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我的母亲 |
| 正文 | 我得病后的一天下午，母亲叫来我的一位远房舅舅，商量到乌丹北大庙烧香的事。我的这位舅舅，与宗教界联系紧密，认识一位活佛，且与乌丹北大庙的主持关系甚好，他当即打电话联系好,明早烧第一柱香。 母亲也信神信佛了？真是不可思议。老太太是离休干部，年幼丧母，因为家境贫寒，七岁被卖当了童养媳。婆家不是什么善良之辈，经常虐待她，白天干活，晚上就睡在勒勒车上。夏天蚊子咬得睡不着，冬天冻得躺不住。有一年三九天奇冷，破皮袄根本不御寒，冻得实在挺不住了，只好到雪地里跑，那一年险些冻死，现在一说起来，老太太还泪流满面呢。每当说到这里她总是说，我这条命是共产党给的，如果没有共产党，我早就冻死了。十六岁时实在受不了，正好赶上土改，区里招干部，就跑到区里了报名。区里看她苦大仇深，就帮助她解除了婚约，参加了革命。婆家人也到区里找过，低三下四地要母亲回去，母亲不回去。婆家的人赖着不走，让区干部训了一通，灰溜溜地走了，再也不敢来了。每当说到这里，母亲都很得意，想想母亲在他们家整天挨打受气，这回在婆家人面前能够伸直腰板，能不扬眉吐气吗？这还不是共产党给她撑腰？ 参加革命后学汉语、学文化，对党绝对忠诚，对工作绝对认真，对自己要求绝对严格，对同事绝对热心。老太太对共产党的感情是真挚的，发自内心的。老太太记不清楚自己母亲的模样，姥爷因为生活负担重，孩子多也照顾不了她，母亲至今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她把共产党当成自己的母亲。老太太一辈子信任共产党、忠于共产党。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动摇对党的感情，我记得小时候，因为母亲心直口快，得罪了领导，人家就把她安排到离家十多里外的单位上班，美其名曰“下基层”。不通公交，家中没有自行车，母亲就走着上班。每天早晨不到五点钟就起来做好饭，放在锅里，留给我们吃。顶着星星去上班，晚上天黑才能回来。因为太累了，有一回晕倒在路上。有的同志打抱不平，母亲总是说，都是革命工作，服从组织安排。在“文革”被关进“牛棚”，母亲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孩子，你要相信你妈不会做对不起共产党的事，也要相信组织会把妈的问题搞清楚。” 老太太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不许我们信这信那。老太太说，我们的福是共产党给的，要信就信共产党。家里从来没供过任何东西，甚至一些传统的东西都斥为“四旧”加以拒绝，比如家里不兴磕头，过年给孙子们压岁钱只是敬礼。到九十年代了，我们家过年都不贴对联、不挂红灯，也不贴福字。母亲说,那是老一套。闹法轮功那几年，有的老干部来游说，老太太说：“我除了共产党什么都不信。”还批评人家：觉悟都哪里去了？ 现在母亲礼佛，不能说是信仰的改变，只是一种伟大的母爱。我们小时候病了都是母亲抱着我们去医院，她有能力帮助我们。现在我得了这么重的病，母亲年纪大了，帮不上忙了，干着急，万般无奈，只好幻想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希望它能帮帮她的儿子，求神拜佛这是母亲目前唯一能为儿子做的了，想到这里我鼻子一酸，一下子眼泪夺眶而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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