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母校————鹿伦琼 |
| 正文 | 我的第一母校，就坐落在张肖河畔的宝云寺村，尽管三易校址，搬来搬去，还是没有离开这个乌龟墩。 小时候，我喜欢朝那里傻望，这个平坦的冲洼里隆起的乌龟形小村庄，显得孤独寂寞。再大些，墩上那棵老椿树上的几个鸟窝，绿影摇曳的竹林，墩下雾气迷茫的大官塘，让我们浮想联翩。而大人们津津乐道的，墩上遍地韭菜似的兰草花，幽深的毛狗洞，断垣残壁的寺庙，古老晦涩的碑文，更上令我们神往。 与我同龄相仿的伙伴很多。那时流行一句，吃饭一桌小嘴，睡觉一床小腿，干活俩个老鬼。的确，这些“粮食过关”后的伢子，大多是连胎生的，到了70年代初，农村一般家都有四五个，甚至更多。 那时的我们，顽皮得要命。见着石磙翻个身，见着牛桩踢三脚。上山抓斑鸠，下水掏老鳖。地里烧山芋，田里抠荸荠。草根当美食，龟蛇是玩具。这家的锅巴罐子被打碎了，那家的窗户纸被舔破了。小村庄被这些伢子搅的乌烟瘴气。 这年正月，社员们商量着，得办个学校，管管这些伢子，给小牛犊们套个笼头。挑老师，没费劲。我父亲打算盘，写毛笔字，讲评书，远近闻名，大家一致推举他做老师。 找教室，可是个头痛的大事了。春天，青黄不接，肚皮难填饱，哪有资金盖学校？家家人口多，屋子小又窄，那有宽敞的房子让给学生？一群人嚷了半天，最后决定“开门”办学---就是晴天在外面上课，雨天放假，等秋后再盖一所学校。就在大伙儿要散场的时候，有人说话了。他是我的一个远房表哥，父母早亡，单身一人守着两间个空房子，在大队里管桃园。他说他愿意把房子让出来做教室。大伙儿吃惊，问他住哪儿。他说：“生产队里，一年分的几捆草，还不够烧饭，哪有草修房子？近几年不修不补，风吹雨淋，快倒了。我一求你们给我修修补补，二也想你们管好这些伢子，不要总是去偷我桃子，三也想沾点书香气儿，转转运气。我到桃园边上，搭个棚子住。” 从此，乌龟墩上的那间“介”字形的土墙草顶的农舍，就成了我们的学校。我们交了5毛钱的学费，背起破裤衩改成的书包，趴在泥巴垒成的课桌上，看着水泥黑板，听老师讲课。那秋后盖教室的事，被抛到了脑后，没人提起。 表哥大概真的沾了学校的仙气，第二年春天，一位苏北姑娘来走亲戚，看上了他。他们要结婚，学校不得不另选教室。 有了仙气这一说法，找教室变容易了。村西头的一位，按辈份算起来也是我的侄孙，主动找到大队支书家里，说要把两间房子，让出来做教室，他自己想到江南的东至县去造梯田，只求大队给他开个介绍信。 我们又有了新的教室。在这里读了两年，学生越来越多，教室里挤得满满的的。我们已经无法忍受三个年级混在一个教室里，由老师轮流上课;老师也无法忍受我们常常去讥笑同教室小同学的幼稚与“糊涂”。记得一次，我们三年级正写作文，背对我们的另一个年级正上语文课，老师问一个小同学会写什么字，小同学自信地说他会写“手”字，说着大摇大摆地走向黑板，他把左手按在黑板上，右手拿粉笔沿手指认真地描着，哈，他手一松开，一个漂亮的手图印在黑板上，顿时，二，三年级夸张地笑起来，一个个拍手跺脚，弄得满屋子尘土飞扬，声如响雷。那些干活的社员，听到哄叫，不知咋回事，放下锄头，也跑来围观。 自此，大家才想起要建一座像样的学校。 于是，这个生产队挑来稻草，那个生产队运来土坯;割掉墩边的杂草，辟一块场地，打几根木桩，拉几根草绕，揣几堆淖泥......热火朝天地干起来。 自此，在灯山南麓，大官塘北岸，在一个小小平原上凸起的乌龟形的古墩上，就有了一所学校。这，就是我无法忘怀的母校。 又过了几年，再建几间房子，还找几个下放学生做老师，这里又办起了戴帽初中。 那时，我们从来没做个什么家庭作业，有了，也没纸写，上厕所，只能用树叶或草，那有纸这金贵的东西？一学期只用一，两个本子。一天只上四节课，早晨，我们可以给家里扫地，放鹅，放鸭;中午可以给家里做饭，洗衣，抬水;放学时可以放牛,拾粪,砍草挣工分。小弟小妹在家无老人看管，可以带到课桌下玩耍，老师是允许的，就是哭闹，老师只会拔茅蕙，掐蔷薇苔等好吃的哄他们，绝不会责骂。 母校，虽然你低矮，寒碜，但在我心里永远高大明亮。 合肥蜀山区南岗镇八一学校 鹿伦琼 手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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