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论共同富裕 |
| 正文 | 一、为什么要走共同富裕之路? 据查，“共同富裕”（共富）一词最先由毛泽东主席提出，因为他是当代农民革命的领袖，他对农民的心愿和要求最了解，这就是要把被封建地主和贵族夺去的土地夺回来，走集体化共同致富的道路。在邓小平时代，“共富”理论得到了更加全面的发展，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本质不是贫穷，而是共同致富的思想，提出了系统的“共富”科学观。即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大家共富。通过发展生产力的方式，使社会产品极大丰富起来作为物质基础，以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政治保证来实现全社会的“共富”。总之，“共富”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价值目标追求。 那么，为什么我国要走“共富”之路呢？也许第一代领导人在作出“共富”政策时，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尽管如此，作者在本文仍然要从历史的角度回答这个难题。这就是，要从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农民革命史中来归纳这个答案。因为我们知道，自有文字记载的夏商周开始，中国社会已经进入的阶级社会，进入了有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社会。正如毛泽东说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剥削愈重，斗争愈急。反抗和斗争始终贯穿整个中国历史。 据统计，全世界80％的农民起义发生在中国，而中国上下五千年共发生农民起义3764次，几乎每2年就要发生一次。据史书记载，仅康熙年间，各地的农民起义就有50多次。有的学者（如陈晖）归纳出了农民起义的六大原因。作者综合他们的观点，对农民起义的原因略作如下陈述： 第一、滥用民力，徭役深重，强迫老百姓开荒戌边。这样例子以秦朝为最，秦始皇实施暴政蹂躏天下，他每年从全国征调几十万贫民修筑长城，害得民怨沸腾。在政治上严刑峻法，实行“焚书坑儒”。秦皇把人民当成奴隶，可以任意宰杀。秦朝征召陈胜吴广等乡闾穷人900人去渔阳屯守，因行至安徽宿县的大泽乡遇雨，按秦法未按时赶到地点就当斩。这种苛刻的法律最终逼得陈胜吴广起义。这就是所谓“坑灰未冷东山乱”。 第二、暴政害民，制定苛刻的法律钳制人民，使老百姓没有政治自由。如西周时期的周厉王专横跋扈，他将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垄断起来。为压制国人不满，就派卫巫监视群众言论，发现“谤王”者就杀戮。这样的暴政最终引发了“国人暴动”。西汉成帝时，“任酷吏，严刑法”，使西汉王朝走向崩溃，外戚王氏（王莽为主）逐步控制了西汉政权，王氏无功封侯者前后共达9人之多，朝廷官吏和郡守刺史多为王氏。汉灵帝时，公开卖官，致使“太尉段、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徒张温之徒，皆入钱上千万下五百万以买三公。”至于一般百姓，则很难入爵做官，也无受教育的权利。 第三、横征暴敛，制定高额赋税政策，垄断资源，实行商品（如盐铁茶）专卖以谋取暴利。 新莽末年，沉重的赋役，加上战争骚扰和残酷刑法，使农民丧失了生路。据载，人民苦于法禁烦苛，手足无措，尽力耕耘，不足以给贡赋；闭门自守，又受到临伍铸钱挟铜的株连。奸吏烦扰，人民五路可走，不得不起为盗贼。碰到大饥荒，人民只能以野菜树皮为食。南宋时期也如此，由于战争等缘故，赋税繁重，超过历代。以大斗、大斛、斗面、斛面、加耗、呈祥、预借、重催等手段加重两税负担。而广大的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是赋税的承担着，官户、寺院和乡绅虽拥有大部分田产，却逃税严重。明朝末年亦如此，田赋增多，旧响加三响，每年要增赋银两千多万两。地方官吏还要丛中“火耗”，甚至加二加三，以致中小地主大批破产，农村经济日益凋敝。 第四、兼并土地，地主贵族大肆抢夺农民土地，致使农民吃草卖儿无法生存。每当朝廷腐败，朝纲松弛，地主豪强就会趁乱兼并土地。例如，汉武帝时，兼并土地非常严重，“官僚地主无不追逐田产，产业和牛羊、女婢，交相压榨农民”。破产农民多沦为豪强地主的佃客、雇工，受地主残酷剥削。西汉成帝时，红阳侯王立在南郡占田多达几百顷，王莽外戚集团“家财成亿，膏田满野，宅第拟于帝王”。唐朝末年，穆宗以后，地主豪强兼并土地惊人，使农民破产流亡。南宋时也是如此，南宋初年，长江下游的很多圩田，多被豪强霸占，大将张俊霸占的田地横跨很多州县，岁收租米六十万斛。秦桧死后，其子孙仍能收租十万斛。到明朝末年，土地兼并也很严重，土地肥沃的苏、松、杭、嘉、湖五府地区，以达到“有田者十一，为人佃作者十九”的程度。 第五、吏治腐败，巧取豪夺。东汉末年，朝廷腐败，官僚、宦官和地主恶霸相勾结，残酷剥削农民，少数人成为巨富，多数人成为极贫。灵帝时，一个小县令杨党，家藏巨财千余万。宦官王甫“辜榷官财物七千余万”。太中大夫盖升家“藏数亿以上”。许多地方官，竟能“富及十世”。 而封建统治者穷奢极欲，明神宗每年挥霍一百二十万两金银，太子公主婚礼用银达到934万两。皇帝修陵墓用银达800万两。官内养宫女9千人，宦官上万人。而贫苦农民却吃草根树皮，在灾荒年甚至吃雁粪、白土和石粉，到处是饥馑和死亡。 第六、朝纲废坏，谋害忠良。如，商纣王时，冤杀忠臣箕子比干。北宋奸臣秦桧谋害良将岳飞。清朝慈禧杀灭戊戌变法六君子。在历史上，因有奸臣当道，梗臣直士多被谋害。正如孔子说的：“泰山其颓乎！梁木其折乎！哲人其萎乎！”好比泰山要倾倒，梁木要毁坏，何况江山社稷。所以说，只要国家的栋梁倒了，整个社会就会成乱世，国家灭亡之日也会到来。 在古代社会，由于存在阶级压迫和剥削，存在贫富差别和两极分化，作为被压迫和剥削的贫苦农民，他们一定会在大脑中产生一种消灭压迫和剥削等社会差别的美好理想，这就是实现人类平等和共富的思想。可以说，在人类阶级社会产生的初期，这种思想就产生了。据说，在中国上古汉语中，就有“平均”和“均平”这两个词汇，先民用它来表示公平的社会秩序。“平等”一词最早来源于佛经，《华严经》上说：“以于众生心平等故，则能成就圆满大悲。”唐朝《金刚经-净心行善分》上有这样的记载：“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故名无上正等菩提。”作为一种政治和哲学词汇，公元前6世纪左右的古罗马和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就已经对“公平”和“平等”等重要概念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针对专制统治的弊端，为“公民”所厌弃，而且权利上的绝对不平等是人民不幸的根源。这就为推翻暴政，组建共和城邦提供了理论武器。 几千年来，人类对“平等”、“公平”和“共富”从未停止探讨，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地丰富这些重要概念的内涵。孔子是“大同”（即共产主义）思想的首倡者，他在《礼记-礼运》中对“大同”世界做了精彩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必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在孔子看来，什么是“大同”？“大同”生活就是人人过相同的幸福生活。这种生活无论小孩青年老人，还是“矜寡孤独废疾者”，都能在生活上得到共同的赡养。在这个理想社会，每个人都能得到恰当的工作安排。无论男人女人，他们的劳动都能得到社会承认。因为这个社会的物质财富非常富足，即使晚上户不关门，也没有盗贼作乱。这是何等美妙的社会，它和马克思描述的“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并无区别。 汉朝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解释社会公平的涵义：“齐民无盖藏。”如淳注解道：“齐，无贵贱，故谓之齐民者，若今言平民也。”要求人人无等级无贵贱无差别。在北魏时期，在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大同”思想又得到了发展。所谓“齐民”指“损有余补不足”。“故明君不道也，必将修礼以齐朝，正法以齐官，平政以齐民，然后节奏齐于朝，百事齐于官，众庶齐于天下。”明君都是这样，“修礼”、“正法”和“平政”，其目的就是为了使朝廷、百官和黎民百姓做到公平正义。所谓“平等”就是要做到人人相等，具体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三方面要做到人人平等。 具体表现在：在政治关系上，人人都处于同等的地位，具有相同的发展机会。在参政议政、文化创新和教育上，每个人享受同等的权利。在经济上，人人要求机会均等，要求等价交换，自由竞争，就业均等。在法律上，每个人具有相同的价值和尊严，以及相同的社会地位，而且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说，平等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也是社会追求价值、原则和道德理想。 可以说，中国乃至世界人民，数千年的斗争史，就是为追求“平等”和“共富”的历史。翻开中国历史，每到改朝换代之时，都伴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发生。而农民起义的目的，就是要把因腐败，把农民夺去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等权利夺回来。让少部分人享有的权利重新分配给天下的广大人民。翻开农民起义的历史，一定会读到下面这些铿锵的政治口号： 例如，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提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口号。而东汉末年黄巾起义领袖张角提出了“人无贵贱皆天所生”的政治纲领。到清朝末年的天地会起义，则提出了“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惟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的革命誓言。可以这样理解这些口号：因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每个人身上都遗传了皇帝的基因，或者，我们都是由同一只猴子进化而来的，所以说，人，天上就是平等的，你可以做王侯将相，他或任何人都可以做。 第一次提出“均贫富”主张的是北宋农民起义领袖王小波和李顺。倒了南宋末，农民起义领袖钟相、杨么根据前人的观点才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完整口号。它表明了农民革命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两方面都得到解放。在政治上，反对等级制度和封建特权制度，而要承认，任何人无论从事任何工作，他们的地位和人格都相等，绝无高低贵贱之别。在经济上，要反对贫富差别，消除两极分化。 中国农民起义到明末，李自成第一次提出了“均田免赋”的革命口号。但直到太平天国洪秀全才第一次提出了完整的土地分配纲领。而这个分配纲领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的“大同”世界。中国革命到了近代，孙中山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政治口号。但卓有成效地实施这个纲领的，是后来的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说，“均田制”的提出，第一次解决了中国几千年社会产生贫富差别的根本原因。 土地过分集中到大地主和贵族手中，而广大农民却无立锥之地，这是农民贫穷的根源。要解决这个矛盾，唯有平均地权。把大地主手中的土地重新夺回来，平均分配给农民。但是应当看到在古代，土地私有制，即把土地分归给千千万万的农民所有，正是这种土地制度才导致了土地兼并现象。因此说，只有到了现代共产党，领导人民实行土地公有制，才真正第一次解决了土地兼并难题。因为只有实行土地公有制，才能保证农民手中的土地不会得而复失，被他人兼并，从而避免造成两极分化。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几千年中国农民革命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实现人人平等和“共富”的理想。但是在过去，这个理想随着农民革命的失败，不可能最后达到实现。所以说，这个伟大理想，一直以来它只能停留在理论上，在实践上从未变成现实。只有倒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这个理想才真正变成了现实。现在，我国人民正在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共富”之路，大踏步地向前迈进！ 二、怎样实现我国人民的共同富裕？ “共富”理论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核心内容，也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在这个理论中，提出了人类消灭阶级压迫和剥削的途径，这就是用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度，并建立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的公有制社会。自苏联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后，世界各地相继建立了很多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经过半个多世纪，却先后纷纷垮台了。其原因可总结为：实行绝对的平均主义政策，最终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我国实行改革开发后，对过去的平均主义政策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并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共富”科学观。 但是应当指出，在邓小平的“共富”理论中，必须遵循的前提条件是：要实现全社会的“共富”，或者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坚持走公有制的道路，必须坚持用暴力方式消灭私有制和剥削，以达到消除两极分化的目标。但在本文，作者提出了以下实现“共富”的条件，这就是在不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通过消灭剥削达到消除两极分化的目标，或者说，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达到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因为我们知道，在邓小平的“共富”观中，存在很大的矛盾：一方面，允许少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富起来的手段主要靠创办私有企业。另一方面又说，实践“共富”必须坚持走公有制道路，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如邓小平说的：改革开放“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基础；二是实现共同富裕”。这两种道路一私一公显然存在矛盾，所以说，为了誊清是非，我们必须坚持在私有制形式上实现“共富”理论，而要抛弃实现“共富”最终又必须倚靠公有制的观点。 誊清这个理论误区具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在过去，认为搞私有制只是致富手段，但不能实现“共富”和消除两极分化，而要实现后者目标，我们必须等到将来用暴力取消了私有制才能完成。这对当前的工作会带来阻力，因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称市场阶段，我们会放松实现“共富”的一切工作，而听凭社会上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这是错误的行为。事实上，我们在私有制条件下，也应当重视“共富”工作，也应当采取措施防止两极分化发生。因为如果放松这项工作，而任凭贫富悬殊发展下去，任凭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形成马太效应，我们就会走封建社会的老路，最终要使社会崩溃灭亡。那么，在私有制条件下，如何实现我国人民的“共富”目标呢？ 第一、要实现全民“共富”，关键要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一方面，要使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从而保证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另一方面，要解决物质财富的分配问题。过去的“共富”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极高的劳动生产率；二是物质财富不能只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应该为大多数劳动人民占有。多年来，我国政府在解决全民的“共富”问题上，进行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如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和实行改革开放等来发展生产力。 在分配上，强调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增发医疗费、教育费、最低生活保障费和失业补助等福利。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和减轻了社会贫富增大和两极分化。但在根本上却不能起到解决问题的作用。这是因为：过去解决“共富”问题所走的道路是通过二次分配，而不是一次分配。我们知道，我国经济的一次分配原则主要是“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二次分配是对国家财政收入的再分配。二次分配不能逾越“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的鸿沟，因为弱势群体所得的福利非常少，所以不能完全实现全民“共富”。然而，产生社会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是，由社会财富的一次分配所引起。所以说，要彻底解决全民的“共富”问题，关键要在财富的一次分配入手。在本文，作者引入了一次分配的新方案，这就是“按人分配”。 什么叫“按人分配”？就是社会财富在“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的基础上，再增加一种“空头分配”法。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社会财富和价值越来越依靠自然劳动（即机器人）创造，所以，社会财富也应当在全民之中实行平均分配。每个人只要凭政府发放的空头支票，就可以到商店购买他想要的商品。由于空头支票是按人平均发放的，所以说，这种分配方式最能实现社会财富在全民之间的平等分配。因此，“按人分配”原则是实现全民“共富”的最直接手段。 第二、残酷剥削是引起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的直接原因。现在人们普遍可见，残酷剥削使财富过分集中在工厂资本家手中，而劳动者却连温饱都不能解决。工厂老板过着穷奢极欲的糜烂生活，他们进高档餐厅，住豪华客店，座豪华汽车。这些无不说明贫富差别越来越严重。什么叫“残酷剥削”？我们知道，任何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厂，它的产品和价值都是由自然劳动和人类劳动共同创造的。当资本家克扣的利润不仅包括自然劳动创造的价值，而且还包括人类劳动创造的价值时，这种利润就应当称为残酷剥削所得。所以说，在工厂分配中，为了抑制资本家过度剥削工人，就应当制定法律防止资本家剥削工人创造的价值，资本家的利润所得只能规定为自然劳动创造的价值或财富。 第三、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封建制度，并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其目标之一就是要让千万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获得土地，在工厂则要让手无寸铁的工人重新获得机器。这个过程就是要消灭无产阶级，或者使无产阶级变成有产阶级。因为广大劳动者没有生产资料，是他们贫穷的根本原因。所以说，无产阶级要想富裕起来，他们就必须成为像资本家一样的有产者。 过去，我们走的是公有制道路，但实践证明，无论工人农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集体化道路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在公有制的基础上，走个体承包经营之路。把集体的生产资料经过个人承包，进行个体经营。实践证明，这是发展生产力的可行之路。今后，我们必须加快全民有产化的步伐，使无产者变成有产者，使少产者变成多产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更大程度上，消除社会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从而最终实现全民“共富”。 2018.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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