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记针灸学家贺普仁 |
| 正文 | 记针灸学家贺普仁 贺畅 我的父亲，针灸学家贺普仁于2015年8月22日十一时二十三分走完了自己不平凡的一生。 父亲对自己人生修成的最大成果就是，为灵魂找到了回家的路。父亲对中国针灸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为针灸找到了回家的路。 对于身为“首都国医名师”“国医大师”“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针灸代表性传承人”的父亲，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探究着他的这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近几年来，从父亲的学养根基入手，逐步理解了他的人生、人格、事业和学术。由此深刻认识到，如果不理解父亲的学养根基，就很难理解他和他创建的“针灸三通法”学术体系。 父亲的学养之根是在国学里找到的。他之所以能把学养之根深扎在国学沃土之中，也不全是自己的选择，而是我的奶奶，坚持不让他去县城读新学的结果。他很小就跟着村里中过秀才的李姓先生扎扎实实地读了几年私塾。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名贤集》、《弟子规》，《告子》，都是全文背诵，毛笔书写要点，教规极严，不达标准，戒尺不仅打手，李姓先生经常是把同学的儿子的小腿打得血痕隆起，父亲说，他一次打都没挨过。背诵国学经典这个功夫，不仅为他学徒时背诵中医经典垫了底，更将国学精髓融入了他的骨血里，影响了他的一生。其中，孔子对于他方方面面的影响都是极其深入的。孔子自幼年起，经历了生活上、心智上、人格上的各种考验，然后成就为万世师表。改变孔子一生的关键就是立志学习和不断地学习。父亲也是如此。从幼儿时期的私塾学习到14岁开始的学徒生涯，从22岁开始的独立执业到在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几十年的工作历程，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学习之旅。正是学习，不断激发了他的潜能与动力，对于针灸这一人类文明的奇术，知解深入，得其精髓，从而成就为苍生大医。 国学与西学最大的不同就是，国学首先之重的是个人品德的修习，以德为重，以把自己培养成君子为目标。 正是基于这样的学养根基，父亲一生以“以医治人，以义正己”为座右铭。每每回顾起这几年他多次痛心疾首的反省人生时的赤诚，自己都会震撼不已。 正是基于这样的学养根基，父亲的学术根系国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秉承了中华优秀学术传统。为什么说最重要的是秉承了中华优秀学术传统呢？这是因为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华文化传统是两个概念。传统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而中华文化传统却是历经千年沉淀、传承至今不衰的东方文化精萃。而文化传统中的精萃之最就是——中华优秀学术传统，优秀学术传统的传承，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根基。秉承中华学术传统的各门学科，有着统一的学术形态与学术特质，这就是有道有用，道用合法。父亲多次盛赞仲景大医的医德医道。张仲景是医学史上，开有道、有用，道用合法之先河的大医。汉以前的医学界，有“医经家”和“经方家”之分。所谓医经家，多有论无方。所谓经方家，多有方无论。二者各有长短，仲景则取两家之长，熔为一炉，成为史上第一个有论有方，道用合法的大医。父亲创建“针灸三通法”的过程中，一直循着这条大医之路，最终创建有道有用，道用合法的“针灸三通法”学术体系。 正是基于这样的学养根基，北宋时期的中华人文情怀最契合父亲的内心世界，他最好地诠释了北宋张载的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毕生以正承、正用、正传中华传统针灸为已任，以大医精诚为宗旨，治学格物致知，治病心无旁骛，育人倾心相教。 宋代著名针灸学家王惟一，奉诏设计并主持铸造了中国最早的针灸铜人——“天圣铜人”，这种精密直观的教学模型是实物形象教学法的重大发明，对针灸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父亲立志效惟一，铸制当代针灸铜人。多年的志向从未相忘，终于斥资十余万元，于2009年，历时4年设计并制作完成的仿真针灸铜人问世，他成为现代个人研制针灸铜人第一人。 格物致知是他慎守的学术准则，他第一个对针方内涵做出实质界定，提出“针方无主配”的理念。他认为套用中药理法君臣佐使之说以及分出主穴、配穴的针灸处方的理念，是不妥的。他的界定是：针方是以各穴协同起效为宗旨的针刺处方，包括穴位、刺法两个方面。他主张取穴精简为上，实现病与穴的高度相合性。 六十年代，搜集整理古文献，摸索运用于临床，不断改进针具，不断突破禁区，让几近失传的火针疗法，终于以治病范围广泛，临床疗效可靠的特质，重新得到推广，在治疗疑难杂症上彰显奇效。七十年代，用太乙神针治疗红斑狼疮取得显著疗效。 正是基于这样的学养根基，父亲注重“医以文传”，先后发表论文20余篇，著有《针灸治痛》、《针具针法》、《灸具灸法》、《针灸三通法临床应用》《针灸歌赋的临床应用》、《针灸三通法操作图解》等专著。对于从医70年针灸学术文集《普仁明堂示三通》的撰写，父亲不仅亲自点将成立书写小组，而且对全书主旨、内容筛选、篇章结构主持召开过数十次小组会议。仅就编写提纲、书写体例、描述方式三个问题，书写小组成员间就通过数百封邮件。成书其间，数千封的问题讨论邮件，都需向他汇报，最终由他拍板定夺。正是通过这近两年的艰辛过程，他和小组成员们成为了弥足珍贵的学术知音。《普仁明堂示三通》之后，他又指导了《中华针灸宝库?贺普仁临床点评本(明清卷)》的编写。2012年12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此书首发式上，他的激动与欣慰溢于言表。 正是基于这样的学养根基，孔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启发式教学”、“随机点化”等教育原理，都被父亲灵活运用于教学与带徒中。为了让世界认识针灸，他多次到多个国家和地区讲学。他呕心沥血地培养了成千上万的针灸人才，他们正在国内及世界多地用针灸为人们治疗疾患，传播着中国针灸的医术，很多优秀人才成为了中国针灸事业的中坚。近年父亲明确提出了德与术9：1的学医、从医之德术标准。德与术9：1的划定，是他学养之根在学医、从医上的化为。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许安龙高度且深入地理解了德与术9：1的精髓，使之成为了该校重要训示。 正是基于这样的学养根基，父亲尊师重道,重情重义。父亲用“字师牛”铬记师恩，用毕生的努力，把师承之精华化为一派针灸天地回馈给恩师。他遵照恩师牛泽华“学习针灸，必学武术气功”的教导，学医同时，医武兼修，修炼八卦掌几十年，且现身说法一生倡导医功修炼。1993年前任北京八卦掌研究会副会长，1993年后任北京八卦掌研究会名誉会长直至辞世。 2014年被北京市武协和北京八卦掌研究会授予终生成就奖。父亲重情重义，最重、最重是乡情。八十年代中期，回乡义诊，送学送书； 2000年后，带领全体子女，为村里修路捐款；到县祖冲之中学捐赠电教设备；捐出专款，为生己养己的小山村修建了一座农民文化广场；并再捐专款，修复乡山文化遗址。正是基于这样的学养根基， “非典”时期，他上书主管中央领导吴仪，要求必须用中医药解决问题。在吴仪同志主持召开的老中医紧急会议上强烈要求，要用针灸治疗后遗症，改善患者生存质量。不仅言，而且行，不顾高龄，不惧危险，直接进入隔离室为非典患者治疗。 父亲“仁者爱人”，一生用银针治愈无数病患，攻克多种疑难杂症。他的病人从国家政要、外国元首，到平民百姓、邻里乡亲。门诊之外，坚持晚间家庭义诊几十年。 正是基于这样的学养根基，父亲从传统文化的诸多领域里汲取营养，练习书法，学习绘画，学唱京剧，研习棋艺，以修养身心。 父亲带出了鲜明的贺氏家风，这就是——长幼有序，忠厚勤俭，吃苦耐劳，求真好学，病人为大，事业为重。这家风在每个子女身上都有体现。由于拥有这样的父亲，所有子女和孙辈都与针灸结下不解之缘，都在用生命岁月做着众人拾柴之事，多数都是家庭义务门诊的主力，个个都为家学传承做出了努力，现都从事着针灸事业。 父亲的人生最爱就是书，绝大部分收入都买了医书。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夜读，他作过眉批的医书就有200多本。每次翻阅父亲摘抄的读书卡片，都让我心生敬意。永远也忘不了，当自己按照父亲的要求，把用了三年时间研习整理的《素问针灸相关文稿》拿给他时，父亲眼中泛起的泪花。我更忘不了，从2001年开始，为书写父亲从医70年针灸文集拟定提纲时，数次被他否定时沮丧以及越挫越勇的10年过往。其实对于当年他对我的严苛以及从未安慰过我的做法，也是今天才真正理解其意义所。直到父亲辞世前一个月，我们还坚持着多年的习惯，每次在病房见面都一起背诵《大学》、《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开篇段落、《难经》七门论等。几年间在病房里，和父亲一起学习过孔子的《十翼》，老子的《道德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和《伤寒论》仲景序等，并约定再开始《标幽赋》和《伤寒论针灸论说摘抄》的学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父亲总能忘掉病痛，愉悦不已。而于我来说，更是自己人生无法复制的最好时光。 了解父亲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容易激动的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老人家的血依然是热的，对于自己从事了一生的针灸事业，依然是肝胆相照。直到辞世的前两天，还在交待着思考了数月的、针灸治疗癌症的事情。 写到这里我感觉，所有的文字就像心中的泉水涓涓流淌。我知道，无数传人都把父亲珍藏在了心底。我深信，这珍藏已经化为心灵之泉永不干涸。 党的十八大提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医药是向世界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父亲用毕生的学养智慧，对中华文化的传承，进行了坚守、探索和实践。父亲毕生努力告诉我们的是，针灸学科只有植根国学沃土，秉承中华优秀学术传统，回归初始，才能永远发展有方向，传承有源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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