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65) |
| 正文 |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我的二弟，小黑，在1967年初的时候已经十二岁了，他没有任何事可做，不久，他就发现，他已经卷入了一个街道的帮伙里。实际上，在文化革命之前，街帮是不存在的，但是，现在，街帮却很兴旺。街帮被称作“码头，”码头的头目被称作舵手，其他的人都是“哥们，”而且每人都有昵称，昵称通常都与动物有关：要是一个男孩子长得瘦，他就被称作“瘦狗”，要是一个男孩长着一头灰头发，他就被叫做“灰狼。”小黑被称作“黑蹄子，”这部分是因为他的名字，黑，意思是黑颜色，另外，还因为，他很神秘，跑腿办事非常快捷，跑腿办事是他的一项职责，因为，他比帮里面大多数成员年岁都要小。 起初，帮里的人对待他都像对待尊贵的客人，因为他们都很少能认识高干的孩子。帮里的成员往往都来自贫穷的家庭，他们通常都是在文革前就已经辍学的孩子。他们的家庭不是文化革命的靶子，他们对文化革命也不感兴趣。 一些男孩子竭力模仿高干孩子的行为做事方法，他们根本不理会这样的事实，高干已经被打倒了。在做红卫兵的日子里，高干的孩子喜欢旧式的共产党军队的制服，因为他们是唯一有门道搞到这些制服的人，他们通过他们的父母搞到这些制服。一些街上的男孩通过黑市交易搞到旧式制服，或者是把他们的衣服染成绿色。但是，他们缺乏精英的高傲气质。他们的绿色通常都不是正宗的绿色。他们被高干的孩子嘲笑，也被他们的朋友嘲笑，他们被嘲笑为“冒牌货。” 后来，高干的孩子们就改穿深蓝色的上衣和裤子了。尽管那时大多数人都穿蓝色衣服，但是，他们的蓝色衣服是一种特别的蓝色，从上到下都着同样的蓝色就更不一般了。在他们弄出这种与众不同的标记之后，出身其他背景的男孩女孩就都避免去模仿他们了，因为他们不想被人当成冒牌货来对待。这种情况也出现在一种鞋上：黑色的鞋帮，白色的塑料鞋底，鞋帮和鞋底之间有一圈白边。 一些帮伙成员发明了他们自己的穿衣风格，在外衣里面穿很多层衬衫，把衬衫的领子翻在外面，翻出的领子越多，你就会被认为越了不起。小黑经常在他的上衣里面穿六层或七层衬衫---甚至在炙热的夏天，他也要穿两层衬衫。运动裤总要露在被剪短的裤腿的外面。他们还穿白色的运动鞋，运动鞋没有鞋带，他们还带军帽，军帽里面四周垫上纸板，纸板将军帽顶部四周边沿撑起来，这样看上去非常精神。 小黑他们那帮“哥们”打发空虚日子的一个主要方法就是偷盗。甭管他们偷到什么，他们的赃物都得交给舵手，再由舵手平均分配给帮伙成员，小黑忒胆小了，不敢偷任何东西，但是，他的兄弟毫无怨言地分给他应得的那一份。 在文化革命时期，偷盗，特别是掏兜和偷自行车，非常普遍。我认识的大多数人，他们的兜至少都被掏过一次。就我来说，购物过程中，或者丢掉自己的钱包，或者看见别人因为钱包被偷而大声喊叫。警察，他们已经分裂成不同的派别，只起到象征性地监视作用。 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大批的外国人开始来到中国，他们很多人都对中国社会“道德纯净”印象深刻。一双被扔掉的袜子会循着它的主人的行踪从一千英里之外的北京追到广州，并被清洗干净，整齐的叠放在他的旅馆房间里。游客们没有意识到，这是因为，只有那些处在严密监视下的外国人和中国人才会得到如此的关注，或者是因为没有人敢偷外国人，因为哪怕是偷一条手帕也可能会被判死刑。干净的，折叠整齐的袜子和社会的真正状态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只是在演戏，是国家上演的戏剧的一部分。 小黑的“哥们”对追女孩也非常上瘾。像小黑这样的十二，三岁的男孩对追女孩这样的事会感到非常害羞，所以，他们成了大一点儿的男孩子们的信使，为他们递送他们的满是谬误的求爱信，小黑会去敲一家的门，同时，心里祈祷，开门的是女孩自己，而不是她的父亲或兄弟，要是他们的话，他们肯定会搧他的耳光。有时，当恐惧占了上风的时候，他会把信从门底下的缝隙塞过去。 当一个女孩拒绝了求爱的建议，小黑和其他小一点儿的男孩子就会变成遭拒绝的恋人实施报复的工具，他们会在她家门前弄出很大的响动来，他们会用弹弓打她家的窗户。当女孩出来的时候，他们会朝她吐吐沫，朝她骂脏话，朝她晃动中指，他们骂出的脏话连他们自己也不能完全明白。汉语里侮辱女人的术语非常形象：“傻比，”“马鞍，”“溢油的灯，”“破鞋。” 一些女孩试图在帮伙里找保护人，更加有能力的女孩自己则变成了帮伙的女舵手。这些卷入到男人世界的女孩得意地得到了她们自己的美妙绰号，例如“带露的黑牡丹，”“破酒船，”“蛇精。” 帮伙的第三个主要职业就是打架，只要有一点儿挑衅就打起来。小黑对打架感到非常刺激，但是，让他遗憾的是，他被赋予了被他称为生来“胆小的性格，”只要一看到架打得激烈起来了，他就会跑掉。正是因为他缺少逞能的勇气，在这些毫无意义的交战当中，他毫发无损的存活了下来，而很多男孩子受伤了，甚至被杀了。 一天，他和他的哥们像往常那样正在闲逛，帮伙的一个成员跑过来说，他们的一个哥们的家刚刚被另一个码头给抄了，这个哥们被强迫“放血。”他们跑回到他们自己的“码头船厂”去拿武器，---棒，砖，刀，线，鞭子，和短棍。小黑把一个三节棍别在了皮带上。他们跑到那个出事的家里，但是，他们发现，他们的敌人已经走了，他们的哥们被送进了医院。小黑的舵手写了一封信，信里满是语病，他向那个肇事的帮伙发出挑战，小黑负责递送挑战信。 这封信要求在人民体育场来一场正式的战斗。体育场里有的是空地，体育场现在已经不再主办任何体育赛事了，竞技体育受到了毛泽东的谴责，运动员都投身到了文化革命当中。 在约定好的那天，小黑他们的帮伙有十二个人等在跑道上。漫长的两个小时过去了，然后，一个二十出头的人一瘸一拐地走进体育场。这是“瘸子”唐，他是成都黑道著名的人物。尽管他相当年轻，他所得到的尊敬通常是老者才能够得到的。 瘸子唐是因为小儿麻痹症才变成瘸子的。他的父亲曾经是一名国民党官员，所以儿子被分配了一个不怎么样的工作，他工作的小工厂就座落在他家老房子的附近，他家的老房子已经被共产党没收了，工作在这种小单位的职工不能享受大工厂工人享受的福利待遇，例如，就业保障，免费的医疗服务，和养老金。 他的出身令他不能够去接受更高的教育，但是，他绝顶地聪明，它实际上成了成都黑道的首领。现在，他应另一个码头的请求来到这里。他掏出几盒硬盒的上好香烟递给大家。他传达了来自另一个码头的道歉，还传达了他们的承诺，他们承担损坏房子造成的费用，承担医疗费。小黑的舵手接受了对方的道歉和承诺，对瘸子唐是不能说no的。 瘸子唐不久就被逮捕了。到1968年初的时候，一个新的阶段，文化革命的第四阶段就开始了。第一阶段是十几岁的红卫兵；然后出现了造反派，造反派攻击走资派；第三阶段是造反派之间的战争。毛泽东现在决定停止派性斗争。为了让人们顺从，他制造恐怖气氛，以此表明，没有人可以逃脱，一大部分迄今为止还未受到运动影响的人，包括一些造反派，现在都变成了受害者。新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的向前推进，这些新的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新的阶级敌人。这些迫害运动中最大的运动就是“清理阶级队伍，”这个运动宣布瘸子唐是阶级敌人。1976年，文革结束的时候，他被释放了出来，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的时候，他成了一名企业家，成了百万富翁，他是成都最富有的人之一。他家的快要倒掉的老房子又被还给了他。他拆了老房子，建起了一栋两层小楼，小楼很是风光。当迪斯科风靡中国的时候，人们经常看见他坐在最惹眼的位置上慈祥地看着男孩女孩在那里跳舞，这些男孩女孩都是他的随从人员。他一边看跳舞，一边缓慢地点着一沓厚厚的钞票，点钱的时候，他刻意地表现出一种满不在乎的样子，他为所有人买单，以显示他新发现的权力---钱。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毁掉了几百万条生命。在一个单一的案件中，这个案件被叫做“内蒙古人民党事件”，大约百分之十的成年蒙古人被用刑或受到肢体的虐待；至少两万人死亡。这场运动是经过试点之后才形成的，试点单位是北京的六家工厂和两所大学，试点学习在毛泽东亲自监督下进行。在一家工厂的汇报中，这家工厂是新华社的印刷单位，有这样一段是这样说的：“在这个女人被打成反革命之后，有一天，当她正在做被强制劳改的工作的时候，警卫失神了，她跑到女宿舍的四楼，从窗户跳了出去，自我了断了。当然了，反革命自我了断是不可避免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很可惜，我们现在少了一个‘反面教材。’”毛泽东在这个汇报上写道：“这是我读过的类似的汇报中写得最好的汇报。” 这场运动和其他的运动都是由革命委员会来操纵的，革命委员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于1968年6月2号。革命委员会的领导还是领导预备委员会的那四个人---两个军队的领导和婷夫妇，委员会里包括两个主要造反派阵营的头目，红色成都和8月26，还包括一些“革命官员。” 毛泽东新的政权体系的巩固对我家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最初的一个结果就是决定撤掉走资派的部分工资，只是每个月留给每个人一点儿现金补贴。我们家的收入被裁掉了一半多。尽管我们没有被饿死，但是，我们已经负担不起到黑市上买东西了，国家的食品供应在急剧恶化。肉的配额，举例说，每人每月半磅。我姥姥很着急，她日夜都在计划着要让我们孩子吃好，要为我们被拘留的父母准备食物包裹。 革命委员会接下来的一个决定就是让走资派搬出大院为新领导人腾地。在一个三层楼的顶层我们家分到了一些房间，这座楼曾经是一家杂志办公的地方，现在这家杂志已经停办了。顶楼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卫生间。即使是刷牙，或者将剩茶倒掉，我们也得下楼。但是，我并不在意，因为这座楼非常别致，我非常稀罕漂亮的东西。 这座楼房不像我们大院里的公寓楼，公寓楼是没有特点的水泥楼房，我们的新住处是砖木结构的楼房，楼房的两面都是正脸，优雅的飞檐之下是漂亮的窗户，窗框油漆成棕红色。后花园里栽满了桑树，前面的花园里有一个爬满藤蔓的葡萄架，一个夹竹桃林，一颗桑树，和一颗巨大的叫不上名字的树，树的果实就像青椒，一小簇一小簇地的掩藏在叠加的树叶当中，树叶就像船的形状，棕黄色，质地很脆。我特别喜欢装饰用的香蕉树，喜欢香蕉树很长的弧形的叶子，在非热带的气候条件下，香蕉树是很难见到的。 在那些日子里，美受到如此鄙视，以至于，作为惩罚，我的家被弄到了这里。主房间很大，呈长方形，有镶木地板，房间的三面都是玻璃，这让房间非常敞亮。在晴天的时候，玻璃窗会提供给你一幅遥远的西部四川雪山的全景图。阳台不使用普通水泥建成的，是用木料建成的，木料漆成棕红色。阳台的护栏上画着希腊图案。另一个房间朝向阳台，房间有一个尖屋顶，屋顶高得不同寻常，---大约有二十英尺高，屋顶上暴露着房梁，房梁漆成猩红色，油漆已经褪色了。我立马儿就爱上了我们的新住所。后来，我才意识到，冬天的时候，长方形房间是来自各个方向的寒风的战场，寒风透过薄薄的玻璃窗钻进房间里，刮风的时候，尘土像下雨一样从高屋顶上落下来。但是，依然，在平静的夜晚，躺在床上，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高高的桑树的影子在墙头上摇曳，我心里充满了喜悦。走出大院，走出大院肮脏的政治，我感到如此的轻松。以至于，我希望，我们家永远都不再靠近大院。 我也喜欢我们新的街道。街道叫陨石街，因为在几百年以前，一颗陨石落在了那里。街道是用鹅卵石铺就的，鹅卵石一颗一颗地挤着排列在街道上，与大院外面的沥青路面相比，我更加喜欢这个鹅卵石路面。 唯一能令我想起大院的是我们的邻居，邻居在我父亲的部里工作，他们属于邵夫人的造反派。当他们看我们的时候，他们的表情像钢一样的僵硬冷酷，我们很少说话，在躲不开，不得不说话的时候，他们总是对我们狂吠。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是那家已停办的杂志的编辑，他的妻子是一名教师，他们有一个六岁的男孩叫舟舟，舟舟和我弟弟小方同龄。一个低级的政府官员经常带上她五岁的女儿赶过来拜访他们，三个孩子经常在花园里一起玩。我姥姥很担心小方和他们一起玩，但是，她又不敢阻止他---我们的邻居可能把这个解释为对毛主席的造反派怀有敌意。 在通向我们房间的红酒颜色，螺旋形状的楼梯脚下有一张很大的半月形状的桌子。在过去的日子里，一只巨大的陶瓷花瓶会放在上面，花瓶里插上一大束冬茉莉或者一大束桃花。现在，桌子上面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三个孩子经常在上面玩。一天。他们玩“医生”游戏：舟舟是医生，小方是护士，那个五岁的女孩是病人。她趴在桌子上，拽起裙子准备打针，小方拿着一块木头，把木头当做他的“针”，木头是从一张破椅子的椅背上掉下来的。就在这个时候，女孩的母亲踩着砂石的台阶下来了。她吼叫着，一把就把她的女儿从桌子上拽了下来。 她发现孩子的大腿内侧有几处刮痕。她没有带她去医院，相反地，她从我父亲的单位叫来了一些造反派，我父亲的单位离这里只隔几条街道。一群人很快就涌进了前花园。我母亲碰巧从拘留的地方回来，她要回家呆几天，她立马儿就被抓到了。这些成年人抓住小方，朝他吼叫。他们告诉他，他们会打死他，要是他不说出是谁教他“强奸女孩”的。他们试图强迫他说是他哥哥教他这样做的。小方说不出一句话来，甚至不能哭出来。舟舟看上去也给吓坏了。他说，是他让小方打针的。但是，成年人朝他吼叫，让他闭嘴，他们继续威吓小方。最终，在我母亲的建议下，这群人，推搡着我母亲，拽着小方，暴风一样地去了四川人民医院。 他们一走进门诊室，女孩愤怒的母亲和情绪激烈的人群就开始向医生，护士，和其他的病人说出了他们的指控：“走资派的儿子强奸了造反派的女儿！必须得让走资派父母赔偿！”当女孩在医生的诊室接受检查的时候，走廊里一个年轻人，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喊道，“你们为什么不把走资派父母抓起来，把他们揍死？” 当医生检查完那个女孩，她走出来宣布，绝对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女孩被强奸了。腿上的刮痕不是新近刮的。刮痕不是小方那块木头弄的，那块木头，就像她出示给大家的那样，是油漆过的，是光滑的。刮痕很可能是因为爬树造成的。人群散去了，但是，很不情愿。 那天晚上，小方有些精神错乱。他的脸色潮红，他叫喊，他口齿不清地说胡话。第二天，我母亲带他去了医院，在医院里，医生给他开了大剂量的安眠药。几天之后，他又好起来了，但是，他不再和其他孩子玩了。因为这个事件，他实际上在他六岁的时候就和童年说再见了。(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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