常地充次着每一天。 城市的喧嚣、狂热，学校的冷漠、猜疑戒备，使我的孤独感与日俱增，我向舅妈要了两元钱，谎说是买学习用具。留下一张字条：“舅舅、舅妈我去姑家了，不要惦念。”我混上列车又回到小兴安岭的姑家。林区的文化大革命远不如城市强烈，但红色人氛围依然浓烈。 在西林铅锌矿三公里子弟学校，我又命定一劫。 小兴安岭深秋，远山近岭层次分明，五花山斑斓色彩点缀着殷实的秋天，红色枫叶，黄、红相间的柞木叶，绿色松枝，大片大片的色块组合着起伏的艳丽。 我挣脱大城市喧器的挤压，回到了我梦牵魂绕的童年故乡。 西林铅锌矿子弟学校，座落在距西林区址三公里的山坳里，我在班级的教室坐东朝西，课间我总顾意遥望不远的南山,那里长眠着我的爸爸妈妈。客运森林小火车铁轨从学校边擦肩而过。我每天乘坐小火车去上学，小火车行进时发出的咣噹噹…..咣噹噹…..的节奏声为车箱里欢笑声谱出快乐的和谐音阶。 西铅子弟校是我暂时忘记忧伤，渴望吮吸知识营养的摇篮，又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伤心地。 小兴安岭秋天，是十分迷人的季节，多情的五花山，象深闺待嫁的新娘刻意地装配扮着自己，尽显诱人的风姿，一簇簇艳红惹人眼醉，一片片金黄色的憧憬遐想，每逢秋雨过后，薄雾如轻沙飘缈漫罩在远山近岭，近山似黛，远山如烟，吸一口温馨的带有松脂芬芳的空气，身上的汗水毛孔似乎都张开一样，沁人心脾。 妩媚多姿的季节，在红色浪潮渲染的大气候下，格调和色彩已不是吸引人们眼球的唯一，自然的色调和人们心中虔诚的红色交织在一起，将心里应有的美好涂成混沌暗灰色。 也许是预感的驱使，也许是爸爸妈妈在南山临高望远地看见了一张带颜色的网向我笼罩过来。鬼使神差的我吃过早饭，没去小火车站，早早地径自沿着汤旺河边朝三公里外的学校走去。 教室的门开着，住在学校附近的几位同学已早我一步坐进了教室。当我走进教室时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教室的上部空间挂满了用报纸写成的大字报，“xxx何许人也！？”“xxx篡改毛主席诗词居心何在？”“xxx为国民党反攻大陆摇旗呐喊！”我呆呆地看着写着自己名字的大字报内容，大脑一片空白，我的心跳在加速，眼前叠现着我上一年级张性同学，因替被斗的父亲抱不平和同学争辩几句被全校批斗的场景。教室内的几位同学只是看着我，目光并无敌意。教室内的空气凝固着，茫然的我拎着从肩头滑落的书包转身走出教室。在房头碰见班主任徐老师。她从我惊恐的神色里已猜出我已看到了一切。她神色慌张地问我：“你外地有亲属吗？”我说：“有。”她舒了一口气说：“快走吧，别在这念了。”我嗫嚅地说：“我没有转学证啊。”徐老师说：“晚上七点到铁路南搬道房等我。”我深深地向老师鞠了一躬，趁同学们没来我朝近道向爸爸和妈妈合葬墓地跑去….. 我匆匆地跑到供销社买了盒火柴，想买点黄纸未能如愿。 一路上我象过电影一样，过滤着大字报上事实，思绪的线条一点点清晰起来。 替国民党反攻大陆摇旗呐喊。一次课间，同学们传阅我订的《中国少年报》我说：“国庆节快到了，又该停止对金门炮击了。”篡改主席诗词。毛主席诗词《蝶恋花》中有一句，“吴刚捧出桂花酒”我在一次挪揄同学时对着我的同学崔刚和刘德久说：“崔刚你捧着刘德久别摔了。” 来到爸妈坟头，我漠然地坐在那里，几片枯黄的桦树叶打着旋落在爸妈的坟头，坟头上萋萋枯草摇曳着， 撩拨着我纷乱的思绪。那块绑在树上10X10厘米的红松方子，是我14岁那年为爸妈立的墓碑，上面是我用削铅笔的折叠铁片小刀一刀一刀刻上的名子，如今字迹已随日月风霜的涂染变成青墨色。望着爸妈的名字，我的鼻子酸酸的，满腹的委屈，酸楚向谁倾述。爸爸、妈妈，我知道，你们不情愿扔下我走向另一个世界，是病魔割断了我们骨肉的亲情，爸爸、妈妈，满以为这次回来能常在您们的身边，时常来看看您老。都怪儿祸从口出，又要远走了，到大兴安岭姐家去了，送人的妹妹已打听到了，她现在梧桐镇，有机会我一定找到她，我们姐仨会团聚的。 天空和我的心情一样阴沉着脸，一阵带着湿凉的风掠过天空，飘下丝丝秋雨落在脸上如发丝在皮肤上轻轻磨擦。落在树叶上，聚集成水珠滑落下来又砸在下面的叶片上声响，紧一声、慢一声地嘀嗒着，可是爸爸妈妈叮咛…唠叨…叮咛… 我拿出作业本，在空白处写上爸爸妈妈的名字，随着火苗的升腾，我的泪水也有了温度。爸爸、妈妈你们放心，我不会走错人生的路，我会活出个样子来。 爸妈的坟正对着学校，我隐约地看见学校操场上跳动的身影，和那不属于我的校园。 我不敢回姑家，怕学校的人去抓我。我孤独地在林间漫游着。我坐在西山的山顶，这里可以腑瞰西林区、铅锌矿和正在筹建的西林钢厂。我悉心地辫认我童年记忆中每一个角落。 终于挨到了晚上七点，我如约来到铁路南搬道房附近。一天没吃东西的我觉得周身寒冷，牙齿不停地叩击着，想控制一下，身子却一松一弛地战栗，两条钢轨在月光下忽闪忽闪地发出凄冷的寒光，随着我的移动，两条寒光时而延伸、时而缩短，我的路在何方？ 徐老师来了，她递给我一张空白的转学证，说：“这是我以前留下的，对谁也别说我给你转学证了。你是个好学生，命又这么苦。到别处上学少说话，话多语失。我了解你，你的身世挺苦，别自卑，现在学校也学不到什么，自己多读点书吧。” 我手里攥着转学证，已成了救命的稻草，望着月光下的徐老师殷切目光里有晶莹在闪动，我深深地鞠躬、再鞠躬说：“徐老师你放心，我一定学好，谢谢老师……” 背井离乡的“背”字由北和月组成，我真切地体会到古人造字绝妙之处。老师拍着我的肩膀踏着规则的铁道方走了一程，一路叮咛着，叮咛在月光泼洒夜幕中带着潮湿的感悟与不舍。 回到姑姑家，我如实叙述了学校发生的一切。姑姑、姑夫无子女，为了照顾我和姐姐，来到林区。面对现实，姑姑也无奈，姑姑流着眼泪为我收拾东西，姑夫叹着气，任嗞嗞的旱烟声来掩饰他的无奈。 当晚我踏上去大兴安岭姐姐家的火车。列车行进在有节奏的咣噹噹，咣噹噹声中，似乎重复着上学时乘坐的 小火车我耳熟的节奏，嘲弄般地叩击着我孤独的心灵，望着车窗外频闪的夜幕，我心在朦胧…… 在劫应逃 粉碎“四人帮”的前一年，我是随着所驾驶的新日产八吨翻斗车调配给驻地在阿木尔林业局施工的筑路工程处五处的。我同其它七台车配属在阿木尔二0支线零公里的一连。 连队有百十号人，人员主体有江浙、沪知青，林区职工子女和从部队移交过来的“土八路”。所谓“土八路”是指铁道兵修铁路时从地方招录的工人，由部队派干部管理，体制上按军事化管理，是不戴领章帽徽的‘铁道兵’-----铁路建设者。他们是整建制的移交到地方的。在连队里人数比例占得多，有着自然的人脉优势。 身为司机，每天的工作基本上是运土，卸土，周而复始地、流水线般地重复着。六月的大兴安岭气候咋暖还寒的季节，暖意鼓动着着意打扮自己的年轻人把自己衣着尽量地武装得新潮莳毛，展示那种惬意美。 已近中午时分，连长陪着五处的主管机械的副主任来到我们工地，Y副主任有个的特点，不论看人还是看景，总愿意侧头仰脸去观察，当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时，我发现他脸上的肌肉在集合，眼角下坠的速度极快，随着粗而悍重的鼻音夹着纯东北口音向我近似发吼道：“你他妈的看看你，像什么样，开个日本车还穿着西服，还留个小胡了，象话吗？嗯，简直是他妈拉个巴子日本人。”我好不自然，想反驳他几句，一位好心的同行在身后拉了我的衣襟。我咽了咽口水，脸涨得发热。 收工了，我拉着几位力工往连队返回的路上见前方路边站着一个人，车驶近时，我发现是连队人称“小混混”，当我减速想停车时，他的一个动作让我怒气顿生，他学交警的手势，用手指指着路面示意我停下，我一脚步油门冲了过去，留给他一溜黄浊的烟尘。 吃过午饭，我们几个同行在队部闲聊，小混混走过来，发现我跷着二郎腿在木墩上坐着，走到我跟着，将我跷起那只脚上穿的白塑料底的“懒汉鞋”嗖地拽下来转身走出队部，我光着一只脚追了出去。“小混混”当着操场那么多人的面将我的鞋象抛飞蝶一样扔了出去。我怒火中烧冲了过去。小混混也迎着我冲了过来，我突然下蹲，手掌拍地迅速站起手掌迎面向他一晃，他以为我手里抓什么东西了，急忙转身侧头，我箭步上去抓住他头发嘭嘭几拳，他顿时满脸是血。同行们将我拽进帐篷劝慰一番，正议论间，帐篷外有人喊我名字，我顺手从床下操起支千斤用的红色空心铁管，冲出门时发现，被打的小混混的哥哥领着十几个人，围了过来，我背靠在帐篷站住了，任们们怎么叫阵，我背靠帐篷坚守着，我说：“有种你就上！”我心里想，我如过去，四面全暴露，我无法招架，身靠帐篷迎战有利于我，就这样僵持了十几分钟，小混混的哥哥领着一帮小兄弟骂骂咧咧地走了。 回到帐篷听同行说小混混的哥哥是工程处民兵指挥部的一个班长。 文革末期各单位都相继设置了民兵指挥部，专门对一些有错误言行、行为不轨惹事生非的人进行专政的地方，到了那里有人看着你劳动，限制你的自由，时不时还要用武力帮助帮助你。 整个下午，在工地上运土方，我一边驾驶一边思考怎样应对必将发生的恶战。 吃过晚饭，我警觉地坐在床边，我的几位同行也都走出去打探风声。静得使人心慌、发毛，静不是好事。 通讯员按照惯例召集各班组长到汽车班开会。这是例会，每天晚上队长都要在汽车班帐篷部置明天的工作。 三十几号人挤进了帐篷，队长进来后就坐在我身边。他打开笔记本，一项一项按排着，我无意地朝他翻开的笔记本看了一眼，顿时感到血往上涌，队长的笔记本上写着到处民兵指挥部报道人员，有三个人，我的名子排在中间。我的心随着队长的一项一项地按排，心率在加快。我意识到队长安排完工作马上就会宣布的，此时大脑一片空白，连想对策的时间都没有。眼前浮现着到民兵指挥部后那抡圆的三角皮带和小混混的哥哥阴沉的咛笑…… 会后，我躺在床上眼望着桦木杆支撑着灰色帐篷思索着对策。对就这么办…… 我匆匆地翻出姑姑给我的来信，挑一个比较完整的信封。我变换着笔体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姑姑病重，想念我的内容。将信封好后。我约了和我非常好的俩个朋友来到连队外面的公路上，把我看见队长笔记本上的内容，和我的打算全盘托出。“趁队长没宣布之前，我假造了一封家书，需要有人配合我来完成。”我的好友中只有“干巴鱼”抽烟。我告诉他俩我将信放在队部靠帐篷的小金柜后面，形成信早就来了，掉在后边没有发现的假象。一会你端杯水到队部去闲扯，有意坐在小金柜上，抽烟时划火柴时有顾意将火柴掉在金柜后面，取火柴时把信拿出来，当着队长、指导员的面喊我的名字，来信了，我样我就可以脱身了。 我回到帐篷，心跳的厉害，不知道这出戏“干巴鱼”演得咋样。我将两手放在脑后面思索着，手表的嘀嗒、嘀嗒声敲得我心烦意乱，“刘忠军有你的信。”我从床上跳了起来朝队部跑去。汽车班帐篷与队部的门是对着的。我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来到队部，“干巴鱼”卖关子地说：“你得请客，这信掉后边了，要不是我发现，说不准啥时候你能看见。”接过信，我随口说了句“我姑姑的信。”返身出来。 十几分钟后，我拿着信来到队部将信递给队长说：“队长，我姑姑病重了，我想请假回去看看，我姑姑没有子女，从小把我养大。” 队长看了信的内容后，用眼光征求着指导员的意见。指导员和队长对视了一下说：“队长你决定吧”。队长说任务挺紧，给你十天假，我故作心事重重地说谢谢队长。 我心里明白队长知道处里让我去民兵指挥部的决定，但是没宣布。我庆幸地又逃过一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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