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批判与启蒙 |
| 正文 | 记得有年，我开车在漫漫长途中，收听电台时，听到一个节目，一位深受婚姻困扰的女子，求助于电台特邀的心理专家。她的情况是:生孩子后，她没有出去工作，整天在家带孩子，有些发胖，反应也有些迟钝，跟社会脱节。老公嫌弃她，虽然依然赚钱养家，但公开在外与别的女人同住，而且振振有词。专家开始指出她应该去找工作，建立自信，如果浪子回头，那么好好过日子，如若不然，分道扬镳。女子说了一些客观困难因素，专家立刻大骂她，骂的尖锐刺耳，我听了都有些上火，女子不停哭泣，我觉得这样骂，她肯定会崩溃的。专家怎么这样做呢？你不同情安慰她，怎么能这样无情刻薄地骂人呢？我义愤填膺，正在气头上，只听见主持人情不自禁地打住专家，专家最后解释说他要把她骂醒，让她在羞辱中激愤起来，迸发出雄心壮志。 或许，从心理学上来说，专家做法很有道理。这让我想起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胡适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正是以文字批判中国人堕落、麻木、冷酷、无知、愚昧，通过不断地骂中国人的丑，来唤醒中国人，让人们激愤，迸发出雄心壮志，改造自己，改造国民性格。后来的柏杨更是系统性地批判中国人丑陋的一面。关于这种对国民性格的批判，摩罗曾经写文章说，近代以来，中国人妄自菲薄、崇洋媚外，都是因为鲁迅们在文化上自我否定造成的。在看他的文章时，我不置可否，莫衷一是。如今想来，摩罗把鲁迅扣这么大的帽子是错误的。鲁迅的呐喊实在当时的环境下发生的，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绝无陷中国人于自卑自弃之中的不义。 批判是本身具有某种缺点或缺陷，揭露出来，本身无比完美，指责缺陷和缺点那是诬陷，所以说鲁迅是正义之举。但批判是揭示本身的缺点和或者是社会的弊端，是一种控诉，呐喊，没有指出正确的道路，正常的人格和正常的人的行为举止，以及正常的社会情态和文化，这恰恰是启蒙需要做的。 周国平在关于中国思想家对人的精神问题的态度上，指出“例如严复提出‘民德’，梁启超鼓吹培育‘新民’，鲁迅孜孜以求地呼吁要改造‘国民性’。但是，在他们那里，个人不是被看做一个人，而是被看做‘国民’，个人精神素质之受到重视，只是因为他是造成民族和国家素质的材料。二，他们对于精神层面的重视往往集中于甚至局限于道德，而关注道德的出发点仍是社会的改造。因此，在我看来，其基本思路仍不脱离社会功利，个人的精神的独立价值始终在视野外面。”所以说世纪初的思想家们做的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启蒙。 启蒙是从人的根本性出发，指出正常社会的基本常识，揭示本质问题。人的本质是什么？人的本质是身体和精神，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精神，注重精神生活才是作为人真正的存在，而不是像动物一样完全满足“肉体生活”。近代史上，最早做出哲学启蒙的是王国维，他在《教育世界》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哲学是形而上学，所探究的是宇宙和人生的根本道理，这些道理“天下万世之真理”，“唯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其即神圣之所存也。”他特别批评中国哲学家太关注政治，太有政治抱负，没有纯粹的哲学，只有道德学，把人们引向唯利是图，引向实用性，引向浅薄。可惜的是这个在世纪初的学者中，第一个为精神本身和独立价值辩护的人，在当时举国求富强的呐喊声中，他的声音完全消失了。 在启蒙方面，我觉得周国平的思想接近人的本质，他的文字简朴平和，讲的比较通透易懂，对启迪人们的思想胜过世纪初的所有思想家的批判文字。收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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