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20） |
| 正文 | （承上）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一天，他告诉学生们，党正在组织一次去哈尔滨的旅行，哈尔滨在满洲里的北部，是共产党的临时首都。哈尔滨的大部分由俄国人建成，因为有宽广的大街、装潢漂亮的建筑、精品商店和欧式咖啡吧，哈尔滨又以“东方巴黎”而闻名于世。旅行是以观光为名呈现的，但是，真正的原因是，党担心，国民党企图重新夺回锦州，他们要把拥护共产党的教师、学生和职业精英如医生弄走，以防城市被国民党重新占领，但是，他们又不能摇着警铃直接这么说。被选中去哈尔滨的有170人，我母亲和她的一些朋友就在其中。 11月末，我母亲坐火车出发去北方，她的心情格外激动。哈尔滨被冰雪覆盖着，漫步在浪漫的俄罗斯古老建筑当中，在诗一样缠绵伤感的情调当中，我的父母恋爱了。在那，我的父亲为我母亲写了一些美丽的诗歌，诗歌不仅采用了雅致的古典格式，写得非常完美，我母亲还发现，他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书法家，这使我母亲愈发地敬仰他。 新年的除夕，他邀请我母亲和她的一个女友到他宿舍，他住在一个古色古香的俄罗斯旅馆里，旅馆非常漂亮，就跟神话里说的一样。色彩明快的屋顶，装饰彩画的山墙，窗子四周和走廊里的石膏图案装饰。我母亲走进来，他看见一只瓶子放在一张洛可可式的桌子上。瓶子上有外文字母-----香槟，实际上，我父亲以前从来没有喝过香槟，他只是在外文书籍上读到过香槟。 到这时，我母亲的同学都知道了，他们两人恋爱了。我母亲，作为学生领袖，得经常去向我父亲汇报工作，人们注意到，她经常要过午夜才赶回来。我父亲另外还有几个崇拜者，其中就包括那天和我母亲一起来的那个女孩，但是，她能看到他看我母亲的眼神、他打趣的话语和他们抓住每个机会彼此亲昵的做法。她能看出他爱上了她。快到午夜的时候，朋友们一接一个的都走了，她知道，我母亲得待到最后。我父亲发现了压在空香槟瓶子底下的字条，“哎呀，我们没理由不喝香槟，我希望香槟瓶子里永远盛满酒祝福你。” 那天晚上，我父亲问我母亲她是否搞过对象。她跟他讲了她以前的恋爱关系，她说，她曾经真正爱上的唯一一个人就是她的表兄胡，但是，他已经被国民党正法了。当时，根据新的共产主义的道德标准，男人和女人是平等的，新道德和旧道德彻底决裂。他也对她讲了他的恋爱关系，他说，在宜宾，他曾经爱过一个女人，但是，他一去延安，恋爱就结束了，在延安、在游击队时，他也有过几个女朋友，但是，战争让你甚至不可能有结婚的念想。我父亲先前的一个女朋友要嫁给陈伯达，在研究院时，陈伯达是我父亲那个部门的头儿，后来，做为毛泽东的秘书，他权倾一时。 在彼此听完对方关于过去生活的坦白叙述之后，我父亲说，他要写信给锦州党委，要求批准他为了结婚而与我母亲“谈恋爱”。这是必须的程序。我母亲认为，这有点像请求家长批准，但是，实际上，确实也是这样，共产党就是新的家长。那天晚上，谈完话后，我母亲收到了我父亲的一个礼物，是一本浪漫的俄罗斯小说，名字叫唯爱。 第二天，我母亲给家里写信，说她遇到了一个男人，她特别喜欢这个人。她母亲和夏医生的第一反应不是欢喜，而是担心，因为我父亲是个官，官在普通中国百姓当中名声都不好。官除了坏以外，，他们还拥有专断的权力，他们被认为不可能得体地对待妇女。我姥姥的第一个猜测就是，我父亲已经结婚了，他要娶我母亲做小老婆。毕竟，对于满洲里的男人来说，我父亲早就过了结婚的年龄。 过了一个月之后，据判断，锦州已经安全了，去哈尔滨的组团可以回锦州了。党通知我父亲，他和我母亲谈恋爱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另外两个男人也申请了，但是他们的申请忒晚了一些，两人之中，其中之一就是梁，在地下党，他曾经是她的上线。他很失望，要求调离锦州。不管是梁还是那个人都不曾向我母亲吐露过一个字，来表示他们对我母亲有意思。 从哈尔滨回到锦州，我父亲被告知，他已被任命为锦州公共事务管理部门的头。几天之后，我母亲把他带到家里，把他介绍给家人。他一迈进家门，我姥姥就转过身去，背对着他。他跟她打招呼，她却不理睬他。我父亲很黑，而且瘦得可怕，-----这是在游击队里过艰难日子的结果。我姥姥确信，他已经四十出头了，因此，在这之前，他不可能没结过婚。夏医生很客套、很礼貌地招待他。 我父亲没呆多长时间就走了，他走后，我姥姥老泪纵横，当官的没有好东西，她哭着说。但是，通过面见我父亲，通过我母亲的解释，夏医生意识到，共产党对他们的人管得那么严，像我父亲那样的人不可能行骗。我姥姥还是将信将疑，“但是，他来自四川，共产党怎么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从那么大老远的地方出来的。” 我姥姥还是老大地不乐意，她总是怀疑、挑不是，但是家里的其他成员都偏向了我父亲。夏医生和他处得很好，他们一起聊天能聊好长时间。玉林和他媳妇也都非常喜欢他。玉林媳妇出身贫苦家庭，她的母亲就是被迫接受一桩不幸婚姻的，他姥爷玩纸牌，拿他女儿做赌注，并且把女儿给输掉了。她弟弟在一次日本的扫荡中被抓，他被强迫劳动三年，强迫劳动毁了他的身体健康。 从她嫁给玉林那天起，她每天三点就得起床，按照复杂的满洲礼节，着手准备各式各样不同的饭食。我姥姥经营着这个家。尽管他们在理论上是同辈人，玉林媳妇还是觉得她低人一等，因为她和她丈夫得依靠夏家生活。我父亲是第一个强调要平等对待她的人，这在中国是一种与过去决裂的表现。有那么几次，我父亲给他们两口子电影票，这对他们来说，可是大礼遇。他是他们所见过的第一个不摆架子的官。玉林媳妇确信，共产党是了不起的进步势力。 从哈尔滨回来不到两个月，我母亲和父亲就填了结婚申请，按照传统来说，结婚就是两个家庭之间缔结合同，从来就没有民政登记，也没有结婚证书。现在，对于那些“参加革命”的人来说，党就起到了家长的作用，党对结婚的原则是28--7--团--1。这是指，男人至少得到28岁，党龄至少得7年，级别得相当于团长。1指的是女人的符合的唯一一个条件，至少得为党工作一年。按照中国计算年龄的方法，（一出生就是一岁）我父亲二十八岁，他做党员已超过十年，他的职位相当于分区副司令员。尽管我母亲还不是党员，但是，她为地下党工作是被公认的，她符合工作满一年的原则。从哈尔滨归来后，她一直为一个叫妇女联合会的组织工作。妇女联合会处理妇女事物，联合会监督给小妾自由；关停妓院；动员妇女为部队做鞋；组织妇女接受教育；为他们找工作；告知她们妇女的权利，使她们确信不陷入违背自己意志的婚姻。 妇女联合会现在是我母亲的工作单位，这是一个完全处于党领导下的机构，在城区，每个人都从属于妇联，就像在军队里一样，妇联对每个雇工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作出了规定。妇联是我母亲生活依赖的前提，她要结婚就得先得到妇联的批准。妇女联合会又把决定权交给我父亲的单位，因为他的官位要更高一些。锦州市党委迅速做出了书面批准，但是因为我父亲的位置，他们还得等辽西省党委的批准，我父母认为不会有什么问题，就把婚礼日期定在五月四日，五月四日是我母亲十八岁的生日。 那天，我母亲卷好铺盖卷，包好衣服，就要搬到我父亲的宿舍去。她穿上她最喜欢的淡蓝色长袍，围上她最喜欢的浅蓝色围巾。我姥姥给吓坏了，还从没听说过新娘走着去新郎家的，男人应该弄一台轿子把她接过去。对一个女人来说，走着，意味着她不值钱，意味着男人不想要她。“现在，谁还管这一套”，我母亲一边捆着铺盖卷，一边这样说。我姥姥一想到我母亲不肯大办婚礼，她就更灰心了。从女孩出生的那一刻起，她的母亲就得着手给她攒嫁妆。按照习俗，我母亲的嫁妆包括，一打段子面的被子和枕头，被子和枕头上绣着成双成对戏水的鸭子，还有与四腿床相配的窗帘和窗帘盒。但是，我母亲认为传统仪式是旧时尚，是多余的。她和我父亲都想抛开那样的旧礼节，他们觉得旧礼节和他们之间的感情没有任何关系。爱，才是这两个革命者关心的唯一要紧的事情。 我母亲抱着铺盖卷，走着，去了我父亲的宿舍。像所有官员一样，他住在他工作的楼房里，市委办公楼。员工住在成排的平房里，平房都装了滑动门，所有排子房都坐落在一个大院里。当黄昏降临，到上床睡觉的点了，我母亲跪下来，把我父亲的拖鞋脱掉，恰在这时，有人敲门。一个男人站在那，他递给我父亲一条来自省委的信息 ，信息说，他们还不能结婚。我母亲的嘴唇只是紧了一下，表明她是多么的不高兴。她只是低下头，默默地收拾她的铺盖卷，简单地说了一声“待会见”，就离开了。没有眼泪，没有争吵，甚至没显露出一点愤怒。那一刻的情景蚀刻在我父亲的心上，永远都不能抹去。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他曾经对我说，“你母亲是那么的优雅”然后，开玩笑的说，“时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呀，你不像你母亲，你不会做那样的事情。------跪下来给一个男人脱鞋”。 婚礼耽误的原因是，省委因为我母亲家的亲戚关系对我母亲产生怀疑。他们非常仔细地盘问她，她家是怎样和国民党的情报机关产生关系的，他们告诉她，她必须得绝对诚实。一切都像在法庭上出示证据一样。 她还得解释，每个国民党官员是怎样和她牵上线的，她为什么会成为那么多国民党青年团员的朋友。她指出，她的朋友都是最抗日的、最有社会意识的人。她说，当1945年，国民党来锦州时，他们把它看成合法的中国政府，她自己也很有可能加入国民党，但是那时她才十四岁，年龄忒小。事实上，不久，她的多数朋友都转向了共产党。 党内出现了分歧，市委持这样的观点，我母亲朋友的行动是出于爱国动机。但是省里的一些领导对待他们是持公开的怀疑态度。我母亲被要求和她的朋友划清界限。在人们之间划清界限是共产党引入的一个重要机制，目的是拉大那些在里面与那些在外面的人们之间的距离。没有什么关系，即使是个人关系，可以有机会留下来，可以被准许发展下去。要是我母亲想结婚，她就得停止去看他的朋友。 但是，最让我母亲痛苦的事是发生在那个国民党上校-----辉哥身上的事。封锁过后，共产党胜了，我母亲兴高采烈，接下来，她急切地想看看辉哥怎么样了，她跑着通过浸满鲜血的大街，来到纪府。但是，那什么都没有了，没有街道，没有房子，有的只是一大堆瓦砾。辉哥消失了。 春天，她正准备结婚的时候，她发现他还活着，是一个囚徒-----在锦州。在封锁的时候，他企图南逃，在天津，他逃亡的旅程停了下来，当时，1949年1月，共产党占领天津，他被捉到，并被押解回来。 辉哥被认为不是普通的战犯，因为他家在锦州的影响，他被划入“地头蛇”的类别，地头蛇是指在地方非常有势力的人物，对共产党来说，他们是危险分子，因为他们享有当地人对他们的忠诚，他们的反共倾向对新政权构成威胁。 我母亲很肯定，人们在得知辉哥做的事情后，就会善待他的。她立马儿代表辉哥提起上诉，按照程序，她先得和她单位-----妇联的直接领导讲，她的单位再将她的上诉呈交更高一级的权力机关，我母亲不知道最后是谁说了算。她找到于五，让他为上校作担保。于五了解辉哥，而且，就是他指示我母亲与辉哥联系。于五写了一个报告，描述了辉哥做的事情。但是，他又说，辉哥也许是出于对我母亲的爱才这样做的，他说，辉哥被爱蒙蔽着，他也许不知道他这样做是在帮助共产党。 我母亲又去找另一位地下党领导，他知道上校做的事情。他也拒绝说辉哥帮助共产党做事。事实上，他根本就不愿意提辉哥这个角色，不愿提他搞情报送给共产党这回事，这样，他就可以自己独享这份功劳。我母亲说，她不曾和辉哥恋爱过，但是，她又拿不出证据。我母亲和辉哥为给共产党做事，曾经心照不宣彼此提要求，做承诺，我母亲援引这些事实作证明。但是，这些却被看做是辉哥企图为自己买“保险”的证据，而共产党对这类事情是非常小心谨慎的。 在我母亲和父亲准备结婚的日子里，所有这一切都在进行着。这给他们的关系罩上了一层阴影。然而，我父亲对我母亲的困惑表示同情，他认为应当善待辉哥。我姥姥喜欢辉哥，她曾经视上校为自己的女婿。但是，我父亲没有让这件事影响到他的判断。（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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